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著名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在英国逝世。1967年，他在代表作《语言与沉默》中发问，伟大的艺术是否有可能与野蛮和邪恶并行？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艺术最理想的催生环境难道是极权社会？

　　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1929-2020），著名文学批评家。2月3日在英国剑桥逝世，享年90岁。

　　在“二战”期间的“大屠杀”之后，写诗的确变成了一件残酷的差事。犹太人出身的乔治·斯坦纳曾经亲自在纳粹军官身上接触到语言的沉默与无力。他曾在书中提道，当时的纳粹军官是如何地欣赏诗人里尔克，并能针对诗歌与美学谈出非常有见地的观点，那些在集中营内施虐的刽子手并非不懂得美与道德，相反，他们能够谈论得很好。这些现实影响了乔治·斯坦纳日后的文学批评思想。

　　由于维也纳对犹太人的迫害，斯坦纳一家先是移居到了法国，1944年，乔治·斯坦纳又从法国前往纽约，成为了美国公民。他开始在大学中思考语言与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除了一知半解、粗疏简化、琐屑不堪，事实上，还有什么能够感染那些被大众民主召唤进市场的半文盲大众呢？”自幼在家庭中接受古典文学教育的斯坦纳在现代生活中看到了语言的退化。

　　1967年，他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语言与沉默》。在这本书里，斯坦纳不仅针对之前的旧问题给出了深刻的思考，还试图从神学的角度给出更具雄心的回应。英国批评家詹姆斯·伍德在《乔治·斯坦纳的不实临在》中，总结了斯坦纳文学批评的核心问题，那不是一种纯粹的文本批评，而是直接面对文学艺术中时常出现的虚伪，并试图撕破它。

　　“斯坦纳推测，也许艺术鼓励野蛮，因为它把观众包裹在虚假中，这种虚假比现实的困境更为繁茂。对于伟大艺术和思想的执著，也许会助长一种对世界漠不关心的精英主义。”詹姆斯·伍德对这位批评家前辈写道。以伍德总结的观点来看，乔治·斯坦纳似乎正好走向了他所批判的邪恶一面。但实际上，与其说斯坦纳对苏联或极权体制展开拥抱，倒不如说他无法理解美国的文学状况：一群无父无母、远离了欧洲古典中心的杰作；拥趸众多、作为商品销售的畅销书；还有全新的、伊甸园般的历史经验。

　　由于父亲的反对，斯坦纳没有继续留在美国当教授，1969年，他成为了剑桥大学的特别研究员，1974年，他接受了日内瓦大学提供的比较文学与英语文学教授的职位，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20年，用四种语言教学，直到1994年退休。在退休后，他还继续在媒体上撰稿，发表文章。在30年的时间里，他为《纽约客》撰写了200多篇评论。2008年的时候，斯坦纳还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发表文章《毕希纳继续存在》。经典文学依旧吸引着他的头脑。

　　继去年的哈罗德·布鲁姆去世后，又一位世界级文学批评家的逝去仿佛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暗示着那个尊崇古典文学、在文本中探索神性与社会责任的批评时代的逝去。无论是斯坦纳，还是布鲁姆，他们都曾对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感到担忧。在绝对的相对主义中，文学不单单是表现一切事物，它甚至具有了“包庇”一切事物的危险性。特别是在当下文学与艺术越来越证明，教养与智识、知识与道德和正义间越来越不具备必然的联系，私人生活从对社会指令的拒绝和个人主义的最后尊严滑向了漠然的精英主义，在这个时刻，如何重塑文学的意义，如何在社会纽带中重新为知识寻找应当的安置之地，是斯坦纳的作品余留给我们的、最具现实意味的反思。

　　下文节选自乔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由世纪文景授权刊发。斯坦纳在这本书里思考大屠杀与艺术、语言等的关系，还试图从神学的角度给出更具雄心的回应。（导语撰文：宫照华）

