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内扰不断，外患频频，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从英法联军到八国联军，从园明圆被焚毁到大清的京城落于列强之手，真真的一部民族屈辱史。而给全国人民带来更加沉重灾难的是，日本鬼子在华夏大地上持续了14年的烧杀抢掠。

　　素来，中华民族就是个有血性的民族，远在西汉，就有人喊出：“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日寇的侵略行径，理所当然的遭到全国军民的抗战。但是，由于军事实力相关悬殊，我们以落后的武器对抗半机械化的日军，吃亏是在所难免的。14年来，大半个中国沦陷，仅丢失的县城就不计其数。

　　在日寇侵略期间，也有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整个抗战时期，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常备兵力是维持在200万左右，200万撒在上千个县和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平均一平方公里恐怕连半个人都不够。日军除了要在战场上作战外，还要分出兵力据守各地，那么一些非战略要地的县城，驻守兵力是多少呢？通常只有百十来个，驻防广西某县的日军甚至只有6个人，就是这6个小鬼子，竟然将拥有人口十多万的县“治理”得“服服贴贴”。

　　为什么区区6个日本兵就能占据一座县城，而却没人反抗进而干掉他们呢？原因说来令人唏嘘。认真说来，不外如下几点：

　　一是国人血性的缺失

　　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实行的一直是愚民政策，从维护统治者绝对权威的立场出发，他们需要的是“顺民”，所以，统治者才会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类的儒家思想当成治国的至宝。这一点，中原地带的民众受害最深，而在边远地区，有些民族的血性也一直脉脉相传。

　　比如，清朝顺治年间的广西罗城县，由于刚刚隶于清统治下不到两年，局势未稳。两年间，清政府派驻的知县，不为当地人所接受，一人被杀，一人工作难以展开，弃官而逃，这才保住一条小命。后来，还是有大清第一清官之称的于成龙只身前往罗城，他以坚强的意志，扶病理事，在罗城为官三年之间，才使罗城摆脱混乱，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同样为地处广西的上思，为何在几百后，民众的血性就变得如此苍白呢？这肯定是与连年的战乱有关，从洪天王金田村起事时起，到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至，民众都没过上一点消停日子，所以，内心深处已经麻木了——跟着哪个领导不是过呢？

　　二是国人奴性的膨胀

　　无论古今中外，但凡战事一起，总有那么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会见风使舵、左右逢源，成为令人不耻的汉奸。日本鬼子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利用抗降变节的伪军和地方汉奸，成立伪自治政府，以华人治华。日本兵只需通过通过扶持伪军或维持会长之类的，他们只要控制伪军汉奸之流就行，然后再由伪军汉奸去维持基层秩序。原本火力就强的日本兵，加上有为数不少的伪军协助，“乱民”们就不敢轻易闹事，一方治安是可以保障的。

　　三是弱势群体难逃“囚徒困境”

　　所谓的“囚徒困境”是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和梅尔文·德雷希尔拟定出相关困境的理论，后来由顾问艾伯特·塔克以囚徒方式阐述，并命名为“囚徒困境”。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情况。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五年;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实，二者都判刑两年。由于囚徒无法信任对方，因此倾向于互相揭发，而不是同守沉默。

　　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囚徒困境”就是，如果所有人都同时反抗的话，除了带头的会死，而其他人都会活，但每个人的心理都是期待别人去带头。这种人性的弱点并不是只有我们才有，比如二战结束时，几名苏联士兵就可以押送多达几千的日军俘虏；还有二战太平洋战场的巴丹死亡行军，近8万盟军战俘也没反抗。

　　那些曾为军人的战俘尚且如此，而以此来要求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能一呼百应，也是不现实的，有时，也是非常危险的。比如，反抗的案例也并不少，比如湖南乌龙山，隶属第13师团的一支500人的步兵大队曾遭遇上万名的中国军民集体反抗，可惜最终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除了战斗力无法与日本正规军相比外，还有一个至命因素，那就是我要说的第四个原因。

　　虽然如此，全国民众还是前赴后继地抗身到对日作战当中，扒铁轨、炸桥梁、毁公路、轰炮楼……为正规军的正面作战发挥了重大的牵制作用。

　　四是日军的快速机动性强

　　前面说过，当时的日军多数是机械化行进，这种机动能力也就让他们不需要在每座城池都投入重兵防守，只需要占领交通要道即可，所以，日军在交通要道都建有据点，一点有事，点点相援，一旦一个地方出现问题，援兵就会快速抵达。

　　鉴于以上几点，几名小鬼子就能占据一座县城而不被消灭，是完全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