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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甲壳虫与希特勒的隐秘历史,一个二战后全球化的故事

大众甲壳虫与希特勒的隐秘历史,一个二战后全球化的故事
2019-08-02 16:09:45 小两口爱生活
大众甲壳虫与希特勒的隐秘历史,一个二战后全球化的故事

世界上最后一个甲壳虫汽车生产基地——墨西哥Puebla工厂上个月宣告停产,不再推出后继车型。而《甲壳虫的全球史》一书刚好选在这个时候推出中文版,无巧不巧地把自己变成了一曲挽歌,一篇墓志铭。

甲壳虫时代的落幕,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许海东看来,无非是一件工业产品的自然生命周期走到了尽头。“我认为大众还是基于经济原因考虑,这款车到了今天,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但就如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一旦彼此及与人类建立了关系”,就会表现为“赋予了独立生命的独立体”。在《甲壳虫的全球史》作者伯恩哈德·里格尔的叙述中,这个体型小巧的圆乎乎的“小东西”,远不止是单纯的工业产品,而已经是一件“过着自己生活的物品”。这位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把甲壳虫的演进,放置在二战至今的全球化进程中,展现了它如何在交织着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半个多世纪中颠沛流离、突围而出,成长为一度堪与可口可乐比肩的全球文化标志。所以在译者、中国海洋大学教授乔爱玲看来,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多元角度带来的历史厚重感。

似乎是希特勒唯一的好主意

稍稍关注过甲壳虫的人都知道,这款外形“卡哇伊”,却被美国人称为“相貌平平的小妞”的轿车,有一段灰色的过去。从一出生,它就带着很强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意图。它是希特勒政治计划的一个步骤,是第三帝国一项破产的政绩工程。不过,相对于之后的成功业绩,这段灰色的历史反而增添了它的传奇色彩。

在甲壳虫出世前的30多年里,世界汽车王国的霸主是福特T型车。历史上的标准化大规模生产模式,也正是由福特开启的。希特勒在福特式的流水线上看到了高效、科学、团结一致和整齐划一。他希望在德国建立一个渗透着现代性精神的高度技术化环境,而福特汽车的生产方式正与此契合。希特勒很快成了这位底特律工业大佬的崇拜者——他阅读福特自传《我的工作和生活》,还在慕尼黑的私人办公室放上了福特的肖像。1938年,福特75岁生日,希特勒派德国驻克利夫兰大使授予其德国鹰骑士团的十字勋章,这是第三帝国给外国人的最高荣誉。

原本就对各种机械很有兴趣的希特勒,对于价廉物美的福特T型车艳羡不已,遂计划也为德国创造一款“民众之车”。他呼吁德国汽车厂家生产廉价汽车,除了结实耐用,还必须“调整价格以适应数百万潜在买家的消费能力”,以成为民众“周日和节假日的快乐来源”。

希特勒派给汽车厂商的任务,令他们头疼不已。当时,新款小轿车的售价约为2000马克,但希特勒却要求将售价控制在1000马克上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在汽车厂家焦头烂额的时候,曾任戴姆勒-奔驰技术总监的保时捷·费迪南德出现了。他的技术野心恰好和希特勒的政治野心不谋而合。保时捷不光是技术怪才,还很有交际能力,从一开始就注意和希特勒建立友好的个人关系。出现在公共场合的保时捷总是穿着三件套装,小心翼翼地与穿着政党制服的纳粹党徒保持距离。然而私底下,他却在纳粹党内游刃有余,并争取到政府的大量资金支持,成为德国“民众之车”的总工程师。

大众甲壳虫与希特勒的隐秘历史,一个二战后全球化的故事

保时捷最终制造出了希特勒构想中的“民众之车”。新车被命名为“通过快乐获取力量之车”(简称“KdF”),虽然技术过硬,却造价不菲。但给希特勒看图纸时,他并没有告知车的真实造价。

“这款汽车将为数百万低收入的新客户敞开大门。”1938年,在柏林举办的车展上,希特勒自豪地宣布。他所指向的KdF,是大众汽车的第一款车,也就是最初的甲壳虫。

但还没等到KdF投入量产,第三帝国就崩溃了。战争时期,生产KdF的工厂被作为军用车生产基地,大批量生产战争急需的“桶子车”。德国战败后,英国占领了工厂所在的沃尔夫斯堡。至于英国为何会保留这个带着纳粹血统的汽车厂,当时的舆论众说纷纭。通过大量档案的梳理,里格尔发现,与美国在占领区全面铲除纳粹文化根源的做法不同,面临财政限制的英国人更希望免遭来自德国人的敌意。他们认为,要修复德国经济,最好的办法就是任用那些与纳粹政权保持距离的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众70%的建筑和90%的机器都保留了下来,并成为德国唯一一家可以在战后立刻投入生产的汽车厂。

