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时期，黄河发大洪水，将一座浮桥冲断，连带着黄河岸边的铁牛也被带进了黄河中，这可是一件大事，河中府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都没有办法将铁牛弄出来，因此，当地的官员不得不遍寻天下能够将铁牛捞出来的人，而一个名叫怀丙的和尚毛遂自荐，利用河水的浮力，以两条载满土的船与水中的铁牛牵连在一起，然后将船中的土往水中倒，借助水的浮力将铁牛拉了出来。

　　这个就是著名的《捞铁牛》的故事，被冯梦龙记载于《智囊全集》中，这其中的铁牛就是著名的黄河铁牛。黄河铁牛也叫做唐开元铁牛，顾名思义，就是唐朝开元年间铸成的铁牛。杜佑在《通典》中记载：“于是开元十二年，唐明皇始下群议，乃铸牛，人，山，柱，夹维两岸，久成固矣。”

　　也就是说，开元十二年（724年），唐玄宗下令于蒲津渡口铸铁牛、铁人和铁山，目的是“夹维两岸”，实际上就是作为索桩的存在，拴住铁索以连接浮桥，构建成稳固的浮桥。我们都知道，黄河水流湍急，又很宽，为了连通黄河两岸，通常会建造浮桥。

　　浮桥多半是用渭水南岸的竹子和陇坻的松木制成浮桥，这样造成的浮桥在短时间内还是比较坚固的，但是当河水结冰前和融化时都会使水势上涨，很容易就对浮桥造成损伤，所以浮桥的寿命很短，不得不一次次重建。

　　到了开元年间，唐玄宗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决定以铁代替竹子，造成坚固的浮桥，虽然黄河岸边的工程不过是八尊铁牛、八个铁人和四座铁山还有一些铁墩和铁柱，但是工程量却是相当大的。

　　单纯就铁牛来说，每尊铁牛高约1.9米，长约3米，宽约1.3米，连同底座大约有七十吨重，这就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而牛尾部分有横轴，用来栓连桥索，以稳固浮桥。

　　这项大工程是宰相张说负责修建的，张说是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宰相，他三度为相，第三次是在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命他为中书令。当时的宰相制度是两相制，一个正宰相，一个副宰相，而张说这个中书令就是正宰相，他于为相的第二年负责修建浦津渡口的浮桥，修建完成之后，张说还特意做了一篇《蒲津桥赞》，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于是大匠蒇事，百工献艺，赋晋国之一鼓，法周官之六齐，飞廉煽炭，祝融理炉，是炼是烹，亦错亦锻，结而为连锁，鎔而为伏牛，偶立于两岸。”

　　由此可见当时的铸铁技术是相当成熟的，能铸成如此巨大的铁牛、铁人和铁山，必然是花费了相当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开元年间正是唐朝最繁盛的时期，各个方面都达到了顶端。既有充足的钱财又有成熟的铸铁技术，更有庞大的人口数量，自然能够迅速完成这样一个大工程。

　　当然唐玄宗愿意弄这样一个大工程，也实在是因为蒲州是一个很重要的地区，连接着长安和河东，太史公在《史记》称之为“天下之中”，而蒲州的蒲津渡口则更加重要，是连接秦晋的交通要道，由此可见蒲津桥的重要性，更可见黄河铁牛的作用。

　　蒲津桥经过开元年间的这次重修之后，使用寿命大大增加，一直在宋朝时期还在使用，还曾经过修葺，但到了元朝末年，浮桥为战争所毁，只剩下了黄河岸边的黄河铁牛、铁人等，没有了浮桥，这些铁牛就失去了索桩的作用，而成了镇河铁牛。

　　明朝时期虽然重修过几次蒲津桥，但清朝时期黄河改道，蒲津渡口就失去了作用，而黄河铁牛也废置了下来。废置时间久了，就渐渐失去了它的作用，而且后来经过黄河的变迁，铁牛逐渐被黄河淹没，成了水下之物，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在黄河水浅的时候，下水还能摸到铁牛的两只角，有时候走船的时候，经过铁牛的上方，还有船的底部为铁牛牛角所伤的情况。

　　但到了五十年代之后，河床淤积，黄河铁牛就彻底为泥沙所埋，在这样的情况下，铁牛的所在位置已经很难找到。到了1988年，当地博物馆开始在蒲津渡遗址上进行勘察发掘，终于在第二年发掘出了黄河东岸的四尊铁牛以及铁人、铁山等，但也仅仅是发掘出了黄河东岸的铁牛，至于西岸的铁牛，则至今没有发现其具体位置。

　　黄河铁牛被发掘出来后，虽经过了近1300年的风吹雨打水淹沙埋，却依旧完好无损，虽然有部分的铁锈，但整天来说，并没有什么损伤，从中可以看出，唐朝时期的铸铁技艺确实是很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