　　作者 |  乔治·斯坦纳

　　我无法接受这种轻描淡写的安慰：大屠杀只是德国现象，或者说，只是某个极权独裁者引发的不幸。盖世太保退出巴黎仅十年，伏尔泰的同胞就在同样的监狱中蹂躏阿尔及利亚人和持有异议的法国人。古典人文主义的大厦，激活着西方社会的理性之梦，几乎已经崩溃。对于文化进步的观念，天赋理性的观念——自古希腊就存在，在马克思的乌托邦式历史主义和弗洛伊德的斯多葛式威权主义（两者都是希一罗文明的新近先驱）中仍然非常有效——人们不再抱有信心加以强调。科技时代的人类，成为易受政治仇恨和施虐暗示控制的生灵，其活动范围正可怕地逼近毁灭之境。

　　在思考文学、教育和语言的时候，如果似乎什么重要的东西都没有发生，也没有挑战我们对这些活动的观念，那么这样的思考在我看来不切实际。阅读埃斯库罗斯或莎士比亚（更别说“教”他们）的时候，似乎这些文本、这些在我们生活中的权威文本，完全与新近的历史无关，这样的阅读虽然巧妙，但无知得有害。这并非意味着对“现实关联性”任意或新闻报道式的测试；这意味着我们要尽量严肃对待伟大艺术得以传承的神秘奇迹，尽量严肃地从我们自身的生命中给出答案。

　　《语言与沉默》

　　作者： [美] 乔治·斯坦纳

　　译者：李小均

　　版本：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11月

　　我们是大屠杀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通其音，这是矫饰之词。这些知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文学和社会产生影响？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从柏拉图到阿诺德的时代几乎成为定理的希望一一希望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力量，希望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行为力量、产生影响？那些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大学、艺术、书籍），不但没有对政治暴行进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经常主动投怀送抱，欢迎礼赞。为什么会这样？在高雅文化的精神心理定势和非人化的诱惑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尚不为人所知的纽带？是不是在文明内部生长出来的那种十分厌倦和过度抽象的观念，为野蛮的肆虐铺就了道路？本书不少篇幅都试图圆满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

　　就方法论和范围而言，我追求的目标与文学批评不同。我完全清楚这些文章的缺陷，但我希望它们暗示出要建立一门“语言哲学”的目标。如果我们希望更深地理解我们文化中作为特殊遗产的荒芜部分，更深地理解那些已经暗中削弱的东西、那些或许能够恢复对现代社会进行洞察的资源，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建立那样一门语言哲学。按照莱布尼茨和赫尔德的理解，语言哲学必将转向对文学的悉心研究，但是语言哲学将必然让文学处于更大的语义、形式和符号交流的结构之中。语言哲学将按照维特根斯坦所指，将哲学视为最为审慎：情况下的语言，拒绝想当然。语言哲学还要寻求人类学的帮助，证实或修正其他重要文化和结构的证据（我们明显以为我们是特殊的中心，我们该如何从这幻象中“退回” ？）。语言哲学对于现代语言学的假定既有兴趣，也会警惕。许多一度活跃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中的人才现在转向了语言学。文学和语言学密切相连，这早已为诗人所知。雅各布森（Romanjalcobson)认为，“隐藏于语言形态和句法结构 (简单点说，即语法的诗歌）与文学作品（即诗歌的语法）中的诗学资源，不大为批评家所知，大多为语言学家所忽视，但却被有创造力的作家熟练掌握。”语言哲学的目的就是要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总之，带着与生俱来的惊奇（这种惊奇习惯性地在文学批评和学院派文学研究中缺失），语言哲学将回到这个事实：语言是人独特的技艺；只有依靠语言，人的身份和历史地位才尤其显明。正是语言，将人从决定性的符号、从不可言说之物、从主宰大部分生命的沉默中解救出来。如果沉默将再次莅临一个遭到毁灭的文明，它将是双重意义的沉默，大声而绝望的沉默，带着词语的记忆。

　　作者 | 乔治·斯坦纳

　　内容编辑 | 董牧孜 ；宫照华；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