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辽、乐进、李典镇守合肥之际，孙权率领十万大军来攻。《三国志·张辽传》中记载：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被甲执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孙）权麾下。……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

　　大意是说，张辽带着八百勇士，冲入十万吴军之中，反复冲杀，还能活着出来。结果出来之后，还有手下兄弟落在敌阵之中，张辽又冲入敌阵，救出这些将士。张辽威震合肥这件事，在历史上传得很奇，也在多处记载中都有印证。例如在《三国志·文帝纪》中记载道：六年，帝（曹丕）追念辽、典在合肥之功，诏曰：“合肥之役，辽、典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自古用兵，未之有也。”此外，《资治通鉴》、《三国遗事》、《三国志辩误》、裴松之注《三国志》等典籍，记载大略相似。因而这件事情不但是历史事实，而且细节也大约如此。

　　但若细细一想，还是难免让人惊讶，八百勇士和十万大军之反差，实在太大。所谓十万大军，《三国志·武帝纪》载：是时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八月，绍连营稍前，东西数十里。官渡之战时，袁绍就有十万大军，这十万人的营寨，东西就有几十里长。古代的一般城市，边长不过两到四里，合肥在当时也并非一座大城，这意味着，如果吴军用十万大军围住合肥，至少可以围十圈，如果大军展开，那站在合肥城上，肯定望不着头。在这种情况下，张辽率领八百骑兵冲入吴军之中，似乎已经不是勇猛，而是飞蛾扑火。其实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语言学问题。

　　语言是信息和内容的重要载体，非常重要，但语言也是一把双刃剑，其中最大弊端，就是标签化。标签化是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为了方便和节省精力起见，用主观为客观设置的一系列简化的符号。例如，当人们说这是一本书，就是一种标签化表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叫书的东西，这是人们发明的词汇。这里所指的一本书，是指由白纸黑字组成的那个东西。如果一幅油画中画着一本书，人们也会对它标签化，但这时候人们指的其实也不是一本书，而是画笔下的颜色组合方式。标签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大大简化人类的思考成本；但另一方面，它很容易扭曲客观。

　　张辽威震合肥之战，就是一个典型的语言学和标签化问题。在张辽率领八百人，冲入孙权十万大军这句主观判断中，有一个事实被严重扭曲了：张辽并不是带着八百人同时和十万人作战，而是和他交战的那一极少数敌人作战，为了突出张辽的勇敢和战功，曹操、曹丕、陈寿、司马光等人，都刻意忽略了这个事实层面，而用八百和十万的强烈反差，突出张辽。

　　吴军连营几十里，并且古代扎营并不是简单地将将所有部队一字排开，大多数时候，一支大军都是由好几支部队组成的，这些部队也不是全部聚集在一处，相互之间往往有一段距离。比如刘备伐吴之时，就是如此。章武二年春二月，刘备率军数万人讨伐东吴，这数万人并不是聚集在一起行军扎营的：

　　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谿蛮夷，咸相率响应。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

　　马良通五谿，五谿在今天怀化一带，距离刘备主力有相当一段距离；黄权督江北，和刘备主力部队隔着长江。孙权十万大军，道理也是一样。

　　因而，当时的情况有可能是这样：孙权号称十万大军，但自己亲率中军肯定没有十万人。这支部队跟随孙权，驻扎在合肥城下。其余部队，有的正在赶赴战场，有的驻扎在合肥以南东吴地界的其它城镇之中，还有的与孙权相隔一段距离驻扎，总之，这十万人绝无可能挤在一起。接着，张辽率领八百人出战，这八百人是平旦出战，平旦是清晨五点左右，这时候吴军应该起床不久，至少不可能已经整装待命在那里等着张辽，因此张辽的进攻，还有突袭的成分。最后，张辽虽然冲入吴军，但他面对的不可能是孙权麾下的所有部队，如果真是突袭，那他可能只需要面对少数巡逻部队和驻防部队，这些部队如果没有将领指挥，被击溃其实并不算难，活下来也不是不可思议。

　　其实当时这类因为语言标签化而扭曲现实的例子很多，比如曹仁。《三国志·曹仁传》载：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将牛金逆与挑战。贼多，金众少，遂为所围。……仁遂被甲上马，将其麾下壮士数十骑出城……冲入贼围，金等乃得解。试问，曹仁只带着几十个骑兵冲入敌军，如果敌军全部注意力都在曹仁身上，无论他武艺多么高强，如何可能走脱？即便不能近身与他交手，成百上千只箭齐射，他也走不了。由此可以见得，凡是这类描述，其重点往往不在于完全反映客观事实，而在于突出人物的优良品质，比如勇猛、顽强、仗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