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与梁启超之间的关系，从挚友到仇人。|杨度|梁启超|梁士诒

　　杨度与梁启超，有着特别的缘分。杨度在少年时因缘际会得以跟从湖南名士王闿运学习。王闿运才高八斗，善于帝王之术，悉心将平生所学教给这个天资颇高的弟子，师徒两人甚为相得，王闿运在诗文中常打趣般呼杨度为“杨贤子”。在奠定极为深沉的国学根底后，杨度还曾去湖南师范学习“新学”。清政府在1903年新开“经济特科”的进士考试，于“旧学”与“新学”中均学有所得的杨度中一等第二名，一个叫梁士诒的人是一等第一名。但因梁士诒这个姓名被人说成是“梁头康尾”（梁启超的姓与康有为的字“祖诒”之“诒”），且他的确与梁启超沾点亲戚关系，而彼时“康梁”因“戊戌变法”为清廷与慈禧所深恶，因而梁士诒被开除。而杨度也因其“湖南师范生”的布景，被疑曾与1900年领导“自立军起义”对立清廷而献身的湖南人唐才常“暗通款曲”，同样遭开除。其时还有传言，慈禧要求将梁士诒与杨度“捉拿归案”，杨度闻风避往日本。

　　此刻，梁启超也因变法失利而在日本避祸，梁杨二人在横滨相遇。两人在变法之前，已算学术上的朋友。此刻“他乡遇故知”，在特别的环境中铸造了终身的友谊。梁启超名满全国的《少年我国说》作于此刻，其“少年强则国强”至今脍炙人口；而杨度和梁启超之作《湖南少年歌》，发表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其中最出名的句子“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亦被传诵一时。

　　因缘际会，杨度在归国后因“善于宪政”，且得到袁世凯与张之洞的联合引荐，然后被清廷欣赏。1911年10月，当清廷录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后，杨度向袁世凯力荐的第一人就是梁启超，其推荐文辞极为真挚恳切。更令人动容的是，因梁启超有种种“反清前科”，杨度推荐他需要顶着极大压力甚至要冒政治危险，在推荐文末杨度表明情愿“以命相保”。次年，中华民国国会建立，杨度又力荐梁启超为共和党首领，后梁启超得以担任司法总长。

　　两人的分裂也是由于袁世凯。1915年，杨度邀梁启超参与“筹安会”，以一起辅助袁世凯称帝。梁启超坚决对立，称杨度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梁启超反袁的《护国讨袁檄文》（即《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至今读来，仍觉铿锵有力。此外，梁启超还直接与蔡锷一起策划发起“护国战役”，从文武两方面粉碎了袁世凯的称帝梦。正因而，梁启超与康有为、杨度完全各奔前程。

　　1929年梁启超病逝，身为“故人”的杨度所写的挽联也颇耐人寻味：事业本寻常，胜固怅然，败亦可喜；文章久凋谢，人皆欲杀，我独怜才。不要简单地认为杨度在“泄愤”，他对梁反袁一事的不满是必定的，却也客观描述了梁启超在生前的确曾一度遭受“山穷水尽”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