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小笨

　　必须承认，作为一名男性，同时又是一个在计划生育时代出生的二胎（虽然我的家庭里是一个哥哥），评价《我的姐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当编辑部里有两名同事明确表示自己不敢去看这部电影（其中一个就是姐姐，另一个有让他觉得“有亏欠感”的姐姐），这部电影又在短时间内彻底撕裂了舆论场，甚至有看到片名就很讨厌它的评论出现的时候，想要再客观地从一部电影的角度出发去看待它，就显得更加难上加难了。

　　《我的姐姐》称得上是一部好电影，由于全女性主创阵容的存在，它对当下女性群体乃至整个社会所面对的议题的反映是切实且直接的，女性困境、原生家庭、重男轻女等等议题，随便抽一个出来都能在社交媒体上投出一枚重磅炸弹，而《我的姐姐》很难得地采用了一种真挚又不过分戏剧化的方式，串联起了全部的这些议题。

　　电影里打动很多人包括我的情节就是朱媛媛饰演的姑妈和张子枫饰演的安然的那场对话戏，朱媛媛讲到自己的母亲让弟弟悄悄吃西瓜别被她看到的台词，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唐山大地震》里徐帆跟姐姐方登说，“就一个（西红柿）了，登让给弟弟吃”，巧合的是《唐山大地震》里的姐姐也是张子枫饰演的。时代的悲剧和病态，跨越整整两代人，依然能够交织在一起。

　　当然我也能够理解所有针对这部电影结局的批评，它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电影前面 110 分钟付出的种种努力，在类似于姐姐因为不堪抚养三个弟弟的压力选择跳河这样的新闻还在层出不穷的当下，但凡已经拥抱女性意识和进步思想的观众，哪个不想要在电影里看到一个“一爽到底”的大结局呢？

　　但我并不认同这些批评。过去这几年，大女主爽剧是内地影视剧领域的一个重要类型，一方面是市场端女性逐渐掌握“投票权”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创作端创作者们努力与社会情绪共振的尝试，但说实话，这些大女主爽剧里，除了那些历史半架空题材，有哪一部真的就“一爽到底”了吗？

　　汇总各方面的信息就不难得知，《我的姐姐》最初的结局也不是现在这样，至少安然和弟弟安子恒踢球的段落是没有的，原本的结局是更加开放性的，也给观众留了更多思考空间的。

　　但这部本就诞生于国家放开二胎政策的大背景之下，又赶上了 2020 年全国出生人口数跌至历史新低的现实的电影，所谓“一爽到底”的选择不过是一个伪选择罢了（看看张楚的那首《姐姐》被改成了什么面目全非的样子）。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没有必要装外宾。

　　站在上帝视角批评《我的姐姐》是“姐道”其实一点都不难，但我们更应该警惕的是，为何在女性问题上我们已经彻底陷入到了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两难境地。天涯论坛原型人物的帖子里彻底抛弃弟弟和原生家庭就是“真女权”，《我的姐姐》里一个特意加上了一层梦幻滤镜的奔跑踢球就是“姐道”，这样把一切问题简单化，二元对立化的做法，显然不会带来真正的意识觉醒。

　　最近我看了不少《我的姐姐》主创的采访，在 Ifeng 电影的采访里，编剧游晓颖的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告诉女性应该怎么做，是不公平的。我们从剧本到电影，我们都不是希望教女性应该怎么生活。命运这种东西，不是我拍一个爽剧就完了，生活总会伴随着很复杂的意味在里头。”

　　只看这段话，我觉得至少主创团队在处理整部电影的时候已经想得很清楚。电影从来都不是为了给现实生活提供答案而存在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如果能够将社会问题清清楚楚地摆上台面就已经颇为不易，不信的话，你想想安然的一句“从小被表哥当沙包打，被姑父看洗澡”就带出了多少信息量，思考关注这些问题，远比结局到底是不是斩断一切情丝来得更有价值。

　　我们太过迫切地想在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里，就寻找到那一颗解决世间所有问题的银色子弹，就像去年所有媒体追着几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求答案一样，这不过是一种代偿心理，希望能够在黑暗的影厅里求得片刻的情绪疏解和释放，但影视作品或者说创作者如果把迎合某种单一的社会情绪视为追求，那就只会带来彻底的反智化。

　　当然对于《我的姐姐》收获到超过 ５ 亿票房（目前预测票房落点超过 ８ 亿）我是非常高兴的，事实上 2021 年开年以来，真正引发社会层面讨论的电影只有《你好，李焕英》和《我的姐姐》，而这两部电影恰恰都是和当下的社会热点和时代情绪贴合度最高的。

　　从米兔运动开始，女性议题就成为了中国舆论场上还可以被公开谈论的社会议题里，热度最高也走得最远的一个，原生家庭问题更是现代年轻人进行自我剖析和反思最重要的切入点，至少就我个人而言，在过去两年的很多线下聚会中，听到了朋友们大量有关这两个问题的讨论。

　　美国学者冯文《唯一的希望 - 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这本书里有这样一个判断，“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的一代儿童是在需要适应现代化文化模型所要求的变化的情境下出生和被培养的。”我们作为独生子女一代成长到今天，的确已经到了想要和父母主动达成和解，甚至寻求获得某种形式情感补偿的阶段，而作为同样是拥抱了现代性和主体性的一代人，关注、思考、推动女性议题的进步同样是一个自然而然甚至是必然的选择。

　　而这恰恰是《你好，李焕英》和《我的姐姐》获得成功的重要心理基石。过去我们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要么是集中关注社会边缘群体，要么是触碰某种更为宏大的社会议题，前者就是第六代导演的一众代表作品，后者则是像《我不是药神》这样的商业类型片，但《你好，李焕英》和《我的姐姐》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创作的新可能，它们紧紧地和时代，和时代里具体的人拥抱，也最终完成了情绪的共振。

　　这正是创作者尤其是女性创作者的某种创作自觉，她们或从自身经验，或从意识理论出发，创作出了非常具有当下性的电影，就像克拉考尔所说，“电影是物质世界的复原”“它们是由一个观念开始，然后把它投射到没有定性的物质中去”，在无休止的、更大更快更强的视觉轰炸之外，它们给了观众另一个走进电影院的理由，甚至是一个更有延展性和讨论欲望的理由，毕竟它们是更关乎情绪的。

　　在去年年底回顾 2020 年内地电影行业的时候，我们说过“除了主旋律，我们一无所有”，当宏大的集体性问题日渐让观众感到审美疲劳之时，《我的姐姐》这样的电影的出现是恰逢其时的，它肯定有着种种不够完美之处，但至少提醒了我们，对于电影创作我们还不必太过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