开元年间唐朝和突骑施关系破裂后联合大食与西域诸国将其分解|开元|苏禄|阿史那

　　突骑施人和突骑施部落的源流，目前学界尚未完全达成共识。但突骑施部落是由，突骑施、车鼻施、处木昆三姓为核心，组成的部落联盟（“三姓突骑施”），基本已是定论。另外，突厥汗国崛起后，曾以“铁勒”作为共同族名的突骑施各部，均臣服于突厥。在族裔构成复杂的西突厥汗国中（“十姓突厥”），突骑施部是“异姓”突厥（也称“别部”），也基本是定论。《旧唐书》称：“突骑施乌质勒者，西突厥之别种也。”

　　突厥汗国是以“阿史那王族”为核心构成的游牧政权，历代可汗均由阿史那一族担任，且掌管军政大权的各“吐屯”（官名），也必须出生阿史那家族。这种管理模式的基础条件是，阿史那家族足够强大，一旦王族衰微，不出乱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当乌质勒（690年——706年在位）整合了周边各部，开始带着突骑施崛起，也就意味着西突厥政权威望的跌落。之后的历代突骑施领袖，都以痛打西突厥阿史那王族为主业。乌质勒痛打阿史那·斛瑟罗、娑葛痛打阿史那·忠节、苏禄痛打阿史那·献。即便突骑施汗国已经分裂，莫贺达干还杀了阿史那·昕。

　　阿史那·斛瑟罗、阿史那·忠节、阿史那·献、阿史那·昕可都是唐朝册封的可汗，一度是唐朝在西域实施统治的代言人。（阿史那·献曾官至北庭大都护、碛西节度使、四镇经略大使，全权指挥天山南北军事。）

　　历代突骑施首领，不光打唐朝的脸。他们在对抗唐朝支持的阿史那之余，还痛打了后突厥、痛打了吐蕃及其盟友阿史那·馁子，当然也没少向安西四镇出手。

　　等到突骑施一代雄主苏禄主政时期，虽然唐朝很清楚苏禄的心思。《新唐书·突厥传下》：“（苏禄）诡猾，不纯臣于唐，天子羁系之，进号忠顺可汗”。但相比实在难堪大用的阿史那王族，唐庭还是决定，拉拢突骑施这把快刀。

　　开元十年（722年），唐庭册封阿史那·怀道之女为金河公主，与苏禄和亲。有意思的是，周边其他势力也觉得突骑施刀挺快，苏禄连娶了唐朝、突厥和吐蕃三位公主为妻。“既以三国女为可敦，又分立数子为叶护”。

　　很快，苏禄的野心就成了唐朝可以利用的资源。

　　开元十二年（724年）至开元十八年（730年）间，突骑施击败了大食。苏禄之名成了大食人心中的梦魇，被称为“阿布·穆扎衣”，意为“狂奔的公牛”。

　　凭借苏禄对大食的暴击，不但中亚昭武九国纷纷独立，唐朝也趁机将一直窝在长安，不敢回家的护密国王罗真檀（唐朝册封）送回吐火罗组织反抗大食的起义。

　　开元十八年（730年），苏禄打完大食后，遣使入长安报捷，唐朝特意摆下庆功宴。“十一月，突骑施遣使入贡，上宴之于丹凤楼，突厥使者预焉。二使争长，突厥日:‘突骑施，小国，本突厥臣，不可居我上。’突骑施曰:‘今日之赛，为我设也，我不可居其下。’上乃命设东、西幕，突厥在东，突骑施在西。”此时，作为西域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突骑施和唐朝的关系进入了最佳状态。

　　这种最佳状态没有持续太久，两国很快就崩了，而且崩得极其彻底。

　　刘涣事件爆发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四月，突骑施和唐朝突然就崩了。

　　苏禄兴兵侵犯安西、北庭，战争打打停停持续了五年之久，直到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北庭都护盖嘉运破突骑施，苏禄被部下所杀，苏禄之子吐火仙继为可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盖嘉运擒苏禄之子吐火仙，献俘于京师，这场战争方结束。

　　这场导致苏禄毙命的战争，究竟因何而起呢？还得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的“刘涣事件”说起。

　　《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二十二年四月甲寅，北庭都护刘涣谋反，伏诛。”

　　北庭都护刘涣被诛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擅杀突骑施贡使，激起绢马贸易冲突，酿成一场兵灾。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四月，突骑施俟斤阿悉吉·阙驱马至北庭（新疆吉木萨尔）贸易，同北庭都护刘涣发生纠纷。恰巧一个叫何羯达的人，从突骑施来降，声称阙俟斤贸易为假，“图陷庭州”为真。刘涣并未详察，也未奏报，便擅自调动军队围杀突骑施商队，夺其马匹。

