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020年度“中国好书”揭晓，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看见5000年——良渚王国记事》入选“文明薪火”类“中国好书”。4月25日，除了本书作者马黎，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刘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方向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副主任王宁远，在杭州晓风书屋举办一场“亮会话”。四位嘉宾联手给现场的读者奉献了一场有关考古的智慧大餐，活动还通过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天猫旗舰店进行了网络直播。
如何写好良渚故事？如何让公众读懂良渚？马黎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但她首先关注到了普通读者和考古之间的距离。
马黎在讲她的写作经历“因为我是一名记者，所以我经常会面对读者，他们想要知道什么，很多读者经常会关心这个宝贝太漂亮了，发现的时候挖到了什么，还有一些比较高阶的读者可能还会关注有没有一些自己知道的一些历史的IP或者是一些历史故事。而考古人想要知道什么？他们很多时候想要告诉我们事情是如何生成的，揭清内在的年代关系，他们最在意的是一些遗迹。我经常说一句话叫做地下气象万千，地上土丘一片，比如说良渚古城的遗址公园非常美，但是对一般人来说，就是看到一片非常美丽的公园，看不到我们想像中的那种高大“宫殿”。所以我一直觉得普通人跟考古之间难道是对立关系吗？其实并不是对立关系，我可以当这样一座桥梁，做这样一对耳朵，去让更多的人听到考古想要传达的东西，听到我们普通人想要知道的东西。”
马黎具体分享了与三个在场嘉宾有关的故事：一个是方向明老师如何整理老一辈考古学家牟永抗先生办公室标本的故事；一个是刘斌老师如何寻找良渚古城的故事；一个是王宁远老师通过实验考古还原良渚人如何营建古城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没有重大发现，没有出土“宝贝”，但是它们真实地反映了考古工作的实际和考古人的生活状态。
“刘斌老师有一句话比较打动我：被材料牵着鼻子走。当某一种材料能够触动你，就要把它搞清楚，考古就是要教我们怎么样去追寻，怎么样去发现它的功能，最后引向科学。”马黎说。
2013年的时候，马黎还亲身参与了王老师所作的实验考古。“写完这个稿子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好像接近了良渚人多一分，突然觉得好像回到了5000年前。”这就是一种回到现场的感觉。
在总结中，马黎谈了自己的创作路径和体会：“所有的叙事都必须建立在考古发掘和专家的讲述中，这些是我目前最看重的，应该说是我的前提。希望带引大家看到考古的本质，回到田野，回到现场。”
刘斌考古是什么，意义是什么？
刘斌：
考古在我们当今文化建设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今年是考古百年，我们考古不光在历史学这方面，就是4000年以前的历史，都是这100年的考古建立起来的，另外，我们各个城市那么多博物馆里面，大部分的东西都是考古人挖出来的。100年前，再大的史学大家，他们也没有我们知道的多，所以这些都是100年来通过考古人的工作，考古人的努力所达到的。
方向明方向明：
考古工作从大的方面，增加民族自信，增加民族凝聚力，增加文化自信。
有关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有四个成就，四个成就是独木舟、天文、水利设施，还有音乐。
独木舟就是萧山跨湖桥的，有8000年的历史，然后水利设施，则是王宁远所发现的5000年前的良渚水利系统。关于天文，浙江好像没有，但是天文和农业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肯定得有天文的授时，因种水稻很复杂，它需要进行水管理的。
其他通过浙江考古工作明确对于中华文明有贡献的那些重要的基因当中，除了已知的水利设施、良渚古城的建制模式，还有包括良渚玉器上反映的最早的礼制。田螺山发现的茶树也可能是中国最早人工种植的茶树。
还有原始瓷和硬纹陶，除了起源早，而且能够成系列，成规模，尤其到了两周的时候，大型原始瓷的烧造，完全替代了青铜礼器。
还有漆器。现在最早的其实是8000年跨湖桥的漆弓。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和精神的载体。
那么丝绸呢？我们回过头去看河姆渡早期象牙小帽子上面的昆虫，肯定就是蚕宝宝。
良渚更不用说，尽管良渚没有明确找到丝绸的证据，但是反山23号墓的复杂的玉织具，和小小的隧孔珠，那珠子的隧孔小于0.5毫米，肯定只有丝才能够穿得过去。丝绸衣服是不保暖的，所以早期的丝绸是跟当时的观念信仰是相关的。我们现在讲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这个是一个多大的贡献！
我罗列了大概10种浙江考古工作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归纳成浙江文明的基因，是为中华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王宁远王宁远：
很多人都觉得考古人好像特别苦，但我觉得考古是一个非常具有开放性、科学性，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学科。就是说你可以用任何方法、任何的学科的知识去解决在那个年代的任何问题。我们现在对于古代社会知道得非常少，你可以用任何的方法去解决任何的问题，然后获得的成果很可能就是能填补空白的。所以我觉得就做考古，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非常有意思的工作，因为你可能不会有很多行业那样的焦虑，因为你可以非常安静地从事一个有无限可能性事件，我们自己有巨大的乐趣。
如何向公众普及考古？
刘斌：
我们考古人主要关注考古现场的样子，还有就是它们的年代关系。在考古业内基本上是把这两个问题讲清楚就行了，没有进一步地延伸去解读它的元素以及这些元素之间的传承关系，但是一般的读者大众没有这样的专业知识储备。
我觉得一个方面是因为在教育里没有太多地去灌输这些。要让大众明白，首先是要有一种普及教育。另一方面，考古人当然要有一种语言的转化或者一种解读。比如三星堆的文物，很多人第一印象认为好像不一样，但是它的元素都是有来源的，那个神像旁边像牛耳朵一样凸出的东西，在石家河文化的玉器里本来就有的。4000多年前在湖南、湖北、长江中游都有这些元素，这些对考古人来说是很了解。又比如良渚之后大概距今4100年的时候，良渚文化创造了很多的元素，传播到北面的陕北、南面的广东，也传到了三星堆、金沙。但是这些一般公众没有这样的基础知识，我觉得这个是可能需要我们考古工作者去解读，我们也有责任做科普。
王宁远：
如果我们把普通的公众当成一个群体，然后专业学者专业考古学家当一个群体的话，实际上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它需要有两种人。一种就是类似于马黎这样的，她代表公众里面对考古比较了解的人；另外一种比如说像郑嘉励，他相当于是专业考古工作者里面与媒体有联系的人。社会需要有这么一些可以相互沟通的人，对于我们相互彼此语境的转化是非常重要的。
方向明：
整个社会都变成考古学家，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首先是一个文物工作者，然后其次是一个考古学家。什么是文物工作者？首先得把面临的考古工作做好。
但是考古尽管是一门学科，但是我们有责任和有义务，按照我们前辈讲，那就是人民的事情，你总要对这个社会有一个交代，对大众要有个交代。所以首先要把考古工作用科学的报告把它写下来，另一方面通过不同的形式，比如通过马黎这样的桥梁，把考古和考古背后的故事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