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福山的理论来分析，新技术促进了新的合作和信任关系。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新的更强调人与人合作的创业文化。年轻一代走出家庭、热心公益的大有人在，在这次抗疫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社会信任的力量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人都能“有机团结”在一起，在募集和运输防疫物资上，展现出很好的合作。这种强调信任的新文化，让我们对中国经济未来有更好的期许
张丰
武汉方舱医院的“读书哥”，是这次疫情中最让人感动的人之一。他只是躺在床上，阅读一本厚厚的书籍，就能向人传递安静的力量。这一幕被记者拍下来，他读的那本《政治秩序的起源》也走进公众的视野。
这本弗朗西斯·福山的名著，是学术领域罕见的畅销书。中文版2012年推出，我手中的2014年版，已经是第5次印刷了，此后也是不断重印。福山因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与《政治秩序的起源》成了中文世界的“网红学者”，他有7本书都引进了中文版，并全部多次重印。这位姓付的“读书哥”照片在海外社交媒体走红，获得了福山本人的点赞转发。
福山自己多次说过，他最重要的著作是《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不知道付先生是否读过这一本，但是在他身上，确实体现出了福山所说的美德：要出院的时候，他向一位病友承诺，帮她照顾15岁的儿子，并且辅导他功课。这名学生也曾感染病毒，和付先生一起治疗，同时出院。
信任和社会资本
这种超越功利甚至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去帮助他人的做法，就是福山所说的“信任”。福山这本书所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国家经济表现更好，而有的国家却不行？为什么有的国家更容易创建大型企业，而有的国家创业者却大多“富不过三代”？
福山引入詹姆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来解答这一问题。所谓社会资本，就是群体或组织内部的人为了某些目的而合作的能力。信任度越高的社会，社会资本就越充分，反之亦然。
这其实是社会学的一个老课题。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就谈到过这个主题，他区分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概念。
所谓机械团结，就是指基于血缘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这种团结随着家庭圈子的扩展而逐渐降低。人们最信任的是“核心家庭”，父母和兄弟姐妹。接下来是有血缘的亲戚，再往外是更大的家族。
“有机团结”则是基于法律和契约的陌生人之间的团结，在大城市，人们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社会，必须更多依靠契约而不是血缘来生活。典型的例子是，“现代人”缺钱时应该向金融机构借贷，而不再是向父母讨要。城市人生活在“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中，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是，人们也必须学会信任他人，否则就寸步难行。
如果把“团结”换成福山的“信任”，分析的思路也是一样。福山的贡献在于，他详细考察了世界主要国家的“信任”类型以及经济现代化的不同路径。“社会资本”充足的国家，不但社会运转更为顺畅，也更容易出现大型现代企业。而“社会资本”又是根植于文化传统之上，福山的创见，是指出了一个国家的传统对经济转型的影响。
美国的衰弱：托克维尔到帕特南
在几本书中，福山关于美国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他认为美国正处在让人担忧的危机中，那就是“社会资本”正遭受严重的侵蚀。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注意到了美国人“结社的艺术”。以新教传统立国的美国人，喜欢创建和加入各种社会团体与组织，这些组织构成“个人”与“政府”之间的“中间地带”。
这种特性，是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崛起的关键，很多大企业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在电报出现之前，纽约的批发商和西部农场主之间，就可以凭借团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做生意。任何社会的创业，都是从个人和家庭企业开始的，但是构建大型企业的关键，是勇敢地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创始人要把经营权（最后是大部分股权）交给别人。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任催生信贷，让公司的扩展成为可能。
美国人天生不信任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对政府有多种限制，数量庞大的“团体”，则让美国社会资本异常丰富。但是，福山注意到，美国的“社会资本”正在迅速萎缩，他的《大断裂》一书，就主要聚焦于这个问题。美国的犯罪率和离婚率都在上升，诉讼数量剧增，这就是社会信任出现问题的证明。社会信任良好，人们可以不必求助于法庭的终裁就能解决纠纷，大大节约交易成本。
