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建立后自我陶醉，训练流于形式且贪污腐败严重|腐败|训练|丁汝昌

　　北洋海军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12月17日在山东威海卫的刘公岛正式成立，清廷每年拨款400万两白银给予其建设，是中国建立的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同时也是清朝建立的四支近代化海军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一支。主要军舰大小共有25艘，辅助军舰50艘，运输船30艘，官兵4000余人。

　　北洋海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用西方新式军舰大炮和训练方法建设起来并正式成军的海军。它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政界和知识阶层曾产生过一阵振奋，历次阅操，艨艟云集，舳舻相继，也给并不精通海军的朝廷权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舰队的实力曾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九。但是这也仅仅指的是海军的总吨位，而恰恰忽略了最关键的因素——人！表面的强大，却抵不了里子里的腐败不堪！

　　自我陶醉的强大海军

　　光绪十二年（1886年）醇亲王巡阅北洋海军后向朝廷报告，“各将弁讲求操习，持久不懈，可期渐成劲旅”。“各将领文武等均能勤奋将事，官弁兵勇，步伐整齐，一律严整。枪炮雷电，施放灵捷”；“布阵整齐，旗语灯号，如响斯应”。连一向与北洋龃龉极深的湘系洋务派首领刘坤一，也承认南洋训练水平远不如北洋。他请李鸿章“转嘱丁汝昌，于南船抵津后赐之教督，俟会操时，谕令南船一切进止，皆视北船为标准”。

　　李鸿章自已也有些陶醉。光绪十七年（1891年）巡阅海军后他说：“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人们被北洋海军显赫的声势迷惑，不仅承认其训练、装备精良，甚至寄予超越实际的期望。

　　甲午战争爆发后，以翁同穌为首的清流文士，依附皇帝，坚决主战，这种决心，显然同“北洋海军可侍一战”的判断有很大关系。

　　用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实际表现验证以往的阅操，可以发现阅操并不能真实反映训练的实际情况。十多年里，北洋的训练确实取得了成绩，但在封建腐朽空气的侵蚀下，内部逐渐变质，原先规定的训练条令、科目成为具文。

　　训练流于形式，缺乏实战经验

　　各种弊端纷纷而生，最终在海战中真相大白。北洋舰队军官战后的总结呈文，揭露了训练中的隐私内幕，为准确评价其训练提供了重要论据。

　　“来远”帮带大副张哲溁指出：“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军兴，同无把握。虽职事所司，未诸款窍，临敌贻误自多。”可谓痛定思痛后悟出的教训。

　　军官们战后披露，舰队炮术训练的真相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至于编队训练，“定远”枪炮大副沈寿坐总结说：“平日操演船阵，阵势总须临时应变，不可先期预定。预定则各管驾只颁默记应操数式，其余皆可置之。临时随意挂旗，示演各阵，则管驾不得不全图考究。”

　　后来黄海之战失利，就同平时训练弄虚作假、缺乏战术背景有很大关系。

　　以上弊端与训练时缺乏严格号令直接有关。海战时阵法号令至关重要，如果平时操练精娴，临敌必无踉跄误失之弊。然而北洋舰队平时旗号灯号多有迟久答应，一令即出，须催促再三，方能应命，用之已惯。及至战时，怎能不误事呢？

　　顺便指出，北洋舰队口令皆用英语，外国观察家将此作为衡量训练水平的标尺，其实徒具形式。新上舰的水手听不懂口令，便导致指挥失灵。

　　甲午战前，郑观应即指出：口令“依照西音，徒劳无益，不若改习华音，易习得体”。战后舰上军官更提出应当将各器械名目操演号令译成中文，既易学习，而且保密，临事亦不致舛错。说明根据中国国情修改增补外国规章条令十分重要。

　　虚应敷衍，训练松疲，同海军日益腐败，纪律懈弛有关。中法战争之后，李鸿章重聘英籍顾问琅威理时，袁保龄认为或可助丁汝昌整顿海军一番。他说各管驾太纵恣，丁汝昌又太软弱，他和周馥为此深忧。当琅威理离开舰队后，军纪涣散的情况更为明显。

　　考核擢升与兵源招募中的弊端

　　此外，考核擢升制度的废弛也直接影响训练质量。海军官弁士兵的训练，是同考核、晋升直接联系的。但在封建官场裙带作风和拉帮结伙恶习影响下，军官中形成闽人圈子，士兵则有北方人圈子，造成“在军中资格较深，才力较胜者，久任不得升。而投效之人，入军便膺其上”。

