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河西
李宇春何德何能，能担任《中国好声音》的评委，她能担得起好声音导师这五个字？
十五年了，05超女十五年了，李宇春也红了十五年，凭什么？这十五年，整容的整容，剃度的剃度，半红不紫的半红不紫，多少音乐素质比她强多少倍的活得人模狗样寄人篱下慨叹人生无常，而长得像姚明表妹，论颜值没颜值，论唱功没唱功的李宇春，何德何能，能在音乐圈混到现在屹立不倒？
王贝整容死亡
2005年，四川女孩李宇春在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歌唱大赛一战成名，在现实生活中真真正正地上演了一回灰姑娘的传奇。这个被网民们一言以蔽之为“帅和酷”的“变节”女性，颠覆了朱大可先生所谓“嗲、嫩、贱”的日常美学“三字经”，在全国掀起了支持李宇春的群众运动和收视狂潮，成为了当代中国又一次可怕的精神事故。
十五年，李宇春共出版69张专辑和EP，除了《无价之姐》，你还记住了她什么歌？都说她的唱片卖得好，结果宋柯一度去卖了烤鸭；都说她红得发紫，可是各大娱乐头条是范冰冰；在《龙门飞甲》《十面埋伏》这样的大片出演了重要角色，可是也没听说观众是冲着她奔电影院的，也没拿个把的影后来证明自己演技的。
你几次在微博上看到李宇春的名字上热搜的？李宇春新浪微博的粉丝数是1280万，张靓颖是4317万，张靓颖的三分之一都不到。我们再看网易云，李宇春粉丝数是21.6万，张靓颖是44.7万，张靓颖的一半都不到。说明了什么问题？
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除了李宇春的铁杆粉丝还在追她，李宇春一点都不红。她自己就没什么好歌，也没什么好声音，凭什么做好声音的评委导师？
那么，在李宇春屹立不倒的现象背后，到底体现了一种怎样的大众文化心理？
帅呆了：一种精神休克现象
时尚口头禅“帅呆了”既可以解释为“见帅而呆”，也可以解释为“以呆为帅”。前者是年轻女性“粉丝”最常见的群体性心因反应，在唱片工业流水线精工细作而出的白马王子面前尖声惊叫，目瞪口呆或者痛哭流涕。林志颖之类的花美男扮演的是“偶像带头人”式的角色，他们的一颦一笑直接影响到歌迷影迷的条件反射，仿佛在这些人的身上装上了什么发条装置。这既是好色的官能主义在作怪，又是“偶像摇头丸”制造的幻觉事件，让年轻人自愿宣誓效忠而引发的“面部麻弊症”。
这是一种典型的“精神休克现象”，而“以呆为帅”更是变本加厉。呆头呆脑的黄威廉同样被美国那些酷派蠢货认为是“帅呆了”。在中国，谁都知道，周杰伦作为一个善耍嘴皮子的“R&B教主”，却不善舞蹈（包括嘻哈街舞），在现场只能靠耍两下双刀或者双截棍来转换观众的注意力。这位小天王是扮酷的高手，面对媒体和MV的镜头，他不苟言笑，板着脸吐字不清，以一种面无表情的酷呆征服了听众的心。而王家卫是一位极富狡狯风格的达官贵人，他知道自己不带墨镜的面孔比较亲民，当政治家还有点用，要想成为偶像那就差远了，所以他选择在墨镜背后“隐姓埋名”，要的就是那种北野武呆若木鸡似的酷派效果。
帅呆了是一种极端的酷，而酷能让青年人疯狂。被称誉为“帅姐”的李宇春显然深谙酷派偶像的发生学机制。本来在一个“性感经济”的时代大秀自己“仿佛长了喉结”的嗓子，并不是一件明智之举。李宇春知道这种劣势不可能在女性传统的框架下得到平反，必须转换到一个酷的语境中才能赢得转机。于是，她和张柏芝分道扬镳，衬衣加牛仔裤，凌乱狂野的短发和男性小帅的舞蹈给人一种大无畏的酷派作风的印象，而她选择的歌曲也都是那些酷派偶像的代表作。The Cranberrries的平头造型曾经让哀怨女人王菲一下子“坚强”起来，现在李宇春在媒体面前不断地强化自己的中性身份，弱化自己应该柔弱感性的一面，让那些“以呆为帅”的观众产生一种错觉，放弃对其女性身份的质疑，见帅而呆，暂时性的精神休克，既然精神休克现象可以让“F4”迷们丧失理智，那么毫无疑问，它同样可以使那些“玉米”们欲罢不能，让李宇春成为她们每个人身上的“法西斯主义”。
从全球化到全球酷化
从五十年代起，酷在全世界范围内就已经成为青年亚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青年人在各种时尚场合（唱片、电影、派对、T型台上）寻觅着这种酷派动物，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他们需要改头换面，赶上时髦，以此摆脱自己“老土”的形象和身份（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焦虑）。5、60年代的左派青年运动让牛仔裤生产商笑掉大牙，作为反抗父母一辈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文化标记，牛仔裤被青年人视作反叛的武器而招摇过市。这种武器还包括摇滚乐、朋克头、性滥交、毒品，甚至恐怖主义，因为他们认为这很酷，是一种全新的、富有刺激的生活方式。
