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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束微光照亮乡村孩子的未来!"一师一校"教学点及教学点里的老师

一束微光照亮乡村孩子的未来!"一师一校"教学点及教学点里的老师
2021年01月21日 12:12 新浪网 作者 四川升学资讯网

  

  今年是赵顺军在青海省化隆县德恒隆乡中心学校任教的第三年。学校有13名教师,210名学生,赵顺军每天接触的人不少,但他依然有些不善言辞——这是16年的“一师一校”生活给他烙下的印记。自2002年从湟中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德恒隆乡支乎具教学点任教,直到2018年教学点被裁撤,他始终是那里唯一的教师。

  赵顺军的经历是某些乡村教师的缩影。他虽然已结束“一师一校”的生涯,但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仍有许多教师在独守学校。仅赵顺军所在的化隆县,目前就有137个乡村教学点,其中,“一师一校”的教学点有64个。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6年,全国共有教学点9.84万个,其中,乡村教学点8.68万所——可以想象,这中间不乏“一师一校”的情况。在那些贫困落后的乡村,一个教师守着一所学校,就像一束微光,照亮乡村孩子的未来。

  然而,这些教师的未来却令人担忧。在一些地区,教学点专项编制较少,教师多为代课人员,未来是去是留充满变数;教学点需要全科教师,而招聘的教师专业性强,开齐开足所有课有一定难度;一个人负责整所学校,事多任重,教师平时鲜有闲暇接受培训,提升自己的机会相对较少,专业能力发展缓慢;教学点多处偏僻荒凉之地,教师个人安全存在隐忧……

  这些乡村教学点和教学点里的教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他们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在撤点并校背景下,“一师一校”教学点未来该向何处去?

  作为中国教育事业最基础的单元,乡村教学点在发展农村教育、改变农村面貌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只有乡村教师好,乡村教育才能好,乡村的明天才更有希望。《教育家》2021年1月刊第1期“专题报道”,聚焦“一师一校”教学点及教学点里的教师,希望借由他们的故事,唤醒全社会对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的关注。

  

  何小芸:陇上“小花园”里的“最美园丁”

  何小芸

  初中毕业后在教学点代课,至今26年。

  一个人没有休息时间,孩子上下课都需要操心。

  为了教学点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四个月大时便被送到县城里,由舅妈照顾。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在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新添镇何家坪教学点上,十来个孩子跟随教学一体机上播放的视频,唱着甜美的歌曲手舞足蹈,学得有模有样。在一旁守护着这些稚嫩“花儿”的,是这个教学点过去26年里唯一的教师——何小芸。

  何家坪地处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是何小芸的家乡。1994年,面对乡村教师“来一个走一个”的困境,在村民们的请托和身为大队队长的父亲的劝说下,原本开学就该升入高中的何小芸,担起全村的希望,开始了漫长的一个人的代课生涯。

  最开始的教室是村里的庙堂,何小芸在这个“土房房”里教了十年书。2004年,村民们集资盖了新的教学点——一间带小院的砖瓦房。教学点地处村庄腹地,但背靠连绵的黄土高坡,满目荒凉。“在县城买了房的都把孩子带出去上学了。”何小芸的娘家人也都在十几年前搬去了县城。

  教学点在半山上,坡陡难以骑行,几年前泥巴路才变成了水泥路。何小芸家住邻村卅墩,除丈夫偶尔驾车接送外,她至今上班仍靠步行,一路上要走四五十分钟。在教学点,何小芸上课、办公、食宿都在那间五十多平方米的砖瓦房里。去年之前,没有厨房,何小芸的午饭常常是馍馍、泡面。家长和村民们请她去家里吃饭,她总是婉谢。村民们于是时不时给她做一些好吃的带来。

  何家坪教学点如今只剩下2个一年级和13个幼儿园的孩子。何小芸每天要上6节课,除了教一年级的语数音体美,还要带幼儿园的孩子们唱歌、跳舞、做手工、玩游戏。“一个人没有休息时间,孩子们上下课都要操心。”考虑到孩子们回家后老人没法辅导,何小芸尽量在学校把他们教会,放学后还主动给需要补课的孩子“留堂”。“我干这份工作就要对得起这份工作。”2009年,何小芸犯了腰疾,疼得难以走路,还有两个月才放寒假,她拄着拐杖坚持把课带完才去做了手术。

  教学点的孩子几乎都是留守儿童,除了教书,何小芸还要倾注很多爱心。四岁的依依(化名),自出生七个月起便没见过离家出走的母亲。当别的小孩谈论妈妈时,依依会描述自己想象中“最漂亮的妈妈”。出于心疼,何小芸有时会给她看快手上一个女人的小视频。依依称视频里的人“姐姐”。何小芸没敢告诉她,这个人就是她的妈妈。有的小家伙因想妈妈哭鼻子,何小芸就拿出手机让孩子跟远在外地的妈妈视频。

