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暨南大学客座教授卜工来到金沙遗址博物馆，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今年的第三次学术沙龙上开讲。

　　当天上午卜工接受了红星新闻记者采访，前一天他刚刚去过三星堆遗址，采访中他特别讲了对三星堆遗址的新想法。

卜工教授图据受访者

　　两套系统：一套成了正史，一套成了神话

　　“一醒惊天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惊艳世人，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特点，出现的大铜立人、青铜树等器物，“以前没有见过”。因而，对于三星堆的来源也有了各种猜想。

　　不过卜工教授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不少学者都发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在《山海经》中能找到相对应的记载。他提出，早期中国是古礼的时代，“有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系统。”黄河流域系统的内容因为被正史记录，为人们熟知；而长江流域系统的内容则进入了《山海经》《淮南子》等古籍，变成了神话传说，一个证据便是：中华文明的许多神话传说中的英雄都来自于南方。

　　三星堆遗址新出土的金面具

　　卜工认为，两个系统在历史中互相磨合，考虑到在正史文献中长江流域系统的内容没有被记载，因而人们不具备这方面知识，在面对三星堆遗址的时候便丧失了想象力，产生了各种猜想。

　　“古蜀属于长江流域系统，但它也包含了很多黄河流域系统的内容。”卜工说到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坑：“通过器物坑焚烧祭祀，这是个北方系统的事物。但是，坑里面埋藏的器物则来自长江流域的传统。”

　　“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组成部分。”卜工说，按照“满天星斗”的观点，古蜀文明是最神秘的一颗星。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铜立人

　　猜想：“大铜立人就是王”

　　2019年卜工曾做客金沙讲坛，当时他曾提到，三星堆遗址发掘出土的铜人头像，“是一个祭祀队伍”。但这一次的参观后，他注意到铜面具呈现出一个比一个大的现象，尤其是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三号坑中还发现了更大的面具。

　　“这一套应该称为列器，由小到大排列。”卜工表示，早期中国从新时期时代就有这样的传统。他提到良渚文化中的带节玉琮，“和军功有关，节的变化也反映从底层到高级军事首领的过程。”

　　三星堆出土的大小有序的青铜面具，卜工认为很可能也与军事力量有关，类似爵位，“至于面具从小到大对应具体管理的内容，现在我还不好说。”

　　“二号坑中，最下面埋藏的是神殿、神坛、小型神树，第二层是铜立人、铜人头像、青铜机器等，第三层是67根象牙。”他认为，67根象牙是隐喻着一支队伍，“前面三根是导引，后面是八八六十四根象牙，与历史上记载的八佾舞相对应。”

　　《左传》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卜工认为，二号坑中的器物应当是“两套人马、三个方阵、一支舞队”，即祭祀、军事两套人马，祭祀对象、祭祀人、舞队三个方阵，“前戈后舞。”

　　由此，卜工提出一个观点，即大铜立人极有可能是“王”，“同时掌握祭祀和军事力量。”

　　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

　　“二号坑或许是最高规格”

　　目前，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考古发掘正在进行。在卜工看来，原来的两个坑是“线”，加上新发掘的六个坑，构成了“面”，活化了古蜀人的祭祀场景。对八个器物坑，他提出自己的推测。

　　“观察可以发现，器物坑按北偏东的方向排列。”卜工表示，这样的话一号坑和四号坑是一排，二、三号坑一排，接着是七、八……“形成了成排并且两两成对的关系。”而无论从排列的哪个方向，二号坑都是在中间。

　　“二号坑的规格很有可能是最高的。”卜工解释，一般来说考古遗址的中期都是最鼎盛时期，“早期和晚期都不会有中期鼎盛。”

　　此前，卜工曾提到，长江下游的凌家滩遗址和良渚遗址都发现过“三件套”现象，而在三星堆遗址的二号坑中，出土过9件铜兽面器物，他认为是顶级的“三件套”，这也与他提出的“规格最好”暗合。

　　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编辑 戈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