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海南日报

　　泊潮村出土的其中一面石寨山型铜鼓，现藏于儋州市博物馆。 刘亭亭 供图

　　晚清《广东舆地图》中的《儋州图》，东北角处为“苩蓼港”（泊潮港）。 何以端 供图

　　重修后的抗日烈士黄金容故居。

　　泊潮村的“陈杨庙”，据传纪念的是明代被锦衣卫迫害而避难海南的陈、杨两位武将。

　　泊潮村位于儋州市东北角，与临高隔海相望。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

　　地处儋州市东北角的光村镇泊潮村，是一个横亘在后水湾上的小半岛，无人机视角下的地貌形如一个竖起来的大拇指，也像一只肥硕的沙虫，而当地的海产中，最负盛名的，正是沙虫。

　　三面朝海的泊潮村，东半部是老村，西半部是新村，东边与临高新盈镇隔海相望，西面是宽阔的弧形海湾，远处的海域，便是北部湾了。泊潮村的民宅新旧参半，老房子墙体建材为火山岩石块，人字形瓦顶，无论大小，大多呈合院式分布，新房子则是两层或三层高的小洋楼。

　　泊潮村是一个渔村，也是海南岛西北部一个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历史上还是兵家必争之地，泊潮村的儿女还曾经为海南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献出生命。由于资料匮乏，无法进行系统性梳理，今天的人们只能借由文献记载和文物遗存，拼凑起当年当地的些许记忆碎片……

　　古代海南岛西线交通要冲

　　“泊潮”因何得名已无据可考，但可以查知其名称的变迁。在明代的正德《琼台志》和万历《琼州府志》中，这里设有归属临高县管辖的“博顿港”（位置在泊潮村东侧）；清代的舆图，则将港口标识为“苩蓼港”或“泊蓼港”，不过图上手写的“蓼”是草头下面一个“了”字，在今天是个连电脑输入法都敲不出来的异体字；而在民国的《儋县志》中，才有了“泊潮港”的记载。博、苩、泊的读音都一样，本义估计是临高语的记音字，是“口”的意思，与“停泊”应该没有关系，尽管那里历来都可停靠渔船、舟艇。

　　儋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副研究馆员陈照荣是泊潮人，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岛后，曾用玄武岩大石板在泊潮村东边的港口修筑简易的码头，用于停泊军船；日军战败投降后，码头石板被附近村民拆去修建民房。

　　历史上的泊潮港（博顿港）似乎籍籍无名，所起的作用却不容小觑。

　　海南师范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琼崖古驿道》的作者何以端先生认为，由于泊潮港位于琼崖环岛古驿道西线临高至儋州段上，从临高新盈借水路南下，不过几分钟的舟程，大大缩短了前往儋州光村的路程和时间。

　　地图、地名中的军事信息

　　“将军印”“将军市”“将军塘”“将军汛”“兵马山”“兵马角”……细看清代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广东舆地图》中的《儋州图》，发现泊潮村周边地区，包括海域，分布着很多含有古代军事信息的地名，让人不由得想起元明时期的“军屯”现象。而在今天，当地还有“将军印”（北部湾中邻昌礁的古称和俗称）“将军庙”“将军石”（老村村口一块刻有古代武将形象的石敢当）等自然遗迹和人文遗存；泊潮村北侧有座“陈杨庙”，据村民口口相传，庙里纪念的是明代被锦衣卫迫害而逃匿至此的“陈杨二帅”，只是说不出他们的名字。

　　泊潮村现有700多户、3000多人，有张、王、林、陈、黄、徐、邱、符、周、梁、尹、骆等12个姓氏，其中人口数量排名前三的是张、王、林。陈照荣说，泊潮村人的祖先，多数从对岸的临高新盈迁徙而来，再往前推，部分姓氏的先祖迁自福建莆田一带，但由于家谱资料缺失不全，多数姓氏的渡琼始祖已无法查考。

　　泊潮人操儋州话，但由于与对岸的临高渔民有交往和交易，一些村民也会讲临高语。

　　泊潮人靠海吃海，一直以来以海洋捕捞为生。风里来浪里去的泊潮人，不乏铁血汉子。

　　出生于1902年的黄金容是泊潮人的骄傲。据儋州市党史资料介绍，1925年，黄金容从广州法政大学毕业后，就携带马列主义书籍回乡，向家乡的工农群众进行宣传讲解。1926年春，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黄金容回到海南，成立了儋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泊潮村党支部，之后又创办泊潮村农民协会，还奔走于县里各个村庄，指导农会建立和训练农民自卫军。1927年10月，身为中共儋县委员会委员的黄金容参与领导了儋县“十月暴动”，推翻了国民党儋县政府，成立了海南岛上的第一个县级革命政府——儋县临时革命政府。不幸的是，1940年4月，在与日军的一次战斗中，黄金容中弹牺牲，年仅38岁。

　　1950年1月，为协助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渡海南下，泊潮村的23名船工勇敢地配合琼崖纵队司令部的部署，从临高新盈后咀村出发，潜渡琼州海峡，前往海北的徐闻；3月，他们随大军南下登岛作战，泊潮村的林扬熙、林黄养、黄华利、刘杰新、黄扬杜等5名船工在战斗中牺牲。

　　1999年出土两面石寨山型铜鼓

　　1999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泊潮新村的位置，出土了两面在岭南地区罕见的“石寨山型”铜鼓，让泊潮村一度蜚声学界，也让十里八乡的儋州、临高父老大开眼界。目前，这两面铜鼓，一面被海南省博物馆收藏，另一面藏于儋州市博物馆。

　　据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1935年—1997年）考证，早期铜鼓的功能相当复杂，是作为权威的象征、乐器、祭祀、战阵、贵重物品、号召民众的存在，但最集中而突出的，是陈列在各种隆重的祀典中，特别是有人祭的祀典上。

　　有关中国铜鼓的记载，早在成书于五世纪的《后汉书》中便已出现，迄今已有1500多年。我国铜鼓主要分布在西南和岭南各地，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东、广西、海南和湘西地区。在海南，海口、文昌、万宁、陵水、澄迈、临高、儋州、昌江、东方，均有铜鼓出土。

　　国内专家学者从铜鼓铸造、使用和流传范围研究，将它们分为滇系铜鼓和粤系铜鼓两大系统、八种样式。据海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育龙介绍，海南出土的铜鼓大多属于粤系的北流型、灵山型和滇系的石寨山型，其中北流型居多，北流型和灵山型铜鼓出现在汉代至唐代；石寨山型铜鼓是最早出现的一种类型，其年代上限可以到春秋早期，海南岛上仅在儋州泊潮村发现的石寨山型铜鼓，同样是早期铜鼓的代表，其年代上限可早至战国早期，主要分布在环北部湾的中国云南、广西，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发现石寨山型铜鼓的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部，处于北部湾的最前沿，是来自大陆方向的移民较早的聚居地。”王育龙认为，“这一类型铜鼓的出现，将海南岛铜鼓文化的年代上限，从以往人们认定的汉代，推至战国末期。这一时期的海南岛尚属于古代骆越民族的范围，直到汉代以后，来自北方大陆的汉人才不断进入海南，因而可以肯定该类型铜鼓的族属为古骆越民族（海南黎族的先民）无疑。”

　　看来，最早在泊潮村一带繁衍生息的，是黎族的先民。苏东坡谪居儋州时，与当地民众交往密切，其诗句“铜鼓葫芦笙，歌此迎送诗”（《题冼夫人庙》末两句），透露出当年他在儋耳故地，也曾耳闻来自远古的铜鼓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