  为了教学点的孩子,何小芸的儿子四个月大时便被送到县城里,由舅妈照顾。十几年来,何小芸平时只能和儿子打打电话,星期六去县城住一晚,周日下午又回来,如今“儿子跟舅妈比跟我亲”。2020年高考,何小芸难得请了一次假去陪儿子。进考场时儿子说了一句“妈妈再见”,想到对他的亏欠,何小芸的眼泪哗啦一下流了出来。

  “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最美园丁”“乡村全能教师”……学校和镇里颁发的一摞证书,见证着何小芸的辛勤付出。20多年来,何小芸教过的学生成了教师、厨师、护士、卡车司机……“最突出”的两个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

  家人曾多次劝何小芸为了儿子和自己的健康放弃教书,但她说:“我坚持了这么多年,哪一天他们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再下来吧。”

  2020年,何小芸迎来了一位同事,分担一年级数学教学工作。虽然比以前轻松了一些,但何小芸还是习惯为孩子们课上课下操心。

  临洮素有“陇上花都”之称。土生土长的何小芸爱花、种花,教学点的小院落里,春夏间盛开着牡丹、一串红等各色鲜花,俨然一座“秘密花园”。冬去春来,何小芸把自己的花样年华奉献给了家乡的孩子,守护着一朵朵花蕾无忧无虑地绽放。

  

  张有国:“只要娃娃们能读书,我不要工资都可以”

  张有国

  58岁的张有国,已在德斯立这个“一师一校”教学点守了41年。

  他省吃俭用,掏钱为孩子们建起瓦房教室,盖起厕所。

  每年,他要为孩子们倒贴4000-6000元钱。

  每次回家,他都要骑五六个小时的摩托车。

  他不肯调离,担心他一走,孩子们就读不了书了。

  大山深处,澜沧江畔,德斯立教学点沉默伫立。这所位于云南省昌宁县大田坝镇文沧村的学校,是保山市仅剩的一个“一师一校”教学点,今年58岁的张有国,是教学点唯一的教师。怀着“让更多娃娃走出大山”的愿望,1979年,初中毕业的张有国以扫盲教师的身份一头扎进德斯立,这一守,就是41年。

  德斯立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凝结着张有国的心血、记录着他的付出。时隔多年,他依然清楚地记得德斯立最初的样子——没有围墙,没有厕所,只有一间破旧的、四面漏风的茅草房。雨天来临,教室一片漆黑,雨水哗啦啦地拍打着孩子们的脸,师生们只能披着蓑衣、戴着雨帽上课。

  为了让孩子们不再受苦,当时月工资仅有12元的张有国,自己省吃俭用,省下钱来挖窑烧瓦,购买钉子、木材、水泥等建筑材料,伙同乡亲们一点点为孩子们建起瓦房教室、筑起校园围墙,又在校园里盖起厕所。之后,为给学生盖宿舍,他甚至瞒着妻子,偷拿了家里辛辛苦苦攒下的1万元钱,并向银行贷了6000元。

  这些年来,买煤油、购电视机、安太阳能、制篮球架、做乒乓球台……为了学校大大小小的建设、维修,张有国先后花费5万多元。

  如今,学校的硬件条件好了,他却依然在为学生贴钱——学校共有8个孩子,每个孩子每学期交20块钱的管理费,连基本的电费、水费都不够,差额都是由张有国自己掏腰包。“我一年得贴4000到6000块钱。”说这话时,张有国是笑着的。有人说张有国傻,老是贴钱给学校图个啥?妻子也为此跟他争吵过。但张有国从来没有动摇,“只要能从这里多走出几个大学生,我付出再多也值得”。

  41年来,先后有10个本科生、21个专科生从德斯立走出,每每想起这些孩子,一种欣慰掺杂着骄傲的情绪都会冲击着张有国的心,同时也坚定着他行走的脚步。

  现在,陪伴张有国的是8个学前班的孩子。由于离家远,也是为了培养自理能力,他们平时都住在学校里,只有周末才回家。“娃娃们的吃喝拉撒睡都是我一个人负责。”对于孩子们来说,张有国不仅是老师,也是他们的家长。白天,他在上课之外,还要给孩子们煮饭、洗衣,晚上则要陪孩子们睡觉。每晚,他都会在固定的时间两次叫醒孩子们起夜,从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对于自己的孩子,他都没有这么上心过。

  2012年,因水库移民搬迁政策,张有国的家搬到了离德斯立约100公里的湾甸坝,每次回家,他都要骑五六个小时的摩托车。“我平时很少回家,只有学校放假时才回去。”周末时,孩子们都回家了,张有国就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校园,“出去几里看不见一个人”。

