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芳
我为什么会犯病
5厘米厚的铁门都挡不住。
挡不住号啕大哭，呼天抢地，撕心裂肺。
他们就在铁门外，我站在铁门这边，不敢开门，不敢把她交给他们。
10分钟前，我和王医生去告知一个事实。门一开，他们冲上来了。可是没有声音，像默片。他们围在我们身边，谁也不发问，只有眼光虚弱地望着我们。心脏复苏成功了？心跳了？活过来了？这些话在心底翻江倒海，他们就是不说。不敢说，只怕一说就成空。我们却不能不说。
王医生先是环视了人群，似乎在决定将这个事实落在谁的眼里，然而，他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眼睛，每只眼睛都是待宰的羔羊。他实在下不了决心，去逮住谁的眼睛，他只得收回目光，看了看自己脚下，然后，他将视线抬高，放远，放在对面一堵苍白的墙壁上。过了一会儿，他摇了摇头，说，走了。我几乎没听清楚“走了”——哭声扑来，压住了。
哭声混合着哭声，分不出谁和谁。哭者抱着哭者，看不清谁和谁。
一个中年男子趔趄地走向窗户边的椅子，他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他的头低得那么深，低得快要放进胸腔了。仿佛受伤的刺猬，蜷缩着将满身的刺扎向自己。
他是走了的五床的爱人。现在，五床松了手走了，留他一个在原地。他承受不了这失重，只好靠紧着一把椅子。
我们折回科室和太平间里的工作人员一起处理五床的遗体。主要是将破损的器脏收拾整齐一些，拔掉她身上的管子。它们分别叫鼻饲管、导尿管、输液管、引流管。
他们拔掉了五床身上15根管子，我从来不知道身体里有那样多的纵深容忍那些管子。一根鼻饲管拔出来有近50厘米深，胸部拔出的管子带出了满管的淤血，乌黑乌黑的血，像黑夜。他们又在拔她的导尿管，我拿起一块医用尿布盖住了那里。太平间的工作人员说不用的，等会儿要用床单包。他要揭开它，我按住了他的手。他望了我一眼，将手拿开了。
他们抖开了一条白裹单，平铺在平板车上。包了头部，包了脚部，整个裹单又往两边折了折，裹得紧紧地扎在下面。是包着的一根木头，还是一枕铁轨？这条白茫茫的裹单，已分不出哪端是头哪端是脚。我还得开门，把她还给他们。
我一咬牙，打开了铁门。哭声冲上来，包围了这白茫茫。那个被椅子撑着的男人抬起头，空洞地望着一群交错的哭声，仿佛这哭声在遥远的地方，与他没有任何关联了。车进了电梯，工作人员按了下行键。突然，男人蓦地站起来，像疯了一样猛扑过来，扑向推车，他要揭开裹单，要看看她的脸。两个满脸是泪的男人赶紧拦腰抱住了他。让她走好，让她走好。他们一边说一边将差点被拉开的裹单又严严实实裹好。男人趴在床沿上，失声痛哭。他终于找回了哭声。我的心安稳下来，我多么害怕他不哭。哭是一种救赎。
送到太平间后，我返回科室，准备给他们拿死亡证明。在电梯门口，突然看见他们。我的心一惊，呆在那里，不知怎么办才好。刚才一直没看到他们，我还感到一丝庆幸。
她是五床的母亲。每次探视，我都下意识地尽量避开她，我无法面对那张脸。因为衰老，她的整张脸都垮了下来，就好像里面的骨头挂不住外面的肌肉，五官完全错位。可是，她的眼神，因为恐惧，又格外向往突出，好像一下子就要扑过来，紧紧地抓住你。求求你们，要救活她呀，我的儿，你们大菩萨，大菩萨要救她！她嗫嚅着嘴巴，呜咽着。她双手合十，举起，停在额头，停顿片刻，深深地向我们作揖。我们害怕这作揖求救，她是我们的母亲，她是天底下所有人的母亲。
让我们害怕的还有五床的父亲。高高瘦瘦的个子，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每次探视时，看着他颤巍巍的步伐，我们都不忍心给他交代病情。他也不发问，只是静静地听着，默默地望着玻璃窗内。有一次，探视快结束了，家属们都从侧门出去了，他还失神地望着窗内的五床。我轻轻拉了拉他的衣袖，他回过头，笑了笑，那样隐忍，那样慈祥，让我心疼了好久。
在后来两天的探视里，我又犯了主观主义毛病。我说，老爷子，您要放宽心，应该会好起来的。他安静地听着，安静地微笑。他越这样安静，我越不停地犯病，不停地主观臆想。会好起来的，会的，您要好好的。负责探视的王医生一再用眼神阻止我，我假装没看见。
