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性新冠病毒的蔓延，人类将再次面临新的困境与挑战。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状态与方式，出行与聚集成为了一种敏感的词汇，数以万计的人死于病毒之手。从古到今，人类面临着多少灾难的发生与经验的教训。然而，随着人类进入全球化的竞争与博弈中，也面临着诸多破坏生态，不尊重自然规律的劣根性，这迫使我们开始重新思考人类命运与自然生态的关系。艺术作为一种“抗疫”的发声，必然也将带给我们新的思考与改变。
苍生系列1月23日，刘若望大型生态艺术展若望“抗疫”在北京渡渡美术馆开幕。本次联展由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担任总策划，意大利艺术家雅各布和独立策展人王振林联合策展，芳草地艺术提供学术支持。这是“从峪口到佛罗伦萨”——刘若望生态艺术五地联展的最后一站。刘若望生态艺术五地联展最早于2020年夏天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开启，之后在陕西峪口、榆林和山西相继举行。此次联展作为北京站的收官之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站。
刘若望是一个善于思考的艺术家，他以自身的经历反观人类的生存状况，以动物猛兽作为隐喻，以大胆的叙事与风格塑造，给我们呈现了人类在面临危机时的众生相。刘若望出身在陕西峪口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他就被物质生活的匮乏所困扰，他对普罗大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悲悯情怀，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反映人类底层平民的心声，这正是他对艺术充满崇高的敬意之所在。
策展人介绍户外渡渡国际雕塑园作品在北京朝阳金盏乡坐落着一座世外桃源般的雕塑园区，这里就是刘若望工作室与新建的北京渡渡美术馆，园区内到处都有着刘若望大小不一、各种情状的动物雕塑，仿佛走进了动物出没的丛林中，尤其以群体雕塑为主的动物猛兽，甚是震撼人心，扑面而来的危险意识，传达出了一种自然震慑与警醒的声音，预示着人类过度贪婪的欲望必将走向死亡。高大凶猛的黑猩猩、咆哮而起的野狼、狡猾聪明的蝙蝠、盘踞而坐的毒蛇等等元素，组成了刘若望“抗疫”的宏大叙事。
人类一直以高级动物盘踞在食物链的顶端而自鸣得意。刘若望试图打破人类至上的中心主义，强调与自然共生共存的价值观，而不是以征服与竞争、厮杀与毁灭作为人类征服世界的一种手段。此次全球性新冠病毒的肆虐，作为自然的反击，正是一种教训与警醒。所以刘若望大胆的扛起“抗疫”的大旗，呼吁人类与自然和平共处，以一颗谦卑而善良的普世价值观，共同促进与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开幕式现场问：举办这次展览你的初衷是什么，你又是如何构思整个展览的框架？
刘若望：艺术与我们的教育与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希望现在的艺术品，不要以商品属性去衡量艺术的价值，而应该去启迪人们对生活以及审美的认知，这就是我最早筹划这次展览最重要的一个初衷。
其实整个展览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把多年创作的室内作品与户外雕塑两部分呈现出来，涉及雕塑、油画、装置等；第二部分就是整个季度创作的作品，这部分主要围绕主题展开，作为一个在疫情之下，具有时效性的展示与反省；第三部分主要从全国征集以儿童为主的绘画精选作品展开。这三部分互相联动，把雕塑园打造成为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艺术园区，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能让公共艺术真正的走向大众。
问：此次展览的主题主要是“抗疫”，但是在题材与风格上与疫情相差甚远，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把动物系列主题跟抗疫联系在一起？
刘若望：其实并不远。因为我们习惯的“抗疫”，主要是表现勇敢的逆行者、以及在疫情下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与普通的医务工作者。这是大家对抗疫最普遍的认识。但是我认为，“抗疫”还有另一种深沉的含义，就是我们如何去反省疫情带给我们的经验与教训。比如，人类如何与地球相处，动物与人类如何相处，以及生态、自然如何与人类相处。所以，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让我们在疫情中得到一些反思。
2003年，我当时正好在北京，遇上了最为严重的“非典”，当时对我来说有着切身的体会，就是周围跟现在一样笼罩了一种压抑的危机。减少外出，不能乱吃不干净的食物。但是“非典”过后，实际上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真正的反思，只是我们胜利了。我们固然要歌颂英雄，但是我们最主要的是改变我们的观念，我们真正反思过当疫情之后，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对待生命的态度吗？
最近几年，各种各样的直播彰显着互联网经济的新浪潮。但是也同样充斥着恶俗、底级趣味的嗜好。比如，有的把老鼠塞在嘴里边，活生生的蛇塞在嘴里，然后直播给大家看，竟然直播人数在一路高涨。这些都说明了我们对待疫情并没有吸取教训。我们的艺术界也没有真正的反思过作品，大量反思过的价值观都被网红打卡式的上千展览消释了，被娱乐大众的狂欢消释掉了。
我记得非典之后，有人拍了一部电影，主要讲述两个年轻人由于被隔离关在一起，最后变成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爱情固然美好，但是现实远不止如此。所以，我们更要应该去反省，去获得一些思考：我们如何与世界、自然相处。所以，我是从反思的角度来进行创作，我觉得“抗疫”并不是去抗争，而是我们更应该表达的是我们现在的经历，以及反思我们如何做才能升起一克自然的敬畏之心。
