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宋元以前的砚，着重于适用，装饰工艺并不特别讲究，可谓“直胜于文”。明清时期的砚，则不但求其适用，而且讲究装饰之美，实用与审美两端，逐渐向审美一端倾斜。特别是清砚，纹饰丰富多样，雕刻精细工巧，砚匣的制作也十分考究。并流行在砚和砚匣上作铭题诗，记事述怀，祝祷吉祥等，集文学、书法，绘画，雕刻以及髹漆等多种艺术于一体，砚台已不是单纯的文具，而成为极富审美意味的工艺品了。至乾隆时砚饰愈趋繁缛，雕镂日见纤巧，为宫廷制作的砚称为“宫作”，更是富贵华美，不同一般。为了满足多方玩赏的需要，在常见的石质、陶瓷、澄泥等砚材外，还用水晶、翡翠、象牙、玻璃、金属、漆砂、竹木、纸张等研磨效果不佳或不能研磨的材料制砚，其玩赏性已压倒实用性。如果说，明砚与清初的砚古意尚存，装饰仍较适度，可谓“质文并重”的话，那么乾隆以后则是玩赏重于适用，“文重于质”了。随着砚的文具功能逐渐淡化，砚的本质特征也日渐趋弱，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乾隆一朝是中国砚史盛极而衰的转折期。
古砚
当然，事情也不能一慨而论。清代的民间用砚，仍注重实用而多质朴之作；一些文人用砚，也能脱弃繁缛华美的时风，以清雅简约自尚，颇多金石书卷气。这也反映了砚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另一个侧面。
今天，古砚作为收藏和鉴赏的对象，已很少有人拿它来研磨濡笔了，其实用功能已被“搁置”，其历史文化内涵和艺术审美价值却受到格外垂青而突现出来。但是砚之为砚的本质特征并没有消失，古今的间隔和视角的变化，也不可能泯灭砚与非砚的界限。一方古砚虽然不再拿来磨墨实用，人们却仍然视之为砚。因为它曾经作为文具而使用过，它的实用性已沉淀为历史性的存在，并转化为今天人们观照、鉴赏的对象了。这正如一柄寒光闪烁的古剑，今天虽然不再用作兵器，但它那削铁如泥的无比锋利，仍然使人惊叹，从而产生一种深沉的历史向往和审美愉悦。古砚与实用性相关的许多特点，如细腻润泽、呵气成滴、易于发墨、不涩不滑等，作为一种内在的质性，仍然是价值判断的重要标准。至于端、歙等名砚天然具有的种种美丽石品，更非人工巧饰所能比拟，因而它所引起的审度感受也具有一种纯真和永恒的特点。
清代砚台
端砚
石质细腻、幼嫩，发墨不损笔毫，呵一口气即可研墨
清代双鱼绿端砚台
中国古砚
用于磨墨的文具。其原始形态为较平整的河光石,故《说文》将砚解释为“石滑也”；又由于早期的墨为颗粒状或薄片状，未能作成墨锭，不便握持，故秦、汉古砚多附有研子(研杵、研石)，用它压住墨粒研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所出石砚，呈不规则的圆形，所附石研子相当大，几占砚面面积的 1/4。汉代石砚的造型趋于规整，主要有圆形和长方形两种，研子的体积较前缩小。圆砚多附三足且有隆起之盖，盖底当中留出凹窝，以备盖砚时容纳研子。精致的圆砚在盖面上常镂出旋绕的蟠螭纹，如河北望都所药村、河南南乐宋耿洛等地的汉墓所出者。另外，湖北当阳刘冢子汉墓中还出过一件此式陶砚。长方形砚原来只是一块石板，如洛阳烧沟 632号汉墓所出者。这种砚或被称为黛砚，但在居延金关，此式砚与屯戍遗物同出，根据该地点的军事性质，可知长方形砚并非均供画眉之用。山东临沂金雀山11号汉墓所出长方形石砚,附漆砚盒,盖、底均绘有云气禽兽纹。汉代还有一种附铜砚盒的石砚,铜砚盒常作兽形,安徽肥东与江苏徐州各出一例。徐州的兽形铜砚盒通体鎏金，满布鎏银的云气纹，杂嵌红珊瑚、绿松石和青金石，造型瑰奇，色彩绚烂，是珍贵的古文物。
晋代流行瓷砚，起初为圆形三足，形制大体沿袭汉代的圆砚。南北朝时的瓷圆砚下装一圈柱足，又被称作辟雍砚。这时也出现了箕形的风字砚，现存最早的一面系1955年出土于西安郭家滩，有东魏武定七年 (549)铭文。
唐代开始讲究制砚之石材。这时由于制墨技术的进步,墨锭作得很坚致,从而要求砚石具有较大的硬度。以硬石制砚，如表面粗糙则易伤笔毫，如表面太滑又不利于发墨，故砚石须兼备坚硬、细腻易发墨等特点。根据这些标准，唐代选择了广东肇庆所产端溪石制砚。端砚石质优美，磨墨无声，贮水不耗，腻而不滑，发墨不损毫，所以在唐代广泛流行。《唐国史补》称：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1965年广州动物公园出土一方唐代风字形端砚。现藏广州市博物馆，是唐代端砚的实物例证，此砚朴素无文，不事雕琢，应是唐代前期的作品。到唐代后期，砚形的制作日趋精美。皮日休咏端砚诗句称：“样如金蹙小能轻，徽润将融紫石英。石墨一研为凤尾，寒泉半勺是龙睛”。可见这时端砚上已雕刻出各种图形。除端溪石外，安徽婺源的歙溪石，也于开元年间开始开采。此外，唐代还制成了澄泥砚，以山西绛州的产品最著名，澄泥砚常制成风字形，也有制成龟形的，砚盖呈龟背甲状，别具情趣。
