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合肥晚报

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编剧，也都是时代史诗的主角。

　　作为2026开年大剧，《小城大事》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叙事姿态，将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龙港搬上荧幕。这部剧用实景搭建的滩涂村落和改造场景的市井烟火，在轻喜剧的糖衣包裹下，淬炼出一部属于普通人的史诗。当镜头扫过月海镇斑驳的砖墙与泛黄的规划图，观众看到的不仅是新城崛起的奇迹，更是一代人如何将命运锻造成时代的钢印的历程。

　　《小城大事》的突破首先在于叙事视角的革命性转换——它用“平视镜头”取代“上帝视角”，让观众以“在场者”身份参与小城变革。当镜头不再聚焦文件批阅的会议室，转而扫过月海镇斑驳的砖墙、泛黄的规划图，当政策解读转化为具象行动，改革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为可触可感的生活实践。

　　小城于是成为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社会空间，每个角色都是其中的行动者，他们的选择、博弈与妥协共同编织出时代经纬。剧中没有“高大全”的改革者，只有连报名表都填错的“土干部”；没有浮夸的雄心壮志，只有无处不在的民间智慧。改革，归根结底是无数普通人在生活夹缝中生长出的生命自觉。

　　更值得称道的是其“轻喜剧”外壳下的严肃表达。当郑德诚骑着二八大杠载着李秋萍穿越滩涂，喜剧元素消解了改革的沉重感，却让“敢为人先”的精神更具人性温度。这种“举重若轻”的叙事智慧，证明了深刻的历史完全可以通过生活化的幽默呈现。

　　《小城大事》的人物群像塑造，堪称“平民史诗”的典范。它没有采用“主角光环+配角工具人”的套路模式，而是让每个角色都成为“有故事的人”，在集体叙事中绽放独特光芒。

　　剧中的干部有血有肉，解春来用印刷厂红纸装点门面，林冬福执着于测量砖块尺寸，谭光明将政策抄在搪瓷缸底——这些带着生活毛边的细节，让“改革者”形象从云端落地。当郑德诚办公室的海鸥相机成为“时代物证”，当李秋萍的的确良衬衫保留着熨烫的挺括，物质符号成为人物精神的外化，比任何台词都更有说服力。

　　剧中也没有孤立的英雄，所有人物都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完成蜕变。郑德诚与李秋萍的“理念之争”，本质是实践派与制度派的辩证统一；高雪梅从个体户到企业家的转型，离不开与客户的“斗智斗勇”。这些关系网络构成微型社会生态，每个人的成长都牵动着整个系统的运转，形成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小城大事》的叙事创新还体现在空间美学的建构上。剧组以“滩涂”为核心意象，打造出具有隐喻功能的“改革地理学”。初到月海时，郑德诚赤脚踩进泥滩的特写，泥浆漫过脚踝的压迫感，既是物理困境的写照，更是改革者面临现实阻力的象征。而当航拍镜头下滩涂化作棋盘状道路网络，空间形态完成了从“生存场域”到“发展载体”的蜕变，这种视觉转化将抽象的时代进程具象为可感知的空间叙事。

　　更精妙的是“物质考古层”的构建。从老式电影院的《庐山恋》海报，到海鸥相机的快门声，这些散落的物件构成“时代记忆的拼图”。当朱媛媛饰演的高雪梅用蛤蟆镜和的确良衬衫包装自我，物质符号便成为文化碰撞的媒介，让“市场经济萌芽”有了具象的视觉注脚。这种“物质诗学”超越了简单的怀旧，让观众在触摸历史遗存的体温中，理解了改革浪潮下的个体选择。

　　《小城大事》的成功，本质上是对“何为中国故事”的重新回答。它选择“向下扎根”，在月海镇的砖墙瓦缝中挖掘时代精神——真正的中国经验，永远生长在市井巷陌的烟火气中。

　　剧中最动人的不是“新城落成”的辉煌时刻，而是郑德诚西装口袋里露出的半截旧草帽，是李秋萍办公桌上泛黄的规划图。这些“不完美”的细节，恰恰构成了“平民史诗”的DNA：它不追求宏大的历史结论，只记录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生命状态；它不提供标准答案，只呈现“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智慧。

　　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小城大事》的叙事经验具有特殊价值。它证明：真正的史诗不必“波澜壮阔”，只要能捕捉到“小人物”与“大时代”同频共振的脉搏。当剧终时新城灯火照亮滩涂，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崛起，更是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精神突围”的缩影——这种突围从未停歇，它藏在每个普通人的奋斗日常中，也藏在《小城大事》这样“向下扎根”的作品里。

　　《小城大事》的成功印证了现实题材的永恒魅力。真正的英雄主义，不是超级英雄拯救世界的传奇故事，而是无数普通人将生命嵌入时代齿轮的执着。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编剧，也都是时代史诗的主角。（图片为《小城大事》剧照）

　　□刘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