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王冬龄大师的鼓吹“现代”不同，陈振濂一直倡导着书写的“古典”。

　　而且，现在是近二十年内，因理论著述迭出而在书坛享有“陈旋风”之誉的陈振濂，曾经在发表过很多书法方面的观点，其观点表现了陈振濂虚荣膨胀后的自命不凡，所以他便有了那伟人般的伟大抱负。

　　有“旋风”之誉，可见其著作之多，迄今为止只读过的他的《书法美学》，而且是连着读了两遍。之所以连着读不是因为其引人入胜，而是因为第一遍看完没有看明白他说了些什么，即至第二遍读完依然没读明白后就无可奈何的放弃不读了，非但只是放弃这一本书的阅读，而是凡是这个人的著作一律放弃，既然花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弄清楚他的一本书，就不再奢望弄懂他其它的高谈阔论了。

　　但是，竟因此怀疑自己的理解能力，有了莫名的恐惧。

　　中国高校有史以来第一届书法篆刻类的第一批研究生的五个人中，陈振濂的年龄最小。“第一”和“最小”，陈振濂占尽了优势。“占尽”自然需要自身充分的准备，这正说明了陈振濂当年秉赋修为的不俗，而“占尽”后所得到的的“优势”，又为陈振濂博得了当时的“名”与后来的“利”。然而名利双收，却往往使人虚荣膨胀。

　　庆幸的是笔者后来看到一篇记述沙孟海先生的文字，里面有一段这样的描写：

　　“毕业后，陈振濂出版了两本书，一本《书法美学》，一本《日本书法通鉴》，都没敢拿给老先生看。现在人无法想象，在八十年代，谈论美学还需要勇气，研究日本书法。两本书，都是老先生打电话来质问：‘作啥不拿来给我看？’

　　老先生看了书，说：‘不懂。这个学问我不精通。但是我支持你做，因为这是严肃的学问。’”

　　既然高明如沙先生都看不懂，也就不再为自己的读不懂而恐惧了。

　　也常常痴想，既然沙老和我都读不懂，那么能读懂的人肯定不会很多，敢说自己读懂的人不是别有用心的攀附就是自认高雅的附庸。所以，陈氏以理论影响一批甚或一代人的理想其实是不切实际的。这一点足以说明他骨子里没有成为伟人的材质。

　　回望以往的书画史，凡某人为某派的事大多是后人给予界定的，可现代人都活得很是着急，所以一旦有点影响力就迫不及待的整个什么“派”出来，因此，当代书画界是一个派别林立的时代，放眼全国一不小心多少有点回到当年军阀混战那阵子的杂乱，只是那时候用枪这些主用笔而已。自然，陈振濂也不能例外，他根据自身生长的优势，提出了一个高高在上的概念，美其名曰“学院派”，

　　窃以为，陈先生不管是说他自己的“学院派”，还是所谓的“现代派”抑或“古典派”，即使放之古往今来一切书写者，大概肯定都有着这样的心理诉求。只不过古人随意，时人刻意罢了，刻意了也就失去了艺术的本真了。

　　所以，陈振濂理论支持终归在牵强附会中归于失败，“学院派”也就成了有名无实的噱头而已。也许陈振濂并不在意或成或败的结果，他需要的是“鼎立”之后那举世瞩目的关注。

　　之所以这么武断的说他是为了关注，是因为他一直都不安分时不时的搞出一些怪名堂来，譬如他关于“观赏书法”、“阅读书法”的论调，譬如他关于“新碑学”、“新帖学”以及“追踪草圣”的臆解，都能让人生出如坠迷雾般的莫名其妙，既然莫名其妙，那么就此打住。

　　当然，陈振濂的书才是不可否认的，好像是在《第一届大学生书法竞赛》的集子里，看到过他写的来楚生式的隶书，能于点画起止的惟妙惟肖之间显示自身的灵性，但舍远求近的取法或多或少又流露出他急功近利的心机。

　　陈振濂最为擅长也示人最多是他那颇具面目的行草书，能在挥洒自如的跌宕起伏中显现他的才子心性，出处大抵以米芾为体，以蒲华为用，形神不出此二家法式之外。遗憾的是他能得米老之跳宕而不得其厚重，能传蒲氏之连绵而不传其重拙，而二家高处正在陈振濂不得、不传之处。

　　但难能可贵的是陈振濂出于沙孟海先生门下又能不规矩与沙老矩矱，既不像朱关田那样裁成沙体用减法而归之于轻率，更不像祝遂之那样亦步沙老用加法而归之于荒芜。更能于自成格调后写的文而不鄙，多少能证明陈振濂的文才、文思之所在。然而，自从他“新帖学”、“新碑学”的理论口号提出以后，他便牵强作篆隶，可以说是众体杂糅而无所不用其极，其作夹生怪诞，可以说真是粗鄙不堪。

　　一个学问人，应该扎扎实实的去做学问，以深厚的学问积淀去影响当下甚或将来，而不是去玩学问做噱头以赢得一时的瞩目，这无疑会在其生前招来非议和讥评，也会导致其身后因有名无实而流入寂寂无闻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