　　与此同时，突骑施阙伊难如等人，贩运银瓶、黑毯、赤縻等贵重商品，从吐蕃而来。在经过葱岭守捉（新疆塔什库尔干）关卡时，货物送回吐蕃，人员则拘于唐境。

　　两个偶发事件，同时在天山南北爆发，让突骑施苏禄及其恼火。他发兵向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新疆库车）进犯，“孤城小堡，仓卒见危，大率而言，其数非少”。

　　唐廷为缓和冲突，以“处置狂疏”下旨切责，北庭都护刘涣慌恐，暗中与沙陀部联系，妄图挟兵自救，被唐朝以“谋反”之罪诛杀。

　　其实，事情走到这里，还是有挽回余地的。

　　苏禄兴兵示威，一开始不过就是三个诉求：1、诛杀肇事者刘涣，给阙俟斤报仇；2、赔偿被刘涣劫掠的牛羊；3、要求责备葱岭边军，释放被扣人员交还货物。而此时，刘涣已经伏诛，阙伊难如也已释放，人的问题都已解决，就剩下钱的问题了。

　　可惜，唐朝的使臣没有当年郭元振的手段。郭元振曾“大风雪，元振立于帐前，与乌质勒语。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乌质勒老，不胜寒，会罢而卒。”

　　这次来谈判的唐朝使臣自恃开元年间唐军的盛势，与突骑施针锋相对，毫无回转的举措。

　　他认为“刘涣事件”中，阿悉吉·阙“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计议，即起异心，何羯达所言，即是彼人自告，踪迹已露，然后行诛，边头事宜，未是全失”。也就是说，突骑施的商队在北庭形迹可疑，也负有责任。唐朝处置的方式“以搜杀彼使，兼为罪责，破刘涣之家，传首于彼”，已算是仁至义尽。至于苏禄“纵有怨望，亦合且有奏论，联若不依，举兵未晚，而乃总无来状，即起凶谋，侵我西州，犯我四镇”，已给唐朝造成了损失，赔偿之事免开尊口。如果“彼若计索马价，我亦须得此物”而葱岭守捉扣留的货物，已“送还赞普，其中一物不留”，还冷冰冰地揶揄道：“我中国虽在贫下，固不以此为贵，可汗宜识此意，勿妄生词”。至于苏禄要求责罚葱岭守做的要求，使臣回应道：“阙伊难如越界，如此不捉，更捉何人？”

　　就这么一来二去，矛盾越来越激化。两个国家都认为自己做得仁至义尽，是对方无理取闹。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春，恼羞成怒的苏禄兵围拨换城，唐军守将朱仁惠战殁。《旧唐书·玄宗上》:“开元二十三年，突骑施寇北庭及安西拨换城。”随后，唐朝与突骑施两军围绕着安西四镇进行了多次血战，战事极为炽烈。

　　联合大食和西域诸国肢解突骑施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突骑施与唐朝在西域大打出手。

　　战端呈现互有胜负的僵持局面，期间苏禄数度遣使“以防大食之心，以镇杂虏之心”请和。

　　但此时，唐庭对苏禄已经失去信任，认为“此虏奸诈，首尾百端，外示求和，内将诱我”，依旧在进行全面战争的准备。说白了，唐朝觉得突骑施已“养虎为患”，要对苏禄下手了。

　　唐朝在内部征调了数万人进入西域，限令诸道筹措一月熟粮，十二月上旬齐集西（新疆吐鲁番）、庭等州，作为后勤供应。对外则凭籍唐朝的传统威信，传谕中亚诸国王、叶护攻伐苏禄，“富贵之举，彼贼是资”。

　　唐朝还用了“远交近攻”之计。《敕四镇节度王斛斯书》记载，“得卿表，并大食东面将军呼逻散何密表。此虽远著，亦是强国，观其意理，似存信义。若四月出兵是实，卿彼已合知之，还须量宜与其相应使知此者计会，不是空言。且突骑施负恩，为天所弃，何密若能助国破此寇仇，录其远劳，即合优赏。”

　　这说明，安西都护王斛斯的使臣张舒耀，已“星夜倍道，与大食计会”，并取得了白衣大食东面将军回应，双方约定于四月出兵，东西夹击突骑施。

　　在唐朝一系列的组合拳下，突骑施的战场优势渐渐失去。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秋，盖嘉运统兵深入碎叶川西，“至突厥室点密城，逢贼便斗，多有杀获”。而后，安西、北庭两路唐军南北夹击，解了庭州之围，突骑施大败。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大食军队如约而至，苏禄为免两线作战，遣使唐朝请求和谈，自己则亲自率领精骑逾阿姆河，入吐火罗境。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大食与突骑施在喀里斯坦展开决战，这次苏禄惨败，仅以身免。强弩之末的突骑施汗国，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又遭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