在探视时，这样宽慰的言辞一般不能轻易给家属讲，除非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起死回生。你讲了，就是给他们一根救命草，而这根救命草是如此的摇摆，它要历经九死一生的考验。
比如说脑出血，要起死回生，起码得挺过三关。脑部还会不会继续出血？这是一个问题，挺过这关，还得挺过水肿关。脑水肿的高峰期一般三至七天，你会看到病人的整个头部面部发馒头一样肿起来。因为长时间的水肿压迫，也可以使脑组织产生损伤性，甚至坏死性改变。渡过这一关，还有炎症关。一关一关渡过来，你不知道哪一个关口就卡住了。
妖魔四起的病菌，将病房里的人与病房外的人都流放在一条叫死亡的路上。因为隔离，因为一天只有一次探视，家属们的流放之感更重。他们迫切地要做点什么，来打破这无能为力的僵局。他们一直希望医生可以明示，给个指引。医生，您告诉我们，我们能做什么。家属们往往会遇到两个答案。
第一筹钱。第二准备“人财两空”。
我多么不喜欢“人财两空”这个词语，不仅是不喜欢，而且是愤恨。我给治疗班的医生说出我的愤恨。她淡淡地笑了，说，那你指望我说些什么？
不能将病情说得乐观一点？
病情是能被“乐观”的东西？
有些病人本来就是随时可能死亡，我现在不说，明天病人死了，家属就会找我们的麻烦，会认为是我们没处理好。你知道的，ICU是与外界隔绝的，很多突发的死亡，他们都不可能看到。家属们对我们质疑很多，我们得保护自己。
她用上了“保护”，我还能说什么！事实正是如此，有家属泪流满面地感谢嘱托，也有家属气急败坏地质问：怎么越治越坏，用了呼吸机没有，做了血透没有，打了免疫球蛋白没有？他们会让医生标好免疫球蛋白瓶子数，一二三地数清楚。他们探视时，会偷偷地准备好录音笔，会偷偷地拍下医生的样子。
谁也不想说出“人财两空”，可是医生叹了口气，说，我们天天给他们近乎残酷的预告，其实是在给他们打预防针。将他们的神经磨迟钝，增强抗体。当死亡到来时，疼痛会少一些吧。在一个一个渡过的难关里，他们提前支付了那份痛。
我不知道五床正在渡过哪一关，我却一再放纵自己犯病，主观主义病。我说了那么多的“放心”。现在，我该如何面对这位父亲。
他耷拉着头，右手哆嗦地在口袋里摸着什么。摸了好久，他摸出了茶杯，哆嗦地拧着瓶盖，拧了好久。他站起来，颤巍巍走到老伴面前，将杯子递给她。那遭了雷劈的老母亲，还嗫嚅着嘴巴，呜咽着，求求你们，要救活她呀！我的儿，你们大菩萨要救她！只是她的双手抬不起来作揖了，老年丧女的悲痛抽走了她全身的力气。她怎么会相信那个被裹单裹得不见头不见脚的是她的女儿？
你、你喝口水，你、你不是说要坚强吗？你、你要坚强些。老父亲一双手颤巍巍地伸过去，抹着老伴脸上的泪水。他一抹，再抹，怎么也抹不完。
补记：
夜里10点，一个比我年少10岁的朋友来煲电话粥。此女结婚3年，尚在婚姻磨合期。今晚，和我谋划一起癌症晚期患者失踪事件。
谋划先从讨伐婆婆开始，婆婆怎样偏心小姑子，怎样怂恿她儿子不做家务事，怎样抠门，一直讨伐她家老公。老公当然更不是个东西了。罪行累累，恶习滔滔，在十字架上钉上一百次，都不能赦免他的罪孽深重。
最不可饶恕的：她感觉他不爱她了。
我昨天植了眉毛，问他，我脸上有没有变化。他看了半天，说，没有。我今天在单位挨了头儿的训，心情不好，让他陪着看场电影，他说，我晚上要赶个材料。他肯定不爱我了。他不把我放在心上，他眼里心里都没有我。
他肯定不爱我了，肯定的。她在电话那端怨气冲天。
要不，我们做个实验，看他把我放不放在心上。她又不甘心这样的结论，便提出实验建议。
怎么做呢？
你在医院帮我弄个诊断证明，比如说子宫肌瘤、卵巢癌、乳腺癌，反正哪一种要人命就开哪一种，最好是晚期。
开回证明后再怎么办呢？
我就离家出走，我还要在诊断证明旁边放一封我的亲笔信，一起放在床头柜里。
信？
我走了，请不要找我。当一切结束时，请记得“珍惜”。
你说，他看到这诊断，这信，会怎么样哟？会不会急死啊？我才不管他，我去旅游去。
呵，你不怕他事后知道这是假的诊断。
不怕，我就说不小心拿了个同名同姓患者的诊断。这种情况存在吧，同名同姓，诊断拿错了的，是不是？对了，你要告诉我晚期患者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在出走前几天，我要表现出来，等我离家后，让他懊悔死，恨自己没长眼睛。另外，等我走两天后，你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你带我做过检查，怎么没看到结果，打我电话又关机，不知是怎么回事。我肯定要关机，你放心，我用一个新号和你联系。
