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物种起源》闻名的达尔文，在青年时期经历过一次历时五年的环球科考之旅。当时霍乱在欧洲流行，达尔文把这段改变人生的经历写在《小猎犬号航海记》一书里。时值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原来我们离一两百年前的时代并不遥远。本书译者陈红分享了她的阅读体会。

　　撰文丨陈红

　　1月6日，我们到达特尼里弗（Tenerife），但被禁止登陆，因为当地人怕我们将霍乱带上岸。第二天早上，我们看到太阳从大加那利岛崎岖不平的轮廓后面升起，一瞬间照亮了特尼里弗的顶峰，峰顶下仍然笼罩在又轻又白的云彩之中。这是行将经历的许多令人愉快的日子的第一个，让人永远难忘。

　　——查尔斯·达尔文，《小猎犬号航海记》，译林出版社，第6页

　　1831年12月27日，年仅22岁的达尔文，作为博物学家，参加了英国皇家军舰“小猎犬号”前往南美洲的考察工作。特尼里弗岛是他们计划靠岸的第一站。这个岛在达尔文心目中有特殊的地位。他最崇拜的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曾在《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一书中栩栩如生地描述过。达尔文一直想访问特尼里弗岛，可是找不到跟他一样又有钱又有闲的同伴，只好作罢。如今，好容易到跟前了，却又碰上霍乱正在欧洲流行，军舰必须在海上逗留12天才能上岸。舰长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不愿意白白浪费时间，遂令军舰继续赶路。达尔文与特尼里弗岛失之交臂。

　　当初翻译《小猎犬号航海记》时，这不过是该书第一页的第一段。时值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之际，这个段落却突然有了现实意义—— 原来我们离一两百年前的时代并没有那么远：瘟疫、停航、隔离、社交距离……

　　当然，区别也是巨大的。COVID-19疫情暴发几周之内，病原体SARS-COV-2的核酸序列就被确定了。很快病毒结构也搞清楚了。球形带刺的病毒形象无处不在，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人们每天关注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开发工作，似乎即使不是指日可待，几个月也足够了，超出一两年则不可思议。少数科学家提出“群体免疫”，与病毒共存，几乎被当作异端邪说。

　　百年之前，人们对付流行病束手无策，唯一的“办法”，不是办法的办法，只有群体免疫。从理论上说，如果群体中很大比例的人都有抵抗力了，就会切断传播链，那么大规模的流行就不会发生了。但达到群体免疫的过程，是由具体每一种传染病的感染力和致病力决定的。

　　上面达尔文提到的那次霍乱大流行，自1817年从印度暴发，再蔓延全世界，前后竟然持续了几乎20年，仅仅在印度就造成了4000万人死亡，俄国人口也减少了5%。即使如此，人类也没有获得对霍乱的群体免疫。就在大流行稍稍消停的1837年，新的一轮暴发又从印度开始了。

　　而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体免疫系统的进化史，也是各种病毒、病菌的进化史，免疫能力可以提高，病毒和病菌也可以突变。彼此的关系，就像《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的“红皇后赛跑”：爱丽丝跟红皇后一起当棋子，她俩拼命地往前跑，却始终待在同一个棋格子里。病毒、病菌正是这样如影随形，不仅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而且还常常是各个重大“转折点”的那个点。

　　难怪《小猎犬号航海记》一书里有不少关于瘟疫的描述。达尔文一行在秘鲁海岸碰到疟疾横行。那时候比较科学的说法是，流行病是“瘴气”造成的。所谓瘴气，就是动植物死后产生的毒气。疟疾，英文叫malaria，即“坏空气”的意思。但达尔文观察说，巴西的许多地方都有大片的沼泽地，植被茂密，瘴气弥漫，却没有疟疾；而秘鲁海岸边植被很少，稀稀拉拉地覆盖着一种粗草而已，何来瘴气？他因此推测疟疾与瘴气无关。他觉得问题大概出在海岸边常见的那些很小的死水洼里。有的地区把这种水洼排干后，人们的健康状况就明显改善了。另外，军舰靠岸后，最忌讳露宿岸边；那些留在船上的人，哪怕停泊处离海岸很近，一般也很少发疟疾。

　　“小猎犬号”到达智利后，又遇上狂犬病在当地的矿厂山区流行。最令达尔文好奇的是，有的偏僻地区会反复暴发狂犬病。他觉得这或许是一个寻找病因的机会：

　　对如此奇怪的一个疾病，如果研究其在偏远气候条件下是怎样暴发的，应能增进对它的了解，因为不太可能有被咬伤的狗被带到这些遥远地区来。

　　—— 查尔斯·达尔文，《小猎犬号航海记》，译林出版社，第407页

　　人类真正开始慢慢摆脱流行病的钳制，是近两百年的事，还正好跟达尔文提到的那次霍乱大流行有关系。

　　对付流行病的第一步是找对导致传染病的根源。“小猎犬号”航海时代，现代医学正要起步，霍乱的病因是什么？答案还是瘴气。1849年，伦敦再次暴发霍乱，10天之内就死了600多人。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只局限于一个小区。

