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在唐代进入到了一个空前繁盛的时期。而如果说道教在初唐皇帝的眼中，还只是认祖归宗以求正统的工具，那么当它历经近三百年的烟火，已然成为大唐上至皇亲贵胄下至黎庶苍生的精神归依。而道教在唐代的繁荣，也让一大批方外高人也在这段时期格外活跃，他们或炼铅烧汞，或修仙化羽，或心性双修，或幽隐林泉，成为超尘拔俗的一群，在这群高道之中，有三个背影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孙思邈：真正的炼丹家，炼的是心

　　下面这首存于《全唐诗》的《四言诗》，是初唐高道孙思邈给我们留下的他唯一的一首炼丹诗。

　　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为夫妇，结为魂魄。一体混沌，两精感激。河车覆载，鼎候无忒。洪炉烈火，烘焰翕赫。烟未及黔，焰不假碧。如畜扶桑，若藏霹雳。姹女气索，婴儿声寂。透出两仪，丽于四极。壁立几多，马驰一驿。宛其死矣，适然从革。恶黜善迁，情回性易。紫色内达，赤芒外射。熠若火生，乍疑血滴。号曰中环，退藏于密。雾散五内，川流百脉。骨变金植，颜驻玉泽。阳德乃敷，阴功日积。南宫度名，北斗落籍。——孙思邈《四言诗》

　　“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为夫妇，结为魂魄。一体混沌，两精感激。河车覆载，鼎候无忒。”事实上，潜习古人医方、博极医源被称为“药王”的孙思邈，不仅为了解药性以神农尝百草的精神深入高山密林，更是一个炼气修形的道教徒。他继承了道家的炼丹传统，注重原料的采集和丹药的配方，为求一味药或一个配方，“虽艰远而必造，纵小道而亦求，不惮始终之劳，拒辞朝夕之倦”。但是，有别于那些渴望炼制长生不老药的炼丹家们不同，孙思邈重炼丹而不服丹，在他看来，服丹成仙是“神道悬邈，云迹疏绝，徒望青天，莫知升举”，他只是将炼丹作为其制药的手段之一，正因如此，他炼制的“太一神精丹”才真正在隋末疟疾横行时发生出威力，成为救疾济危的特效药，而他用几种矿石炼制而成的“诸霜雪方”，更是被明清温病学派视为清热、慎惊、开窍的“三宝”之一。

　　有唐一代，由于皇帝对道教的热衷，使得很多道士都以精通神仙方术、经谶符图为名，极力攀附皇亲贵胄，而孙思邈的可贵之处在于，尽管因其医术高超，多次被皇帝召至长安，却始终不为名利所动。他曾被太宗召见，并被授以爵位，他固辞不受；他为高宗治病，深得高宗器重，高宗特赐其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住，并授之以谏议大夫之职，但不久孙思邈便借口染病，重返山林。不肯攀附皇权的他，对庶族布衣却愿倾其全力，他用自己高超的医术让许多濒临亡的患者起死回生，却分文不取，他和一生落魄的初唐才子卢照邻结成忘年之交，在他的精心治疗下，卢照邻得以袪除恶疾……当这位注意内外丹兼修以“救疾济危”为己任的一代“药王”在101岁时仙逝，我们看到，一个人要真正实现长寿，于浮躁的红尘中坚守一份生命的宁静和淡泊，其实更重要。

　　司马承祯：炼形即“修仙”

　　和孙思邈一样，上清派茅山宗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也是一位喜欢与林泉为伴的唐代高道。身为司马懿之弟司马馗的后人，司马承祯自幼便薄于为吏，无心做官，二十岁时，他拜师嵩山道士潘师正，得受辟谷、导引、服饵之术，颇得潘师正喜爱，遂独得其真传，隐居于天台山玉霄峰，自号“白云子”。这个超然物外的“白云子”写得一手好字，尤以隶、篆自成一家，名曰“金剪刀书”，至于其文学素养，同样是人中翘楚，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称为“仙宗十友”。