之后许多年里,甲壳虫的生产和销售逐渐走向世界,其纳粹血统也渐渐为人遗忘。这款在美国南加州设计、德国沃尔夫斯堡开发,并由墨西哥生产的汽车,让许多国家对它产生了认同感。在1990年代的美国,即便是一些保守的犹太人,都逐渐不再纠结于大众汽车的历史,并愿意承认它“非常迷人”。而在英国,人们则干脆称它是“希特勒唯一一个好主意”。

变色龙般的甲壳虫

“刚刚从德国进入美国市场时,它几乎是像一只臭虫那样偷偷摸摸,一点点渗透,这就是它聪明的地方。”乔爱玲说。

二战刚结束时,大众汽车还笼罩在纳粹阴影里。1949年,当大众总经理向公众展示第一辆出口版轿车时,还要小心翼翼地将其与和平年代的景象联系在一起。凭借强大的性能、低廉的价格和可爱的外形,甲壳虫终于从“第三帝国”的遗产,逐渐变成联邦德国战后复苏的标志,真正成为“民众之车”。

“德国人把甲壳虫视为标志,这并不奇怪,但美国人和墨西哥人都争相把它视为本国标志,这就值得探究了。”事实上,“甲壳虫”这个名字本就出自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之手,大量销往美国后,他们又给它起了一个绰号,“臭虫”(bug)。“这很能反映美国人作为战胜国的心态,一方面,他们对这款小轿车有一点点蔑视;另一方面,又很喜爱。”

1969年,美国曾上映一部大热的电影《爱情臭虫》。拟人化的甲壳虫汽车在片中扮演了一个憨憨的局外人和失意者,它毫无威胁,而且在进入美国之前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跋涉。

大众的总经理也不失时机地在美国媒体面前展示自己的勤劳、节俭和厚待员工,这样的形象与美国人当时提倡的自力更生精神很合拍。随着铁幕落下、冷战开启,大众汽车一跃从美国媒体眼中的敌人变成盟友,而且还是一位秉持纯正美国价值观、依靠福特模式崛起的盟友。此外,在里格尔看来,对甲壳虫的爱好,超越了族群、阶级和政治派别,犹太人与反犹分子、富人与反主流人群、左翼与右翼,都可能是甲壳虫的拥趸。这一点,是其他任何车型都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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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裔美国人对甲壳虫的态度十分微妙。他们对“德国制造”大行其道深感忧虑,但因为联邦德国成为美国在冷战中的盟友,他们担心对德国的批评会被认为“不爱国”,所以不得不对许多涉及德国的问题保持沉默。1952年后,联邦德国对以色列的财政支持让很多犹太人相信,德国的确已经远离了过去的反犹政策。里格尔认为,美国犹太裔的沉默,是“大众汽车在1950年代商业成功的重要前提”。

随着更多有竞争力的轿车进入美国市场,到了1970年代,销量一度超越福特T型车的甲壳虫,又被逐渐边缘化了。1977年,大众宣布甲壳虫在美国停产,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臭虫”的灭绝表达了哀悼:“当甲壳虫汽车从我们的生活中挣扎出来的时候,你得说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部分随之而去了。”8年后,甲壳虫又在故乡德国停产。

在富裕的欧洲和北美失去吸引力后,甲壳虫开始扎根拉丁美洲和非洲。墨西哥和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吸引大众汽车在这里投入大量资金建造工厂。退出美国市场多年后,1998年,因为预料到怀旧情绪的巨大商机,大众又在美国推出新版甲壳虫,再次赚得盆满钵满。与其说这些美国人买的是一辆新车,不如说他们买的是“记忆里爸爸的第一辆车”。

“我们会让甲壳虫死去吗?”这是大众汽车1960年代的一句广告语。之后几十年里,从德国到美国再到澳大利亚、巴西和墨西哥,甲壳虫一次次死而复生。详细梳理完这段历史后,里格尔坚信大众不会真的让甲壳虫死去,即便“这款车已经老掉牙到要进博物馆”。可他错了。他只是刚好来得及为世界上生产时间最长、产量最多的单一车型,献上一篇深情款款的墓志铭,在2019年的7月。

大众甲壳虫与希特勒的隐秘历史,一个二战后全球化的故事

《甲壳虫的全球史》

[德]伯恩哈德·里格尔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19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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