你说，我这样能不能搞定他？
亲爱的，做你的失踪美梦去吧，晚安。我挂了电话。
这孩子，把生活当剧目来演。殊不知，当剧目成为生活，多少人难以承受它的跌宕起伏。有机会，得把她带到重症监护室里走一遭。
尾声：我是体面的败类
那个一脸苦大仇深的，母老虎一样的，呵斥孩子的妈妈是好的。我说好，是指她好好地活着，连同她那被呵斥得满面鼻涕的孩子，连同她扇在他屁股上的两巴掌，连同她的气急败坏，她的无可奈何。这一切都是好的。
那个拎着塑料袋的中年妇女是好的。我说好，是指她好好的，包括她失了光泽的脸，包括人老珠黄这个词语，包括她穿着大背心和菜贩子声嘶力竭地讨价还价。这一切都是好的。
那个在斑马线上抓紧了儿子手的老爷子，那个惊恐地等待红绿灯的老爷子是好的。我说好，是指他枯木般的手，枯井般的眼，趔趄的步态，手心里微微沁出的汗，冷汗，都是好的。他还活着。
我说的好，包括男人扔在沙发上的臭袜子，包括他骂人，他放屁，他二愣子一样混账。我说的好，包括女人堆在眼角的那摊眼屎，眼屎边纵横的，长的短的皱纹，还有那挖向鼻孔的手。
我没有了原则，没有了底线，我见到的都是好。
我感受到的每一缕呼吸，只要它是热腾腾的，都是好的。骂娘也好，挖鼻孔也好。我相遇的每一具肉体，只要他能眨眼，他能笑，能哭，能告诉我，他在，就都是好的；他老得不像样子也好，他被酒灌失了方向也好。
我粗俗。
我粗鄙。
我粗糙。
我是“体面”的败类。
从我踏出重症监护室的大门那一刻起，不要再叫我美人，不要再叫我教授，不要再给我那些光芒。叫我“人”吧。
人，还活着。粗俗地粗鄙地粗糙地，好好地，活着。
足够了。
花红柳绿的你，人五人六的你，锣鼓开道的你，你不会知道：
在那白茫茫的病床上，在那一望无际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芽孢杆菌中，你将虚弱得像一个影子，可有可无的影子。血和死亡是影子的前生和来世。你是一个逃不掉的影子。你不过是个影子。
你不能伸伸你的手指，握一握我的指尖我的掌心我的纹路。
你不能眨眨你的眼睛，调笑的，妩媚的，勾引的，秋波一样，你眨眨你的眼睛。
你不能动动你的面肌，向我笑一笑，我只求你的一个微笑，一个涟漪，像晚风吹过的荷塘。
亲爱的，你什么都不能。你的名字叫失去。失去你的江山和美人。
只有床头的监护仪是真实的，存在。
心率。呼吸。心电图。血氧饱和度。每一组数据里都隐匿着生和死。我盯紧了它们，我盯死亡的梢，我看它走到哪里才是尽头。
死亡没有尽头。从前在死亡，现在在死亡，将来也在死亡。
可是，亲爱的，活着也没有尽头。
从前活着，现在活着，将来也活着。
死亡与活着是情人，如同我们和这世界。我们和这世界有过情人般的争吵，我们还会一直争吵下去。
你挺住了。亲爱的。我们争吵。
我牢牢地盯住了那组数字，我祈祷，它们永远在山峰，绝不要一条直线，指向虚空。
重症室的日子，我的苦痛，我的辗转反侧，我不能做个言说者，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是指那些还被光鲜包围的人。他们会骂我神经，骂我不讲体面。当我将果汁杯端向他们时，他们很快躲开，我的手沾了太多的血和死亡。我是不净的，我晦气。
有一天，我不小心说出我送那个32岁的肝癌逝者去太平间。他们不约而同地全体起立，从椅子上跳起来，惊恐地望着我，像在哀悼我的死去。有人让我赶紧向上天三作揖三鞠躬，有人让我赶紧去买三炷香。“你怎么和死人沾上了，你呀，你。”我这个体面的败类，仓皇地逃出了酒席。
我是个潜伏者，默默吞噬那些所谓的体面之外的东西。我蜕去了许多光鲜，潜伏在这可能的死亡里。
如果，我曾经的体面是蝶，那我便是化蝶成蛹，那污秽不堪的蛹。疼痛，挣扎，呻吟，或者默然无声，死亡的大翅膀覆盖下来。
可是，我爱这蛹。这是一只蝶死亡后生出的新的蝶。我从内科走过，从儿科走过，从妇科走过，从化疗室走过，我在每一缕消毒水的气息里泪流满面：我见过生命的大挣扎大苦痛，也有大喜悦。
让我成为体面的败类吧，我有我的体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