除了福山，也有其他重量级学者注意到美国“公共的衰落”这一问题，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罗伯特·帕特南的《独自打保龄》。帕特南是当今美国一流的政治学家，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他这本书的主题就是“美国社会资本的衰弱”。在书的开头，他问了一个经典的问题：闲暇的时候，你是愿意和朋友一起喝咖啡聊天，还是一个人去打保龄球？他有数据证明，在美国社会选择“独自去打保龄”的人越来越多。
福山把美国社会的这种变化归因于“个人主义”的泛滥。强调个体的独立和价值，是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但是当追求个人利益超过一定限度，就会损害社会资本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他认为这是当今美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美国的政治经济。
神奇的日本
除了美国以外，日本和德国也属于福山所定义的“高信任社会”。作为“日裔美国人”，福山对日本社会的分析特别精彩。
人们通常认为，中日韩这三个儒家文化影响的社会差不多，事实上则是大谬。日本和中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日本很早就确立了“长子继承制”，次子只能继承一小部分遗产，而次子以下根本没有继承权，他们不得已很早就外出谋生。他们往往拜师学习某项技艺，所以，日本有一种“家元制”的团体，就是师徒关系的扩展，在政府系统，这种家元制到现在也很盛行，用更现代的说法叫派系。一个派系中的人，会有高度的团结和那种对师傅的忠诚。
虽然同样都受儒家文化影响，日本却对其进行了某种改造，他们更强调儒家价值观中的“忠”，而中国社会则更看重“仁”。日本把儒家的“忠”和武士道结合起来，最后形成一种下级对上级的忠诚。福山特别指出，这种忠诚其实是一种双向道德责任，下级对上级忠诚，上级对待下级也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二战后，武士道被铲除，但是这种关系模式却被移植到企业之中，造就世界上最特别的“终身雇佣制”。
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并没有写入法律，但是在大企业却是老板和员工都共同遵守的“潜规则”。企业不能随便裁员，而员工也很少为了追求高薪而跳槽。在美国人看来，这简直不可想象。但是，这种“双向道德责任”，实际上形成了高度的信任，即便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日本企业通常会采用降薪的方式一起共渡难关，而不是裁员。
这种高度信任最经典的表现就是丰田公司的车间。丰田的生产线上有独特的设计，每一个工人面前都有一个绳子，如果发现自己负责的部分有问题，拉一下绳子，整个生产线都会停下来。人们可能会认为，会有很多人捣乱，从而造成生产根本无法进行，但实际上，这种信任却让工人有了高度责任感，他们会尽量把工作做到完美，这样出产的汽车，很少有瑕疵。相比之下，美国通用汽车则专门设有一个质量验收管理部门，前面环节都粗枝大叶完工，在最后一关却有不少需要返工，造成生产力的浪费。
中国的新文化
福山认为，中国社会的“家庭主义”太过强大，影响到大型企业的创建。改革开放之后，大陆也进入了40多年的经济腾飞。某种意义上，这得益于中国人的勤劳和创业。和大型企业相比，以家庭创业为主的小型企业，更为灵活，转型也更快，更有活力。
但是，家庭企业的问题在于，它本质上是一种“低信任”的表现，尤其是公司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面临困难。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富不过三代”，很恰当地描述了这种困境。创业者成功之后，会把儿子们送到好大学接受教育，但是在第一代创业者老去的时候，会面临一个继承的问题。
中华文化的传统，一直是“儿子均分”的继承方式，这更为公平，但是对家业的发展更为不利。一个企业，往往会拆分为两三个。或者即便是其中一个获得授权执掌产业，但子女之间又会面临矛盾。等到了第三代，由于家庭条件优渥，孩子从小可能会对艺术、文学等产生兴趣，长大不但不想像祖父辈创业时那样辛苦，甚至对经营企业都兴趣不大。
这就需要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采用职业经理人和股份制，但是中国社会由于受到家庭主义的局限，在这一步非常困难。福山认为，大企业和小企业各有优势。大型企业可以参与到产业链的顶端，飞机、汽车和半导体行业尤其如此。而小企业也有好处，它更加灵活。最好的模式，当然是大企业和小企业混合，都能协调发展。但要做到这一步，不仅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本，也需要政府有效地引导（产业政策）。
福山这本书出版于1995年，他没有来得及观察此后中国经济的状况。正好从那时开始，中国进入一轮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和创业潮。事实上，在最近20年的创业潮中，互联网背景的新一代创业者，很多都是自觉采用现代企业制度，这是资本和政府产业政策相结合的产物。过去20年，中国出现了华为、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科技企业，已经称得上是行业巨头，后两者都是上市公司。不管是阿里巴巴还是腾讯，在创业者第一代就成功解决了大型机构创制问题。
如果用福山的理论来做进一步分析的话，这是新技术促进了新的合作和信任关系。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新的更强调人与人合作的创业文化。年轻一代走出家庭、热心公益的大有人在，在这次抗疫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社会信任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人都能“有机团结”在一起，在募集和运输防疫物资上，展现出很好的合作。这种强调信任的新文化，让我们对中国经济未来有更好的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