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人民日报》发文：要形成治理天价彩礼的合力。

　　文章中，针对农村地区的彩礼数表达了批判的态度。在今年的两会上，更是有政协委员建议“遏制农村天价彩礼陋习”，并应积极推进对农村天价彩礼的治理。

　　说起天价彩礼的由来，其实还是和我国自古以来对于“成家立业”的重视程度有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彩礼不光是婚姻关系的确定，也代表着对女方的重视程度，尤其是在我国江浙两省的富裕地区，往往会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起步，甚至还盛行互相攀比之风。

　　为了能够“娶得起媳妇”，在2021年3月16日，江西的九江银行甚至还推出一个叫做“彩礼贷”的贷款项目，其贷款额度最高达到30万元，最长可贷1年，年利率为4.9%。而这一贷款可以用来新婚旅行、购车、购买首饰、家电等等。

　　这种新型贷款，再次引发了网上的热议，甚至引起了官媒注意：保住了面子，却丢了里子，银行逐利本身无可厚非，但把眼光盯紧了本就不富裕的“年轻人的钱包”，这就值得我们深思：高额的彩礼拼出面子和排场，攀比的心理加剧了这种现象蔓延，而掏空的却是“一个家庭的六个钱包”。

　　那么为何这次，人民日报要点名批评天价彩礼现象呢？表面上是对于这种陋习的斥责，而更深的则是对于我国结婚率逐年下降，进而导致人口老龄化的担忧。

　　动辄上百万的彩礼，加上车房，这些很容易就成为了阻碍年轻人结婚的重要因素。为了禁止“天价彩礼”的频频发生，国家也开始对其进行了遏制和政治。

　　于今年颁布的《民法典》中，就有了对“天价彩礼”的具体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对于天价彩礼的存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李永萍认为，归根结底还是性别结构的失衡。

　　据户籍管理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新生儿户籍登记总数为1003.5万，其中男孩数量占52.7%，为529万，女孩数量占47.3%，为474.5万人。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男性为71527万，女性人数为68478万，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的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049万。

　　由于男性资源的过剩，女性资源的稀缺，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具有更大的主导权。尤其是由于历史原因，在北方农村，这种现象会更为严重。

　　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河南商丘，已经开始对彩礼的范围明确规定：对于超过10万的数额需要原封不动的返还，在10万以内的数额则是按部分返还。

　　针对彩礼的返还比例，《指引》规定，彩礼返还数额应当结合彩礼的数额、男女双方共同生活时间长短、有无子女、过错程度、当地风俗和经济水平等因素综合认定。

　　针对彩礼的表现形式，《指引》规定彩礼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见面礼、聘礼、上车礼、下车礼、改口费及价值较大的首饰、电器、通讯工具、交通工具等贵重财物。对于男女双方在交往过程中为表达感情、出于自愿所给付的小额财物及特殊意义的金钱等则不认定为彩礼。

　　此规一出，不少网友拍案叫好，认为此举是杜绝了“天价彩礼”的阻碍，但阿福认为，造成“娶妻难”的不光是天价彩礼，其本质上仍然是我国的男女比例不平衡，房、车、钱的阻碍，说到底是能够解决的，而男女比例的不平衡，则需要人们观念的转变来缓慢调整。

　　对此，我国中南大学的教授也曾直言不讳，表示我国之所以会出现男女比例失调，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长期以来的“重男轻女”的落后观念。虽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思想得到了解放，但彻底解决“娶妻难”的问题，可以说依旧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