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是秦汉秩序瓦解的产物。它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中平元年（184年）汉末的黄巾大起义。这次起义，是东汉末年乱局的开端，也是长期累积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一方面，东汉末年皇权不振和宦官、外戚等“寄生势力”的野蛮生长，导致国家治理中枢腐朽不堪；另一方面，士族豪门持续扩张，形成了累世公卿和累世经学的权势垄断。特别是东汉豪族大量占田、隐匿户口，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也是的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民”不断流失。加上地方治理失效、频繁的水旱灾害，继而形成大规模的流民问题。

　　这一问题的不断累积，造成国家治理结构性失调和系统紊乱，最终激起民变。由此，引发了长期的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百姓流离失所，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无序状态。魏晋南北朝历史变局的第一块“多尼诺骨牌”，就这样倒下了。

　　西晋的建立，是司马氏及其亲附的世家大族互为依托、互相利用的结果。这次短暂的统一，可以看成东汉的“回光返照”。但东汉末期国家治理的深层次结构矛盾，一个也没有减少，且有不断加深的趋势。

　　一方面，为回报世族大姓和亲附势力，西晋王朝对曹魏以来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加以改造，垄断选举制度，将官职品级别与世族门爵高低挂钩。同时，恢复世袭的五等爵制，并通过占田制等制度安排，承认世族大性在土地、奴婢占有方面的经济特权和既得利益。

　　由此，进一步强化皇族及名门望族中的权力垄断，使世族政治进一步固话，极大地助长了贪暴恣肆和奢侈风气，为门阀政治恶性演变开启了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吸收曹魏失权的教训，推行州郡解兵措施，裁撤郡国军队，同时大封同姓子弟为藩王，并鼓励藩王出镇领兵，以拱卫皇族，导致郡国守备薄弱，地方控制力下降。而诸侯藩王有领兵权，无形中为内争埋下了伏笔。

　　西晋统治者的政治短视，在王朝中枢权力安排方面也有体现。晋武帝司马炎指定的接班人晋惠帝，天生憨痴，无力治理朝政，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有干政的野心，最后竟然勾结藩王夺权，引发宗室、外戚之间的内斗，酿成“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持续16年之久，宗室诸王互相杀伐，人民流离失所，经济社会遭到严重破坏。最终，诸王相继败亡，西晋国力也被严重透支，处于瓦解边缘。

　　西晋灭亡后，黄河中下游的北方地区为多个胡、汉割据政权控制。南方地区，经永嘉之乱后，琅琊王司马睿在南迁的中原世家大族的扶持下，定都建康，是为东晋元帝。

　　东晋时期，是世族政治的“繁荣期”。世族门阀地位优渥，在政治、经济上都拥有很大的特权。它们借用晋室的名义，占地封山、以致资财巨万、园宅广阔、奴僮数千。同时，垄断选举，以致形成“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局面。

　　为了维持门第的优越性，世族高门之间往往互为婚姻，且不与寒门子弟通婚，导致阶层封闭和固化。

　　等到东晋末年，起于寒门的士人子弟逐渐在军队及实务部门掌握实权。最终，握有兵权的刘裕即皇帝位，国号宋，东晋灭亡，由此开启南朝政局。

　　至于北方，西晋解体后，北方黄河流域陷入长期的环路安割据局面，涌入内地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以及边地的汉人，建立了若干地方政权。等到五胡十六国结束，北魏统一之后，却又因为汉化，导致自身从内部的瓦解。

　　总之，魏晋南北朝的乱，是制度上的缺失，社会结构性的崩坏，以及胡人乘虚而入，导致了形成了更加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种种问题多而乱，始终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