狼来了系列问：看您的作品涉及到很多的题材，比如雕塑、绘画、装置等等。你是如何规划自己的艺术生涯的？
刘若望：我在中央美术学院非常系统的学习雕塑，所以一开始大众认识我的时候，主要是由于雕塑而与我结缘，但是其实我从小到大一直在画画，我从七八岁就开始画画，后来从榆林、西安到北京，一路走来，自己打工赚钱，然后去交学费，然后靠自学，大量的看展览，阅读去磨砺自己。所以我自认为绘画要比雕塑更加的成熟。后来我尝试做装置，我一直在尝试新的方式，我不是一个古板的人，也不是一个封闭的人，所以我实际上总是在尝试一些不同的材料与新的表达。
在20年前，我自学绘画，有时候去一个小镇，天天去做雕塑、绘画，我能够请的起的模特就是街头的流浪汉，一天给他两块钱，有时候自己连饭都吃不上，但是我仍然还要研究，还要去学习。在这个地方大概能请得起的模特，就是街头的流浪汉与孤寡老人。所以每天面对着一两个固定的模特，不太懂得变化，时间一长就会感觉作为个人肖像是没有新鲜感，于是想着变着花样，多方位去表现人物的特点。如何才能在有限的资源面前，启动艺术的内循环，让自己始终能够保持热度。
问：你的作品从陕北到佛罗伦萨展出，既有传统又很当代，你是如何把传统与当代有效转化，又是如何从东方走向世界的？
刘若望：早在20年前我就意识到自己作品很土，很传统，但是他只属于我，这跟我从小的成长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成长在黄河边上一个传统的农民家庭，我家祖上六七代都是天主教信徒，但是从小我喜欢看书，最早阅读过的是70年代未80年代初出版的连环画，类似这种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我对里边的剧情记得非常清楚。从小我的记忆力非常好，然后就给农村的同龄人讲解，大家都赞不绝口。有时候放羊，胆子小经常让小朋友陪伴着我，所以那个时候就养成了把阅读过的小人书中的内容分享出去的习惯。我创作的雕塑像老鼠拿着青龙偃月刀，拿着铜锤等等，都是从小时候阅读的灵感，就像北方人喜欢吃面条一样，已经成为了我的“口味”，长大之后会影响你一辈子。所以小时候留下的成长经历，这种传统风格也是我很感兴趣的。
苍生系列到后来，我其实一直没有太在意当代的创作方向，我只是在意如何表达我自己的情感。所以我并没有在意太多别人对我的评价，像有的人说我的狼系列作品会感觉有点凶，其实我是想表达一个生存的感受，就是一种压抑的危机。不论是传统还是当代，不论是保守还是前卫，我觉得只要遵循艺术真实的情感与思想的流露。其实后来为什么西方容易接受我的作品，我觉得可能有几点：首先我是用中国传统的视角，他跟西方的表达完全不同，像中国传统的陶俑，你表达的内涵一定是很东方化的，这种对传统的认识是独特的文化属性塑造出来的。所以，这跟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点，我认为是就是宗教信仰，他教会你要有平等意识，就是要平等的交流与沟通。他不像我们现在说的文化输出，文化输出意味着你是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其实我们只是来交流与学习，我们面对人类的问题、生态的问题，各抒己见，相互探讨与启迪。所以在这一点上，实际上你能够跟西方达成一种共识，这是一种交流的平等，不是强加教育。
第三点，实际就是东方全景式的思维观念。中国人从古到今，都喜欢全景式的展现手法，如秦兵马俑、寺庙的十八罗汉，甚至如绘画《清明上河图》，他们都一致的给你营造了一种全景式的构图，你进入之后，是一种身临其境的群体感受。像秦兵马俑，你进去之后它是一个很大的军阵，你只是站在其中的一员，你跟他们在互动，西方的雕塑很少出现这种气势磅礴的景观。就像东方的寺庙雕栏画栋，飞天的仙女，镂空的舞姿，他们整体营造的一种气氛，就像是一件装置作品。为什么中国的文化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全景观景观，主要跟我们强调集体主义大一统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从秦始皇大一统，就能看出集体的重要性，我们探讨这种集权主义下的文化形态，与传统强调的文化属性有大的关系。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耳濡目染影响着你的一种强大的英雄主义。
问：在这次展览中听闻，你有一部分作品是花了200多天闭门不出在疫情期间完成的，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创作了那些作品？中间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刘若望：从时间上看，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巧合。我10年前买了很多的画框，大概有100多个画框，一般画家也不会买这么多的画框，而且都是统一规格的尺寸。其实当时一直也没好的想法来画，然而疫情爆发以后，每个人都减少了外出，对于艺术家来讲正好是一个充实自己创作的一个阶段，所以我就就地取材创作了起来，以“抗疫”为主题，以动物为隐喻，把人们在这样危机时刻记录下来，也许是一种情绪，也许是一种反思，所以一切都比较顺利。疫情期间整个园区封闭，我每天只有工作室的几个人在，就只剩下助手、厨师、司机，再没有任何人来打扰。可以说这段时间是我十几年里最有安全感的事情。
我每天的生活非常规律，晚上11点左右睡觉，第二天吃完早餐就开始创作，中午小憩一会儿。作息非常单纯，其实我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像今年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几年前就已经规划好的。所以疫情来临，对我来讲也并不是什么被动的事情。目前这个展览空间有点局限，有一些大型的装置与绘画项目可能没有达到我预期的效果。等疫情过后，我们把这些作品放到陕西峪口的小镇，打算在这边建造一个美术馆，然后把这段时间创作的作品，永久的保留下来，让我们能够记住2020年我们都经历了什么，让大家都能通过这个展览的主题，以及它所传达的意义，能对我们当下生活状态有一个很好的启发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