  县里的领导看他辛苦坚守多年,与家人聚少离多,提议将他调到离家近些的学校,但张有国拒绝了——德斯立的8个孩子来自5个村子,这是附近唯一的教学点。即便如此,有的孩子回家的路程骑摩托车也要1个多小时。孩子们的家长平时忙于生计,没时间每天接送,又少有教师愿意如张有国这般贴自己的钱做教育并悉心照料孩子们的生活起居。“我可怜这些娃娃,我一走,他们就读不了书了。”就这样,张有国一个人坚持了下来。中间,德斯立一度面临撤并问题,也是张有国向上级请求保留了下来。“只要娃娃们能读书,我不要工资都可以。”

  澜沧江水日夜奔涌,挟着40余年的光阴,转瞬即逝。从少年意气到鬓生白发,张有国将半生的爱留在了德斯立。近些年,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在外结婚生子,村里的孩子越来越少,最初的德斯立小学因生源萎缩而变为了现在的教学点。再过两年,张有国就要退休了,到那时,村子里基本上已没有适龄的孩子,德斯立和他的使命都算完成了。

  

  马斌:教师的誓言,远山的呼唤

  马斌

  拿着微薄的工资,在大山教学点坚守30年。

  他即将退休,可他的身份仍是民办教师,没有编制。

  距离首都不到三百公里的河北省阳原县去年刚刚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但偏远山区的教育情况仍不容乐观。香草沟教学点是当地最偏远的一个教学点,建在半山腰上,学生来自香草沟、金卜罗和小井沟3个小山村,整所学校只有马斌一名教师。这样“一师一校”的日子,马斌已经坚守了30多年。

  1984年,中专毕业的马斌,毅然回到乡村,成为一名民办教师,肩负起农村扫盲的重任。来到香草沟的时候,这里还没通水电,黄土到处飞扬,马斌每天都要挑着担子走好几里路去给孩子们打水。几十个不同年级的孩子挤在一间教室上课,一节连着一节,马斌感觉分身乏术。但看着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他暗下决心:再苦再难也要让他们学习,将来能走出大山。

  如今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带着孩子到城里发展,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人在这里生活。“前些年还有几个学生,现在是两个,明年也不知道有没有。不过就算只有一个学生,我也会继续留在这里教书。”马斌说。

  2018年,马斌迎来了唯一的学生琪琪。开学第一天,两人举行了升旗仪式,马斌担任旗手,琪琪站得笔直,两个影子虽然单薄,却很庄严。琪琪的爷爷、爸爸和姑姑都曾是马斌的学生,把孩子送到教学点,他们很放心。平日,马斌亦师亦父,一边照顾琪琪生活,一边履行教学职责。早晨他要走一段山路,从家长手里接到琪琪,开始一天的课程;中午做饭的间隙,他带着琪琪背诵《弟子规》《悯农》,用生活中的每一个素材教导学生;晚上他积极进行教学研究,经常备课到深夜。

  师生相伴,两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去年念完二年级后,琪琪也随家人搬走了。好在教学点来了两个新学生,马斌的日子又围着他们转了起来。“如果没有学生,我也不知道该去哪、该干什么。”

  这些年,马斌兢兢业业地工作,取得了许多成绩,“师德标兵”“优秀教师”“年度统考教学成绩中心校第一名”“年度英语学科统考成绩一等奖”……还有两年他就要退休了,可他的身份依然只是一名“民办教师”。

  35年前,香草沟没有电话,更没有网络,下达通知都是靠信件。马斌的第一次“入编”机会因为一场大雪,与他擦肩而过——1986年,河北省要求民办教师进行注册,但香草沟地处偏僻,又逢寒冬腊月,冰天雪地,派送信件的人没能把注册的通知及时转达给马斌。雪化了,注册的时间也过了。

  1992年,阳原县组织民办教师考试,通过的就可以转正留任,没通过的统一劝返辞退。马斌去参加了考试,据他回忆,当时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可几年后,当他到市里进行教师资格认证时,却被人事科工作人员告知缺少县里民办代课教师考试记录,不能给他认证。他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与工作人员争论了起来。对方把名单递给他,他仔仔细细地找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没有自己的名字。他再次和“编制”错过。

  从风华正茂到年逾半百,马斌始终在教育中,却也一直在编制外。现在,他的年龄已超过考取编制的限制,不知以后该何去何从。“正式教师需要的所有资格证书我都努力考取了,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有机会,可能这就是人生际遇吧。”马斌的语气中有一丝怅然。

  偏远的教学点,几乎没有编内教师愿意扎根在这里教书,马斌拿着微薄的工资,在大山里一待就是30多年。他也曾想过离开这里去谋求更好的发展,但良知不允许他这样做,“如果我离开这儿,孩子们上学会更困难”。

  “不敢说我是好老师,但也无愧于心。”马斌淡然的语气中有着乡村教师沉默的坚守。越来越多的乡村孩子走出大山,看到更广阔的世界,马斌却一直扎根乡村,聆听着远山的呼唤,坚守着从教的誓言——“要让孩子学到知识,成为国家栋梁”。(注:文中孩子名字均为化名)

  

  张志辉:“我拿学生们没办法”

  张志辉

  “为什么村里的孩子学习不好?为什么一代代没有变化?为什么我教不好?”