　　当时伦敦有一位很有名的麻醉医师叫约翰·斯诺（John Snow）。他在1817-1737年那次瘟疫期间就开始关注霍乱流行的原因，并怀疑霍乱不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因为同一个地段里呼吸的空气是一样的，但有的人得病，有的人不得。另外病人首先出现的是胃肠道症状，似乎应该跟饮食更有关。到1849年，斯诺认识到这次流行的范围很小是一个机会（跟达尔文关于在偏远地区研究流行病是一个道理），于是做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开创性研究：他把每一个病人居住的地点都标记在一张地图上。于是看出他们用的饮水都来自同一个百老街水泵；而位于同一条街的啤酒厂的70个工人，竟无一得病。问询后得知，工人们有自己专门的井水。再后来斯诺发现，原来那个水泵被附近下水道泄漏的脏物污染了。他得出结论说，这次霍乱流行是因为水源污染造成的，虽然他无从知道到底是脏水里的什么东西引起的。

　　斯诺把自己的地图和结论报告给市政府，并且写书宣传。但人们对他的理论将信将疑，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甚至发表了好几篇文章予以驳斥。斯诺死于1858年，全然不知自己会在遥远的将来成为“流行病学之父”。

　　1854年霍乱窜到慕尼黑时，德国卫生学教授马克斯·冯·佩滕科弗（Max von Pettenkofer）也如法绘制了传播地图。但他的关注点是病人居住的潮湿低地。他认为新鲜空气进入潮湿低地后，引发了某种化学反应，从而产生瘴气。

　　1884年，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应用显微镜，终于发现霍乱病原是一种形如逗号的细菌，取名霍乱弧菌。他还证明该菌可以通过水、食物、衣服等途径传播，并据此提出了控制霍乱流行的四个法则。这些法则至今仍被沿用。

　　1893年，为了维护自己的“瘴气论”，已经74岁高龄的佩滕科弗向科赫要了一瓶霍乱弧菌（大约含有10亿个细菌），当众喝下。不知为何，他虽然胃疼拉稀大病一周，却挺过来了。于是他得意洋洋地写信告诉科赫：“你错了，佩滕科弗医生的健康一如既往！”但人心已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科赫病菌致病的新理论。九年之后，虽然获得了德国和欧洲的种种至高荣誉之后，佩滕科弗还是开枪自杀了。

　　科赫于1905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他是科学医学史上的巨人，在肺结核、霍乱和炭疽病等的研究上都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阐明了特定细菌会引起特定疾病的原理，并与助手一起发明了至今仍在实验室里广泛使用的细菌培养法。

　　1963年，国际分类命名委员会把霍乱弧菌正式命名为帕西尼霍乱弧菌。原来意大利科学家菲利波·帕西尼（Filippo Pacini）于1854年就已经发现了这种病菌，并进行了相应的研究，比科赫早了30年，那时候斯诺还在世呢！但帕西尼的论文都刊登在意大利期刊上，知道的人不多，更没人理会。帕西尼于1883年死于贫困。

　　再后来，到1898年，人们已经知道，疟疾也不是瘴气引起的，而是疟原虫通过特别种类的蚊子携带传给人的，这就可以解释达尔文观察到的那些现象了。但疟疾疫苗一直做不出来。1971年，美国科学家大卫·克莱德（David Clyde）琢磨出一个办法：用X光辐射带疟原虫的蚊子，再用这种蚊子叮咬人，这样就把毒性减弱的疟原虫作为疫苗注入到了人体内。克莱德被蚊子叮得半死，终于证明这个办法管用，但这样的疫苗显然难以大规模生产。由于广泛使用敌敌畏灭蚊，疟疾曾一度几乎完全消失；但因为保护环境禁用敌敌畏后，疟疾又卷土重来。至今，每年仍然有几十万到百万人死于疟疾，其中一半是儿童。

　　从达尔文《小猎犬号航海记》记载的事件开始，讲了这么多，只是想说，虽然新冠病毒让我们措手不及，但真正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已经对传染病的历史如此陌生，对疫苗和药物开发习以为常、信心十足。对此，一方面要赞叹现代医学的进步，另一方面，也需要认识到病菌和病毒其实仍然不离我们左右，新冠病毒已经又一次改写了人类历史。

　　参考书目：

　　1. 《小猎犬号航海记》，查尔斯·达尔文著，陈红译

　　2. Smoking Ears and Screaming Teeth by Trevor Norton

　　3. https://www.ph.ucla.edu/epi/snow.html

　　作者介绍：

　　陈红，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后赴美国休斯敦贝勒医学院攻读分子遗传学，并获博士学位，专业研究领域为基因和自然对人类疾病的影响。目前供职于制药公司，从事药物开发工作。闲时喜爱阅读诗歌、文学、心理学及生命科学方面的著作。译有《小猎犬号航海记》（插图全译本），并为《书城》《新知》《中华读书报》和《时尚先生》杂志撰写书评。

　　撰文丨陈红

　　编辑丨董牧孜

　　微博编辑丨王易凡

　　校对丨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