在美国，教育事业再也不能像60年代青年运动之前那样吸引本地的学生了，为了挽救他们的饭碗，免受裁员或者失业之苦，有好事者想出一招绝的，不是想办法提高教育质量，而是在各种媒体上广做宣传，说学习是一件很酷的事，以此招揽学员。而1988年，英国印刷张贴在各地的一种公益海报不得不撤下，因为它太抢手了，总是刚刚贴到大街上就给青年人撕了挂在自家的卧室里去。这是一张规劝青少年远离毒品的海报，但问题是那位作为反面典型的青年男生模特太酷了，他那性感的嘴唇我见犹怜，在毒品的摧残下憔悴而又似乎不服输的表情让许多女性彻夜难眠，起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在中国，将爱情挂在嘴边的校园诗人们常常留着很酷的长发，说着“酷语”，以此骗取女孩子的欢心。喇叭裤、蝙蝠衫、郭富城的“蘑菇头”和“F4”的中长发造型都曾经风靡一时。通过拥有偶像的装束和发型，他们假想自己获得了偶像的精神授权，于是，他们反抗“老一辈”社会成员的知识压迫的行为也就似乎拥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合法性。
美国组合WU-TANG-CLAN（武当派）
酷对女性的激励程度绝不亚于男人。李宇春的出现确实改变了人们的某些陈腐的观念，她使女性的酷在中国全面登陆。在此之前，男性的酷（比如摇滚乐手）和女性的柔媚（邓丽君的气声唱法开创了女性撒娇式流行音乐的先河）屡见不鲜，但一个富有男性气概的女性却不多见。喜欢极端的女性只能通过给自己的舌头或者鼻孔上打上几个环来标榜“我型我秀”，发泄心中的不满。正如理查德·梅杰斯在《酷的姿态》一书中所指出：“酷的面具掩盖了他们表面下深藏的愤怒”，这一代的青年人承受着比他们的前辈更为沉重的压力，被压迫的经验郁积在他们的心中，难以找到一个发泄的渠道，不免要在一种与外界疏离的“酷”的姿态中来树立自己的形象，而李宇春似乎正可以成为这一批青年女性的形象代言人。在人前疯疯癫癫的“陶子姐姐”那一句宣言式的“十个男人九个坏”说出了当代女性的心理隐疾，她们对大多数男性有种天生的不信任感。而她们仿佛被潮流抛弃了一边，无法使自己的声音让别人听见，这时，酷派女生李宇春的横空出世就填补了这一空白。
在分析家们看来，酷是一种破坏力极强的病毒，它们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网络中蔓延。在传播过程中，它通常会衍变出名目繁多的称谓，比如：放荡不羁、标新立异或者T型台上模特儿冷冷的表情。一句话，一种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元素观念在现实生活中被赋予了不定和模糊的反抗姿态，并且被机灵的投机商高度的商业化。在名目繁多的时装展示会中，我们注意到所有的模特似乎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哑巴，他们以各种手段——如扭动腰肢、非常有力的猫步、脱衣、目视远方，同时配以节奏夸张的音乐伴奏——来取代说话和微笑的必要性，确实，她们看上去很酷，这种商业性的酷通过电视、好莱坞电影和流行音乐的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传媒作为间接的跳板让年轻人培养起酷的态度，建立起酷的信仰，让他们弃绝一切传统道德的羞耻感，像李宇春那样对自己“不男不女”的尴尬身份不以为耻，毫无畏惧地向着他们所希望的道路上前进。
李宇春现象绝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现象，她是全球酷化过程中中国地区的“女性首席执行官”，通过李宇春的走红，包括像湖南卫视这样的电视传媒的强力推荐，使得一种所谓中性的酷将在中国大行其道。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李宇春的走红从反面证明了张延在电视剧《粉红女郎》中饰演的“男人婆”一角是多么失败。在那部红极一时的轻喜剧中，张延的光芒完全给“前林志玲时代”的嗲派掌门人“万人迷”陈好给压住了，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性人物。当然也不能完全怪张延的演技，有史以来，男人婆、不男不女或者雌不雄之类的称谓就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荣誉。在古代社会中，男女分工不容越界，任何跨越这条鸿沟的举动都会被认为是破坏天道人伦的罪魁祸首（牝鸡司晨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隐喻）。太监和男宠作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群，他们不仅要承受生理上的巨大痛苦，还要被史官们清一色描写为一个个心理变态、滥杀无辜的政治狂人，似乎阳具的缺失是其获得“弄权天赋”的首要保障，其背后的书写动机不也是很值得深思的吗？由于司晨的母鸡、太监和男宠混淆了男女之间的界限，使得社会各阶层之间森严的等级摇摇欲坠，直接威胁到王朝延续的逻辑基础，从而遭到国家政权和国家主义宗教的严厉抵制。