　　在司马承祯看来，人人皆有成仙的禀赋，唯一需要的就是“修我虚气，遂我自然”，而对繁琐的方术，他更是主张“易简”之道，并吸收了佛教的止观、禅定之说，将其“易简”之道概括为“三戒”：一曰简缘，二曰无欲，三曰敬心，认为“勤行此三成而无懈退者，则无心求道而道自至”。司马承祯的高深道行颇得唐代帝王的赏识，崇佛抑道的武则天曾将其召进京都，亲降手敕，睿宗曾问之以阴阳术数与治国安邦的关系，司马承祯直言阴阳术数为“异端”，真正的理国之道，当以“无为”为本，睿宗深以为然。到了崇信道教达到极致的玄宗，对这位隐居天台山的方外高道更是尊敬有加，他曾趋访山中，与司马承祯抵掌相谈，以“道兄”呼之，开元九年(721)，更是派使者迎其入宫，亲受法篆，成为道士皇帝。有唐一代，与宫廷政治保持密切关系并享受特权的道士大有人在，但像司马承祯这样得到三朝帝王垂青的高道，却并不多见。

　　而司马承祯令人尊敬的一面，正是其虔心于道不溺俗流的超拔之气。尽管成为皇帝的座上宾，并被俯视率土之滨的皇帝以“道兄”称之，但司马承祯却甘愿松风煮茗，竹雨听琴，回天台山继续自己的修道生活。一个“终南捷径”的成语，正是出自这位不慕仕途的高道与其友卢藏用的对话，据说司马承祯欲返归天台山时，同为“仙宗十友”的卢藏用曾手指终南山道：“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结果司马承祯却淡然一笑，“以余观之，仕宦之捷径耳”，羞得卢藏用这位被时人称为“随驾隐士”的假隐士无地自容，而“终南捷径”这则成语也由此不胫而走。事实上，司马承祯在将其静心坐忘的“易简成仙”主张树立为后世养生修真的圭臬的同时，已然用他的清虚自在、“遂我自然”完成了生命的“羽化”和精神的“飞升”。

　　吴筠：炼诗，是一种坚守

　　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人阵营中，吴筠的名字可能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但这位在《全唐诗》中留下129首诗歌的诗人，在唐代道家中却是创作最丰富的名士，下面这首《高士咏•韩康》，正是吴筠50首《高士咏》中非常著名的一首：

　　伯休抱遐心，隐括自为美。卖药不二价，有名反深耻。安能受玄纁，秉愿终素履。逃遁从所尚，萧萧绝尘轨。——吴筠《高士咏·韩康》

　　“安能受玄纁，秉愿终素履。逃遁从所尚，萧萧绝尘轨”，在这首诗中，吴筠以生活在东汉末年的隐士韩康为抒情遣志的对象，通过韩康的不为厚礼征聘所诱，隐姓埋名，卖药于市，歌颂其不慕荣利淡泊宁静的人格。事实上，吴筠用50首诗歌打造而成的这一中国历代高士阵营，体现的正是其作为道家的一份坚守。和司马承祯师出同门，自幼心仪道教的吴筠也是在二十岁左右科举不第之后，投身道门，拜潘师正为师，得上清经法，悟道家要义。彼时的盛唐，由于道家倍受崇奉，许多如前面提到的卢藏用这些“放利之徒”，皆“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矣。”如果说，司马承桢以“终南捷径”对卢藏用这些沽名钓誉的伪隐之徒含沙射影，那么，以文辞知名于京师的吴筠，则选择用一系列的《高士诗》表明自己对心乐肥遁的真隐士的仰慕，对奔竞伪隐的假隐士的不齿。作为一个道人，老子、庄子、列子自然是吴筠咏赞的重要人物，但吴筠又并未将自己的诗行局限于这些已被唐代皇室荣封的道家人物，他的一系列高士诗和咏史诗，其实已经不是在“道”言“道”，而是他对世相的描摹和对生命意义的观照延宕成了一道壮丽的文学景观，正是遁着吴筠的诗行，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大唐道教高士，而他的组诗创作，对晚唐大型咏史组诗的出现无疑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当然，孙思邈的炼丹，司马承祯的炼形，吴筠的炼诗，只是唐代高道的三种生命状态。事实上，在这个道教炽盛的王朝，有相当一部分道士享尽了攀附宫廷政治的荣光，叶法善、刘道合、赵归真等，都在与政治结缘的过程中，得到了优渥的待遇和显赫的特权，尤其是武宗朝的道士赵归真，更是特承恩顾，被武宗“请于禁中筑望仙台，高百尺，以为鸾骖鹤驭可指期而降”，最后在赵归真的极力鼓吹下，才有了佛教史上的晦暗时刻——“会昌法难”。而放眼唐朝三百年道教的发展，孙思邈、司马承祯、吴筠，这三位贯穿初唐、盛唐和晚唐三个阶段的高道，他们的背影，无疑是沉实的，又是飘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