  张志辉到只有5个学生的村小支教,想解决这些问题。

  但学生不想学。他焦虑,怕教不好这些孩子,怕女孩子初中没毕业就嫁人,怕男孩子早早出去打零工,怕贫穷与落后观念的循环。

  他说,只要村小还在,他会一直教下去。

  大雪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石海镇,因海拔高而雪密,因雪密而得名。冬季,村民发红且时有冻疮的皮肤,给这里的气候做了最直观的注脚。石海镇兴堰学校希望村小就坐落在这里。

  2019年,张志辉主动申请调来支教,他和5个学生的故事,掀起中国乡村教育的一角。

  “就5个孩子能教出什么名堂?”“山上很苦,主要是你上去又有什么用?”这是决定去大雪村之初,张志辉听到最多的话。可他想要去,他说不出什么感人的话,也不觉得自己心怀大爱,只是觉得事情本该如此。

  山上有5个读五年级的孩子,带他们的陶老师即将退休。村小条件艰苦,几乎没人主动上来。学校是二十几年前修的,今年刚刚解决了喝水问题。有的孩子家里还没有电视,有的孩子家里煮饭和取暖仍靠烧柴。张志辉觉得上山去,至少可以让孩子们读书容易些。山中时有雾气缭绕,如同张志辉和学生们的处境,他们都需要穿过教与学的层层迷雾,才能走出去。

  2020年,是张志辉到山上的第二年,也是他从教的第24年,困惑和不甘一点没少。1996年,从宜宾师范毕业后,他辗转任教于兴文县几个村小,在积累了丰富全科教学经验的同时,也切实体会到村里孩子想走出去有多难,其间他一直在想办法,但效果平平。2008年,张志辉被调到石海镇中心校教初中语文,生活安逸了不少。“为什么村里的孩子学习不好?为什么一代代没有变化?为什么我教不好?”一个个问题却还是像午夜的回响,让张志辉难以回避。循着心里的声音,44岁的他再次回到村小。

  上山之初,张志辉和21岁刚刚毕业那阵一样,踌躇满志,他得再试一次,看看问题究竟在哪。“教几十个学生教不好,难道四五个我还教不好?”事实证明,累世流传的观念和学生的心墙就像蓬松的棉花,如果仅用拳头一般生硬的知识和说教打过去,铆足了劲的力道也只会被轻易地消解。

  最近的无奈始于一次课堂教学,张志辉满怀激情地讲解着阅读题目,并将问题抛给学生,回应他的是一如往常的长久沉默。遇到这种情况,他往往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更不知道如何解决。只能跟学生谈谈学习要主动,要认真,要有文凭,要走出大山。孩子们的态度则是——没必要,他们说不出什么是理想,认为学不学习将来都要打工,做做体力活就够了,未来走一步算一步,实在不行,还可以回村里种庄稼。

  学不好或者学不会没关系,可以反复讲、反复学,但是不想学令人丧气。和孩子们怄气时,张志辉习惯去院子里冷静冷静,满目的花草树木多少能给他以安慰。回到教室,面对斑驳发黑的墙壁和孩子们躲闪愧疚的眼神,他没了脾气,只能接着进行下一科目的教学。11点了,他该去准备午餐,想到孩子们喜欢音乐课,便将学校里那仅有的一盘磁带放进收录机,音乐响起。

  平行时空里,教育与焦虑成了连体婴,城市家长正在愈演愈烈的“教育军备竞赛”中摩拳擦掌。张志辉不清楚这些事情,但是他也焦虑,怕教不好这些孩子,怕女孩子初中没毕业就嫁人,怕男孩子早早出去打零工,怕贫穷与落后观念的循环,他还是没找到办法。耳边响起家长最常对他说的话“我知道学习重要,但是没文化,没办法”,家长最常对孩子说的则是“你学不好可不要怪我,我让你上学了”。

  张志辉目前还是没能做到让学校风气为之一新。他只知道,只要村小还在,他会一直教下去。或许是闭塞的乡村还没有足够多的人通过教育走出大山,所以他需要努力,让这样的事情在大雪村的孩子们身上发生。

  不是每个扎根乡村的教师都能创造奇迹,也不是每个乡村教师都必须心怀大爱,他们有时抱怨、常常无奈却又从不放弃的教学与陪伴,像涓涓细流,正等待着与更多的爱意汇合。懵懂而闭塞的乡村少年们,一直在等待着属于他们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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