这种对“男人婆”的心理恶感在现代社会中虽然有所缓和，但并没有从普适的传统伦理美学中失去它的位置。80年代的港台音乐界曾经出现过一批偏男性化的声音和形象，可是她们本人并不因为“中性身份”而走红。徐小凤嗓音浑厚低沉，其穿着打扮在相对比较朴素的80年代初期却是最雍容华贵的一个（也就是最女性化的一个）；梅艳芳出道的时候确实走“坏女孩”路线，男生头、穿裤装、舞蹈动作强劲而有力，但马上她就“醒悟”了过来，以性感百变女郎的形象示人，很快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而在台湾，中性早就是个没人玩腻的概念。1986年，林良乐在台湾乡城唱片发行了她的第一张唱片，短发、墨镜，成为第一个走中性风的女歌手，这比李宇春早了差不多20年。
两年之后，潘美辰横空出世，中性风达到顶峰。台湾蓝与白唱片公司推出了潘美辰的第一张专辑，潘美辰旋风迅速刮遍海峡两岸，这个长得像周杰伦的单眼皮女生，以其王杰似的沧桑高亢的嗓音，唱出了一首首打动人心的好歌。这首《我曾用心爱着你》，是王祖贤曾经最爱的歌。
而她的装束是中性的。在出席家庭演播室时，她还在强调自己如何不喜欢穿裙子之类的性别“异化”现象，但问题是在8、90年代，她一直被认为是“不用看面孔”的“实力派”，她的性别被忽略不计了，人们记得的只有她那苍凉高亢的嗓音，以及“我想有个家”这样颇具女性特点的找寻归属感的自白书。
又过两年，1990年，台湾上华唱片推出李翊君专辑《这样的我》，其中一首《千千阙歌》国语版的《风中的承诺》传唱一时，高亢、具有金属感的嗓音与其利落短发的造型相得益彰，令人印象深刻。
可惜好景不长，如今，潘美辰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不管她再怎么突出自己的中性立场也无法挽回她“过气”的事实。李翊君已经留起了长发温柔地唱起了琼瑶歌曲，可见中性并不是一个可以在娱乐圈呼风唤雨的有效手段。在现实生活中，中性的男装是掩盖女性不够自信的身材的绝好伪装。职业装可以让柔弱的女性显得干练一些，而警服则让“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性英姿飒爽，所以香港人总要在警匪电视剧中放上几个女性（比如蔡少芬这位女警专业户）。正是因为中性个体在中国不具有审美合法性，所以那些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体的人就会产生一种非常沉重的心理负担（这种青年女性绝对不占少数）。她们一方面对此感到极端的压抑，一方面又迫切希望“翻身做主人”，需要一个代言人来“扬眉吐气”，而李宇春恰好是一个不怎么穿裙子的女性，满足了这部分市场的巨大需求。
李宇春的长相非常普通，单眼皮、薄嘴唇，国字脸，略有些尖下巴，典型的蒙古人种的脸形，貌不惊人，所以在参加比赛的一开始，“红衣姐姐”黄薪吸引了更多媒体和观众的眼光。但是和西方设计界对吕燕的青睐相仿，当一批庸庸碌碌之辈被淘汰出局，剩下的不是天姿国色就是俊男靓女之时，她的出现就占据了天时地利之便。在这样的语境中，很容易突出的不是那种明艳动人的美人（化妆术早已抹杀了她们之间的区别，比如Angelababy），而是一个另类的形象。
此外，正是因为她普通，当上天赐予她参加比赛的机遇时，她就具有了某种从丑小鸭转变为天鹅的能力。这正是她的“玉迷”、“盒饭”和“凉粉”们所看中的。她成了这一人群当之无愧的代表，代表着那些和她境况很相似，而又没有来参赛的人来参赛，她们渴望着她能成功，愿意为她的成功摇旗呐喊，甚至做出近乎疯狂的举动，因为她的成功也就是她们自己的成功。这种“灰姑娘心理”在13-25岁年龄段的年轻女性中非常明显。
很多女性那么喜欢看韩剧也是这个道理，电视有一种宗教般的魅惑力，它虚构一个场景，把人物置于悲欢离合的爱情神话之中，人为地制造现代传奇，一般而言，这位情感剧虽然在日常生活不太可能发生，但却总是给人一种非常现实主义的假像。而感情细腻比较投入的女性观看者会不自觉地将女主人公和自己划上等号，为她的生离死别而悲痛欲绝，眼泪鼻涕大把流，正所谓“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你悲伤，所以我悲伤”。
她们成为了偶像，而偶像永远像镜子一样反射着崇拜者的某些心理、某些诉求，她们不是爱她（特别是对同性），而是把她当做了自己的一部分（因为她和她们有太多相似之处，而不是高不可攀的），所以她们像爱自己、支持自己一样去支持她，就像买股票一样，是一种精神投资。其实质还是马克思的那句名言：
她们不能代表自己，必须要别人来代表她们。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孤独图书馆：一个人的图书馆是孤独者的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