　　各种训练自然变成空话。这同李鸿章也有关系，他派丁汝昌主管海军，丁不习海军，威令不行。琅威理去职后，对于部下训练是否得法，全然无从考察。

　　周馥回忆说：“余订《海军章程》，赏罚各有条例，而将官多不遵行。相国阅操亦示宽大，谓此武夫，难拘绳墨。”

　　练勇训练日益腐化，使北洋海军丧失后备兵源。练勇是正规水兵的后备军，按章额定250人，但后来却大大突破。光绪十七年（1891年）招募即达1400人。沿海百姓将其作为吃粮拿饷的所在。许多年龄不足的少年，也设法走门路投军，造成老少强弱，敏钝不齐。

　　训练则流于形式。甲午战前经过两个月训练的练勇，皆仿绿营习气，不但船上部位不熟，大炮不曾看过，且看更规矩，工作号筒，丝毫不谙。舰上官兵斥其“只充死人之数”。

　　由此可知，和平年代耀武扬威的北洋海军，骨髓里早已存在导致失败的基因。因此,薛福成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发出警告：“今日海军，不在骤拓规模，而在简核名实；不在速添船炮，而在增练材艺。”

　　郑观应也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指出：“船既坚矣，图既精矣，而驾驶未习，仍与无船同也。火器利矣，而施放未习，仍与无火器同也。水军成矣，水营立矣，而士卒未习；士卒习矣，而将领未得其人，是以军与营资敌也。”

　　这话同美国外交官何天爵所说“中国有一天的钱，就可以买一天海陆军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整个文明世界都情愿把武器供给他。但是中国不能在任何市场购买有训练的军官和有纪律的士兵”的意思是相吻合的。

　　北洋海军上下的贪腐之气

　　不可否认，丁汝昌对于北洋海军建设起过重要作用，简单地说丁是陆军将领出身而任海军提督就是一大错误并不公允。从现存的丁汝昌函稿中，可以看到他从军舰弹药燃料保障、航道疏浚，到人事调动，薪水发放等海军日常管理事务，无不亲力亲为，倾注了大量精力。但丁汝昌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治军，导致舰队管理混乱，却是不争之事实。

　　光绪十四年（1888年）6月，北洋海军派舰参与镇压台湾吕家望番社起事，事定之后，各地要求在请功奏折中附带保荐各自子弟亲朋的开后门信件纷至沓来，如九秋落叶，扫却不尽，丁汝昌告诉台湾巡抚刘铭传：“故每有托函当即婉谢，怨荡之言所不敢计也。”然而他自己也写条子给刘：“余中子年已及冠，虽经童试，难以成名。昨承友人顾念，为捐江苏县丞，拟恳宪台附入后山案内，赏保一阶。……第以晚年一线之延，得不代图地步，为日后生发之路。”虽是舔犊之情，反映的是清朝军队立功奖励制度的失范，每次庆功请奖，必然滥用权力，夹杂进大批无关人员，与朝廷玩一场移花接木的游戏。

　　当事人明知别人无耻，却轻易地原谅自己。奖惩制度被亵渎了，军人的荣誉和责任感也就一钱不值。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相习成风，视为故态。每当北洋封冻，海军例巡南洋时，官兵淫赌于香港。北洋海军还用军舰载客跑运输挣钱，甚至利用军舰的豁免权走私人参。另外，军舰应发之饷，应备之物，例由各管驾官向支应所领银包办，弊端由此而生。

　　各船每月包干的数百两行船公费，为购置灯油、机器房车油、棉纱绳，以及油船所用，管带常私扣归己，致使船舱机器擦抹不勤，零件损坏，大炮生锈。吴趼人在小说《二十年目睹怪现状》中揭露，南洋兵船在上海一家专供兵船物料的铺家买煤，账上记百吨煤价，实领二三十吨。给店里二成好处，管带就贪污那余下的煤款，所以“带上几年兵船，就都一个个地席丰履厚起来"。

　　光绪十二年（1886年），北洋海军访问日本，因嫖妓与日方发生冲突。事后李鸿章说：“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对违纪行为表现出一种宽大。但最终，由于没有进行必要的国家民族观念的教育和激励，养成其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传统和必胜信念，这支用新装备包裹起来的军队中的许多人，在封建军队的酱缸里，迅速地被同化了。

　　袁保龄在世的时候，曾担心“闽材辈出，学力不懈，几几争胜泰西。而‘忠义廉节’四字似未专力讲求，大本未立，恐盘根错节，心志不能不变。数年来辍戎事之末，窃以此事为优，有心人当早计及之矣”。此言真是不幸而言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