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正书》洗白胡亥，一种野史笔记的既视感。很多学者对比《赵正书》与《史记》各本纪列传的内容后，也得出赵正书与史记有同参考源头，却存在明显夸张的结论，所以还是以史记为准。毕竟司马迁是常年泡在石渠天禄的金匮石室中，翻着《秦纪》写的《史记》。

　　而且二者参考材料同源的话，《赵正书》的说法，司马迁是见过的，而且《秦纪》作为官方档案，肯定是为胡亥隐讳，不正常继位也按正常继位编写，大概与《赵正书》类似。但司马迁最终采信沙丘之谋的说法，应是司马迁手上有其他材料和证据。

　　不说别的，司马迁是秦国名将司马错之后，关中史官世家，在崔杼弑君、赵盾弑君的记述中，表现出鲜明的史家气节，虽然他《史记》是传记体，但从个人操守上讲，我根本不相信司马迁会在这种大事上自己作假。而他坐拥《秦纪》与赵正书同源的史料，却采信沙丘之谋的材料，说明他有自己的判断。

　　我信司马迁，不信赵正书。起码在冯去疾是御史大夫还是右丞相，是驻守京师还是跟随车架叩首等问题上，司马迁拿着《秦纪》没有作假的动机。而且《秦纪》当时没有失传，也不是司马迁一个史官垄断，只有他能看到，其他的史官、朝臣、帝王都可以查阅，司马迁如果犯这种类似于今天认错民国总理的低级错误，只会遭到耻笑。所以，主观的事情见仁见智，但我视《赵正书》为远离朝堂与官方史料的野史笔记，很可能也是顺着胡亥的继位诏书口径写。

　　沙丘之谋是始皇死后狡诏立胡亥为天子，赵正书提供的很可能就仅仅是李斯和赵高欺骗世人的说法而已，在这段记述的时间段，始皇已经死了。当然，具体如史记记载秦始皇曾经也动过立胡亥的心思，却是否被蒙毅谏阻，还是蒙毅不知道始皇死才谏阻立胡亥为太子，历史细节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组成部分。

　　至于司马迁的沙丘之谋材料是哪里来的，其实关中世家到汉朝仍然活跃于朝堂。比如冯敬、李广等与司马迁一样，都是秦将名门后代，甚至与司马迁交好，说白了他们本身就是关中权贵圈，他们对秦国朝堂秘闻与秦朝高层人事信息的掌握，可能比官方档案《秦纪》表面记述的线索还多。

　　从最后一次巡游方位上来讲，始皇在平原津就得病了，沙丘就死了，而柏人在沙丘的西北方向。赵正书说始皇在柏人才得病，而且没有中途驾崩的说法，倒是很契合胡亥李斯赵高等人谋划的口径。

　　可如果秦始皇这时候还没死，只是病了，却不往南走如第三次巡游路线一样从邯郸回京，反而拖着病躯一路奔九原，立胡亥，威吓蒙恬军，这不有点在敏感时期，冒着羊入虎口找兵变的风险，而且，车架放满臭鱼遮尸臭的记载，应该是当时在随行士伍与官员间流传开的，司马迁对这些细节的记述，本身就是胡亥赵高等单方面说法的重大破绽。恐怕当时随行官军也都心知肚明了，只是不敢说而已。

　　秦始皇设计那个皇权没有制衡，看看胡亥能做到那程度就知道，如果扶苏这类正常人继位，完全可以在不过度透支权力信用的条件下，进行转型。扶苏对关东是怀柔向，“数谏”秦始皇，不是一时脑热让秦始皇给外放了。扶苏甚至可能有郡国并行制倾向，可能会开分封的口来迅速积累声望和权威。那么儒家与他有合作的基础。秦汉之际，就那么短短几年，制度迭变频率极高，弱小强大都是暂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