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同一个帝王，如果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来评价，会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比如赵匡胤，在士大夫眼中，他就是“仁主”；但如果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人就是个完完全全的暴君。朱元璋则完全相反，在士大夫看来，他杀人如麻，是个如假包换的“暴君”；但在老百姓眼里，他则是一位千年难遇的好皇帝。

　　赵匡胤几乎善待了所有人，唯独漏掉了老百姓

　　赵匡胤的仁义之名大半来自“杯酒释兵权”。与历代开国皇帝大肆屠杀功臣的普遍操作不同，赵匡胤与他的功勋们达成了这样的交易：你们放弃兵权，我承诺给你们世代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除此之外，赵匡胤与他的弟弟赵光义制订了一系列的规定，善待社会精英（尤其是文人）、优待各级官员（尤其是文官）。

　　比如，传下不得杀害大臣及言事官的祖训，这在历朝历代是独一份；大幅提高科举名额，平均每年的进士录取人数是唐代时的数倍，让更多的读书人得到飞黄腾达的机会；与唐朝不同，宋代的文人一旦考取进士，立马可以被安排一官半职，从此捧着金饭碗；宋朝还规定宗室人员不得参与科举，把机会全部让给社会人士；而且，宋代的“官户”不仅可以免交赋税、免服劳役，中高级干部甚至享有“任子”的权力，即子孙可以直接做官；朝廷大员在退休时，还可以“致仕恩泽”，即有权火线提拔几个亲信；赵匡胤还设立了“公使库”，类似于驿站，不过只招待（并且是免费）路过的官员、士大夫，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所以，这样的皇帝，在掌握了社会话语权的文人眼中，能不是“仁主”吗？不过在老百姓眼里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任何时代，社会的总资源都是有限的，宋朝给予各级官员、士大夫的如此丰厚的优待，意味着要有人为此买单；此外，由于常年向北方的政权交保护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那会是谁来买单？打皇室的主意是不可能地，只有占据王朝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了：其他的朝代，在建立之初总会推行不同程度的均田制、减免赋税，以尽快让民间休养生息。但两宋时期，从来都对土地兼并视而不见，任其发展；两宋的税负，在封建时代称得上登峰造极，主要的两税（夏秋两季征收的田赋和资产税）比唐代多了6倍，此外还有人头税，家里人口越多，就得交更多的钱，因此南方一些地方甚至盛行杀婴的习俗；出钱之外，还得出力。宋代老百姓要从事的劳役主要包括押运官物、督征赋税、抓捕盗贼、在衙门打杂等，当然都是义务劳动。前两项尤为残酷-事情如果办砸了，办事的老百姓得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直至坐牢。

　　因此，两宋期间，一共发生了400多场农民起义......这些人面对横征暴敛实在是熬不下去了。

　　朱元璋对官员苛刻、大肆屠杀功臣，但他是少见的善待百姓的皇帝

　　朱元璋则是另一个极端，他是历朝历代中，发自内心的善待老百姓的皇帝。

　　在建立明朝后，朱元璋基于他对民间疾苦的了解，立即着手开展了以减轻农民负担、解放劳动力为目的的一系列执政措施：为了打击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问题，朱元璋徒富民、抑豪强，派使者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丈量土地、清查户口，让耕者有其田，并且颁布了众多刺激垦荒的政策；在各地大兴水利，轻徭薄赋、鼓励生产；除了粮食之外，还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实现民间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提高抗风险能力；厉行节俭、爱惜民力，绝不铺张浪费、骄奢淫逸。同时还大规模解放奴婢。此外，朱元璋深知天灾人祸给普通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常常对受灾农民给予免税的待遇，甚至直接由政府救济。

　　在朱元璋统治期间，真正做到了以民为先，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百姓安居乐业生活，生活逐渐稳定复苏，这一时期，史称“洪武之治”。

　　但对于官员，朱元璋则是另一幅模样。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为了惩治贪官，他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颁布了一条规定：贪污六十两以上的，一律枭首示众、剥皮楦草。也就是把贪官污吏活生生地剥下皮，其后在人皮中填满乱草，接下来再完整的缝合起来、还原成人型，然后挂在各级官衙内外“示众”，让每天上下班的官员天天看着、以儆效尤。

　　出于给子孙后代创造良好统治环境的考虑，朱元璋大肆诛杀功臣。比如胡惟庸案爆发后，一共杀害了一万五千多人；不久后另一位功臣李善长等人也因牵连此案全家被杀。最终，这一案件前后被杀的几十家王公贵族，共三万多人。不久后，名将蓝玉也因罪名被杀，并顺藤摸瓜进行了大规模的株连、清洗，据说受此案牵连而死的高官超过2.5万人。除此之外，其他的开国功臣也很难得以善终。

　　二人完全相反的为政方式，无关乎善恶、只源于迥异的创业经历

　　对于赵匡胤、朱元璋二位帝王的行为，不能简单的用好、坏来解释。二人对官员、百姓几乎完全相反的方式，只是源于他们不同的出身，以及获取政权的不同形式。

　　赵匡胤建立宋朝，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后周世宗柴荣在位时，出身武将世家的赵匡胤因功逐渐备受重用，最后甚至成了托孤大臣；由于兵权在手，其后他在陈桥驿黄袍加身，过程整体而言是比较顺利、和平的。夺位后，无论对文官还是武将，他都采取了宽容的处理方式，让利于这些身处统治阶级内的人员，以稳定人心、巩固政权。对于老百姓，他则继续沿用了五代时普遍的倾轧模式。

　　其实这也容易理解：五代十国时的政权更迭，都是源于武将夺权，没有一起是农民起义造成的。赵匡胤并没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感悟，或者说，在他的眼中，“水”就是武将、士大夫。

　　而出身社会底层的朱元璋，则是自下而上的夺取政权。出身贫苦、父母双亡、剃发为僧、四处乞讨，幼时的朱元璋历经了人间最悲惨的劫难。其后他参加农民起义军，以自己的努力与卓越天分，创造了从乞丐到皇帝的华丽转变。这样的人生经历，使得他对于民间疾苦了如指掌，对于百姓所忧所喜心知肚明；而对于贪官污吏、横征暴敛，他则深恶痛绝，并且深知由此带给政权和社会的危害；同时，为了避免在自己死后功臣乱政，他采取了极端的屠杀行为。

　　因此，大明建立后，朱元璋走向了与赵匡胤完全相反的执政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