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康熙之际，栖霞人于七曾先后两次在胶东半岛起兵反清，两次的结局大不相同：第一次被招安，第二次被镇压。

　　在于七第二次起兵后，清廷态度强硬，调集重兵攻打于七的大本营—牙山。根据史料记载，登莱二府不仅在战时颇遭涂炭，而在战后也备受株连。其中之惨状，史料中多有提及，此前我们也曾介绍过一些，在此就不赘述。

　　于七一案，之所以株连甚广，一方面是因为清廷的政策严酷，而还有一个原因则是，不乏借刀杀人者。

　　所谓“借刀杀人”，就是利用清廷急于追查于七同党的心理，诬告自己的仇人（或为大仇，或仅为睚眦，总之本来都是个人之间的恩怨，与本案无关）与于七有来往，借官府之手打击对方，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公报私仇。

　　这种借刀杀人的诬告现象，纵贯于七第二次反清的整个过程，甚至于七仓促起兵也是被诬告所逼。当时，莱阳的宋彝秉因与于七的兄弟产生个人矛盾，就向清廷告发于七谋反，形势所迫，于七不得不再次反上牙山。

　　牙山失陷之后，于七不知所踪。为消除后患，清军曾开展大规模的搜捕活动。在此期间，诬告之风更盛。

　　在这些不胜枚举的诬告当中，比较典型的一则案例，当属“朱玛喇误杀某生员”一事。之所以称它为典型，是因为这个案例收录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当中，是康熙皇帝亲自讲述，其权威性和代表性由此可见。

　　根据文集的记载，康熙皇帝向大学士马齐、张玉书等人传谕此事是在康熙四十二年，此时距离于七第二次反清失败（康熙元年）已经过了四十一年的时间。

　　当年，清廷派去攻打于七的八旗将领当中，有两人叫做朱玛喇、阿哈硕色，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彼时，于七不知所踪，两人带兵搜捕。正在毫无头绪之际，忽然有一个人来到营中，主动提供了于七藏匿在他们村中的线索。朱玛喇大喜，马上派人包围这个村屯。村民虽然感到惧怕，但都说于七不在村中。

　　朱玛喇认为村民在耍滑头，就让知县亲自进村劝说，大体意思无非是主动告发有赏，抗拒到底没命。村民们感到无法自证清白，就干脆答复说：不信的话，你们就进村搜吧。于是，朱玛喇的人马杀气腾腾地进入了村中。

　　不过，在翻箱倒柜、掘地挖墙之后，清军也并没有发现于七的踪迹。朱玛喇很沮丧。但却没有打消疑问。此时，先前向他告发的那个人又站了出来，指认村里的一位秀才窝藏于七。朱玛喇立即命人将该秀才拿下。审了半天，自然没有什么结果。朱玛喇一怒之下，就以包庇要犯的名义，将该秀才当场斩杀。

　　见到秀才被杀，一直在旁边冷眼观看的首告之人忽然当众大笑，让全场之人十分诧异。他随后对朱玛喇说出了真情：原来，这位秀才并没有窝藏于七，只是与他有仇，因此才向清军将领诬告之。

　　言罢，他还不无讽刺地向朱玛喇说了这样一句话：“今既杀之，我愿毕矣。纵杀我，亦无怨。”朱玛喇恼羞至极，又将诬告之人斩杀。

　　在军中亲眼见证此事的阿哈硕色心中感慨万千，回京之后。不知什么时候，他把事情的过程向康熙皇帝详细汇报了一遍。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康熙皇帝固然不会因为诬告错杀一位秀才就责罚朱玛喇，但他对这件事背后体现出的人性之恶印象深刻。

　　因此，在康熙四十二年，他才会专门叮嘱几位朝廷大臣：“凡人告讦之言，未可尽信。”其实，这个道理也是古今通用的。（本文作者：耳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