宋代，端、歙、鲁、洮等石材所制之砚已为书家普遍采用。形式除长方形的抄手砚外，还有各种象形砚以及特制的兰亭砚、石渠砚、杂形砚等。此时已注重石材的纹理美,端砚则贵其石眼,如鸲鹆眼、鹦哥眼、凤眼等。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北宋百一砚，有 101颗圆形石眼，为砚中瑰宝。宋砚今有不少佳品存世，文献资料也有宋米芾撰写的中国最早的一部《砚史》。
明、清石砚除以石质取胜外，还特别注重雕刻造型，式样繁多，蔚为大观。这时的砚式如鼎形、琴形、竹节、花樽、马蹄、新月、莲叶、古钱、灵芝、蟾蜍等，逞奇斗胜,各臻其妙。还有保存天然石质朴美不假釜凿的“天然砚”。文人学士也常在砚上题刻铭文，甚至镌刻肖像，使之不仅成为文房用器，也是价值很高的工艺品。
中国古砚的体系
1、《砚史》体例和方法与当前古砚研究之现状
中国古砚，自秦汉称“研”始，迄今已两千多年，而研究工作则相对晚了约近千年。
古人近千年的研究，一直遵循《砚史》的体例和方法。这种体例，对于砚，首先按其砚材产地命名砚，然后论及其坑、其质、其色泽、其石品，四大名砚排放在最前面重要位置，其后则依次论及各类不同材质的非石砚，如陶瓷澄泥、金属玉石、竹木骨角等等各类砚。并对每种砚均详细评价其发墨之优劣以及是否费笔等，不厌其详。
由于《砚史》体例和方法的局限性，决定了古人的研究，只能就材论材。这种局限性，也造成了古人研究的专一，所以就砚材及个砚的研究而言，古人几乎达到了穷尽的地步。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近千年研究的改进，使古砚由简单的研磨石片，演化成材质众多形制各异的庞大家族并集雕塑、书法、绘画、篆刻于一体，成为古代精美的艺术品，同时大量丰富的砚著，为我们今日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砚史》体例和方法所决定的局限，表现在对于包括四大名砚在内的各类砚，不可能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时至今日，我们凭高远眺，既看清了古砚的源头，也看清了它发展变化的脉络，更看清了它盛极而衰的过程。
中国古砚，材质众多。据统计，不同材质达三十多种，而单以石砚来说，全国曾以其为材制砚的多达二百余种，这还不算坑口、色泽、石品的种种差别。如果把不同产地、不同材质、不同坑口、不同色泽一并计算的话，其种类达５００多种。如此众多的材质，如按《砚史》之体例，一类一类慢慢研究也完全可以，但是长此下去，古砚的理论系统是无论如何也建立不起来的。
清代子石端砚
长15.5cm
清代蝙蝠金星歙砚
长14.7cm
清代带盒素方端砚
长16.5cm代带盒素方端砚
中国古砚体系的划分
笔者所言中国古砚体系的划分，就是提纲挈领的方法。就中国古砚的体系来说，就是抓住其最主要的部分，支起中国古砚的大框架。
一、为什么要进行体系划分
我们所沿用米芾《砚史》所采用的体例，是以不同产地的优质砚材为纲，以砚为细目。中国历史上制砚之材，如把不同产地，不同质地的砚材加在一起达数百种之多。按《砚史》体例的做法，则这数百种砚材全是纲，也正是纲太多了，也就变成了无纲，所以今人所写的诸多砚史，均没有主线，让人读来感到细碎而层次不分明，抓不住要领，更做不到一目了然。可以说都是无纲之砚史。
二、如何认识古砚体系
如何认识中国古砚的体系，这个问题看起来较为复杂，实际上也很简单。砚属文房四宝之首，是书写工具。可以认为：自从砚一出现就和文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也有人夸张地说，没有砚，就没有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砚不但书写着文化，而其自身也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文化是贯穿整个砚史的主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使用群体，在砚中注入了不同的文化取向和内容。我们通过古砚中所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取向和内容，来确认其主要使用群体，来认识中国古砚的体系。
