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年来，被誉为“石中君子”的青田石极品——灯光冻以其“莹洁如玉，照之灿若灯辉”的独特魅力及“田黄易得，灯光难求”“价重于玉”的稀有珍贵，成为上至皇帝大臣，下至普通百姓视若拱璧的藏玩佳品。

　　在青田石和皇帝的渊源中，最为人所知的典故莫过于清代乾隆皇帝所藏《宝典福书》和《元音寿碟》青田组章一事。史料记载，乾隆八十岁寿辰之时，权臣和珅、金简和浙江巡抚吉庆等人进贡《宝典福书》和《元音寿碟》两组青田印章，第组印章各120方，以精选品质相近的上佳青田灯光冻石为材，印面内容取自含有“福”字和“寿”字的乾隆御制诗句，延请当时篆刻名家精刻而成，这240方印章分别置放于不同的特制紫漆描金山水楼阁图漆匣内，进献给乾隆后深受皇帝喜爱。该套印章为清代帝王数量最大的青田石藏品，如今已成国宝中之国宝。

　　这套印章在近期故宫出版社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青田石》图册中多有呈现，为我们展示了该国宝级文物的真容。此外，该图册还从故宫博物院现藏的1000多件青田石中精选二百余颗汇编成册，分成皇帝与青田石、臣工与青田石、篆刻家与青田石、百姓与青田石四大类，为我们揭开了清代以来青田石成为宫廷和民间篆刻广泛使用印材的史实。

　　青田石作为印材广为人知自明代文彭以灯光冻自篆自刻始，并由此开启文人篆刻及流派印盛行的时代，虽然高官大臣以青田石入印有更早的记载，比如清代学者、青田人韩锡胙有言“赵子昂始取吾乡灯光石作印，至明代而石印盛行。”赵子昂即是大名鼎鼎的元代艺术大家、魏国公赵孟頫。又如上海朱氏家族墓中出土明代“朱氏子文”青田白文印实物，以及后来两京国子监博士文彭篆印被当时明廷高官如汪道昆等收藏的记述佐证等等，至于元明时期的朝廷官员是否如清代官员一般以青田印石进贡皇帝，有待考证。因而青田印章和帝王一脉的结缘和关联，有据可查或实物明证始于清代皇室。此次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青田石》首次大量呈现清代皇家收藏青田印章的实物图片和史料，可填补包括青田灯光冻在内的青田印石与皇家关系的诸多细节空白，于印坛及收藏界有殊贡献。

　　通过故宫所藏青田印石相关史料，我们可以确定至少早在康熙年间，帝王用印已有青田为材的记录事实，故宫博物院所藏帝后青田用印属主涉及康熙、雍正、乾隆、咸丰、同治、宣统、慈禧太后等，其中尤以雍正、乾隆用印居多：雍正的青田石印章计有30余方，乾隆更是拥有近200枚青田石印章，占故宫博物院所藏400余件青田印石的近半数。

　　帝王之家的这些印章，既有用于官文乃至诏书所用的玺印，比如“乾隆敕命之宝”“同道堂”“慈禧皇太后之宝”等，也有他们平时钤盖于书画作品的闲章，以及日常把玩的青田雕刻件或光素印石，如雍正的“为君难”“亲贤爱民”“崇实政”“墨池清兴”，乾隆的“养心殿精鉴玺”“勤学好问”“自强不息”等等，这些石刻俱佳、富含寓意乃至典故逸事的青田佳石为我们展示了清代帝王为君为人的另一面。更有意思的是，有的印还在推动乃至改变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如咸丰“同道堂”印）。而因帝王角色的特殊性，这些印石无论是历史、文化还是学术研究以及收藏都有很高的价值，为青田石文化的研究增添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值得一提的是，就帝王所用青田官玺御印的艺术水平而言，虽不失精彩之作，但总体和文人篆刻的艺术水平相比仍然会稍逊一筹，如果以皇帝所用官玺和私印相比，又以私印更为精彩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帝后御用官印一般由翰林院翰林篆文后交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刻工刻制而成有关，另一方面亦因官印形制规范约束所致——就官印而言，自汉以下，艺术水准渐而衰微是不争事实，反而是帝王所用私印闲章，有更高的艺术水准。

　　这点皇帝也有自知之明。比如乾隆尤喜文彭所刻青田灯光冻印作，图册中收录了数量不少的署名文彭或三桥（文彭字寿承，号三桥）的青田印作（如“寿承名篆”组印、“清风洒兰雪”“事简茶香”“光风霁月”“兰亭序”组印等——其中亦有托名文彭的伪作），因其所好，乾隆曾在其《御制诗集》中有多篇赞扬文彭及青田灯光冻的诗句，如《题文彭刻章》：“刻石印章复得九，文氏寿承笔以手。各识年月与名字，珍重心期垂不朽。书法篆法胥古朴，摩挲冻石如琼玖。灯光妙品是耶非，文甫牙章较觉丑。人君好恶可弗慎，三桥所作频烦有。无过雅玩佐文房，自问于斯知惧否? ”《御题文彭所刻图章九方》：“三桥刀笔非俗吏，落楮挥毫别契神。绿野有怀花径曲，衡门无斁茗香新。放歌狂饮宫壶酒，凤峤瑶池仙箓春。天澹一帘萃五合，东华不识有红尘。”《咏文彭刻章四首（其一）》：“冻石年陈如汉玉，琴书足以乐消忧。当年五柳先生者，抑埴曾经识此不。”

　　以管窥豹，从乾隆及故宫所藏青田印石的史料中，亦可见清代以来皇家对文人篆刻的关注和喜好，并由此可探寻到从官方到民间，从皇帝到文人篆刻家，集社会各阶力量共同勉力推动青田印石发展和文化普及的痕迹。

　　文/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