笔者初步之构想，自认为尚有新意，但未必尽合情理，为了便于勾通，特作如下文字说明。
隶将砚
隶匠，奴隶社会的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匠人。之所以定名为隶匠砚：
１、所说隶匠砚，其实就是一种最简单的碾压工具。一块规则或不太规则的长方厚石板，再加一个石碾棍，把所需的颜色矿物颗粒放置碾盘之上，双手持碾棍反复碾压，使其成粉状。它的功用，就是把颗粒碾压成细粉。直到书写绘画时，将墨粉或颜料置于石制或铜铁所制容器之中，加水搅拌而成。
把矿物颗粒碾压成粉，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奴隶主、庄园主、贵族，绝不会亲力而为。这些贵族，即便从事书写绘画，也都是直接使用调配好的墨汁类。因此类原始砚使用的主体是隶匠，故定名为隶匠砚。
２、文化表现：
这类砚十分原始，且多数不甚规整，没有文字符号和纹饰遗痕，没有任何文化表现，与贵族所用的青铜器、玉陶器和后期精美的调色器来比较，有天地之别。从这方面也反证了此类工具还没有纳入贵族的视野。
以上是定名隶匠砚的两点理由。
关于隶匠砚中称“碾压器”，而不称之为研磨器的说明：
（１）此类形制的原始砚，就其形制与组合来看，只能起到碾压作用，而且也只有通过碾压，才能把颗粒较大的矿物颗粒变成粉状。它的功用就是产生出墨粉，和秦汉之“研”直接碾压研墨而产出墨汁的功用截然不同。
（２）称之为研磨器，实际上是和秦汉时期的“研”有点混为一谈了。秦汉之“研”的研石，是碾压与研磨并用的产物，它是在加水的状态下，直接产生墨汁，而不是墨粉。碾压器也不具有研磨功能，有如我们日常用的案板和擀面杖一样，它只能起到碾压作用，而无法具有研磨功能。
中为什么把宫廷砚列为文人砚组成部分
名人砚，即大文人砚，属文人砚范畴无可争议，宫廷砚确定为文人砚的组成部分，有如下理由：
（１）虽说古砚谱记载，后唐已有砚务官，已有贡砚。但历经宋元明清，除清代外，有明确记载或流传有序的宫廷砚，屈指可数，连同清代宫廷所制之砚在内，同众多的遗存古砚相比，数量甚微，且不成体系。
（２）如果确定宫廷砚为单一体系，同古画一样，应该有对应的民间砚。就其数量来说与众多的民间砚根本无法匹配，无法对应。中国古书画有宫廷与民间相对应的体系，据统计，仅清代宫廷画就达三万余幅，还不算唐、宋、元、明历朝遗存宫廷画，其数量之大是宫廷砚远远不能比的。而民俗砚的存世量，绝不亚于民间画，故宫廷砚难以单成体系。
（３）宫廷砚在材质的选择和形制上，同文人砚最接近或如出一辙。就已知的宫廷砚来说，除少数表现帝王思想外，如玉兔朝元、太平有象等，更多的文化表现，并未超出文人砚的范畴。而且清宫的藏砚也是以文人砚为主，宫廷砚和文人砚在性质和文化取向上并没有质的差别。如乾隆御铭砚，如果去掉御铭，同文人砚是难以区别的。并且它也不像宫廷服饰与宫廷建筑，与民用物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差别。
基于以上原因，宫廷砚归属于文人砚范畴。
民俗砚
定名为民俗砚，就是因为其具有典型的民俗特征。
民俗砚的产生：
在四大名砚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民俗砚也在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端歙、红丝石、洮河石等优质砚材，被达官贵人，尤其是文人的追捧，加之开采量小，运输不便，令其身价暴涨，价格之昂贵，绝非下层官吏、平民、商户所敢问津。但是这一阶层，对于砚的要求，已经不满足于仅仅供研墨书写，他们的思想文化，他们的情趣愿望也要在砚中表现出来，也在寻找一种符合自己身份所需要的砚。于是产生了民俗砚。这是民俗砚产生的背景，其特征如下：
一 使用的群体：
民俗砚使用的群体，为寒门士子、城乡平民、商家店铺、寺院僧侣。
（二）民俗砚的材质：
民俗砚所用石材以杂石为主，就地取材，价格低廉，包括其他材质如铜、铁、锡、澄泥、陶瓷等。极少用端歙、洮河、红丝石、松花石等优良砚材，而玉翠、水晶、玛瑙等贵重材料更是绝少使用。
（三）形制、工艺：以雕塑为主，器形均较硕大，突出了观赏性、陈设性和装饰性，它不是文人的文房之物。它的硕大和青石色彩，与高大的寺庙、祠堂、民居之厅堂相适应。
（四）文化表现：祈福避邪。
（五）与文人砚除形制有差别，所表现的文化不同外，就是这类民俗砚。除向寺庙捐赠有姓名者外，极少有诗词、文章，纪年姓名等款识题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