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北京文学》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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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对正常人来说就像呼呼喝水那样易如反掌，然而对于失眠的人来说却难如登天，失眠会让人百爪挠心痛不欲生，黑夜对他们来说就如地狱、噩梦，没有失眠经历的人是很难体味失眠的痛苦的。如此说来，人都害怕失眠，渴望正常的睡眠。然而失眠的人如何才能拥有正常的睡眠，正常的人未来如何不患上失眠？读一读这篇报告文学，或许你会觉得本文的题目并非危言耸听。
拯救睡眠
——谨以此文献给我国正在发展中的心理健康事业
李燕燕
心 病
同以往一样，宋大姐看完病就搭乘动车回石柱。这次，是在主城开副食店的三儿子“老三”开车送她去的火车站。老三的左脸还时不时有些抽搐，但已经算恢复得不错了。在宋大姐犯“焦虑症”前的半年，去批发市场进货的老三刚把肩上扛的一袋80多斤的干辣椒扔进小货车，突然晕得天旋地转，跌到地上怎么也爬不起来。送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是突发脑梗，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很长一段时间半边身子“发麻”。老三才28岁，很年轻。“那样年轻就中风了，真不知道以后会怎样。”宋大姐很心忧。老三的媳妇负责看店，一有空闲就去打麻将。老三中风的时候，孩子刚刚两岁，宋大姐提出把孩子带回石柱去抚养，被老三媳妇拒绝了，理由是“镇上连个像样的幼儿园都没有”。那段时间，宋大姐睡觉常做噩梦。有一次梦见小孙子在燃起熊熊大火的副食店门前大哭，“半夜惊醒，脑子很乱，要一个多钟头才能平复。”
再难受，宋大姐也不会在外人面前表露半点，从年轻时就如此。她坐在蜀葵节节攀高围成的花墙里，大声跟客人插科打诨，笑呵呵地接受客人对她 “做农家菜地道”的赞扬；她穿一身花花绿绿，做事比村里的妇女主任还风风火火；家里年年创新高的收入和儿子儿媳的孝顺，以及读小学的孙儿孙女考的“双百分”，是宋大姐在村里人聚集时的最好谈资。随时随地，走路挺胸抬头。年轻的时候，因为村支书欺负丈夫老实，动了手，宋大姐闻讯赶上前，操根棍子犯了浑。几个大男人都拿不住她，因为这个女人不怕事。
“那个村支书亲戚多得很，家族有势力，我们势单力薄。我就横下心，不过就是拼命。”有一个星期，宋大姐出门都揣着一把菜刀，“说不怕也怕。但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脸。”
回乡镇的公交车上，她接到了大儿子打来的电话。大儿子是漆工，在广东做工，这通电话是在一个酒店的装修现场打的。电话里电钻隆隆，噪音很大。此时，身体微微发胖的宋大姐正被一个怀抱一只大包裹、沉沉入睡的大爷挤到座位一角。“我给屋头拉了笔业务，4家人6月中旬就会过来避暑，屋头可以预先作好准备。”老大特意嘱咐，每个客房都需要单独装个wifi，他上次回来发现二楼和三楼信号都很弱，这样客人不会满意。“哎呀，娃儿就晓得布置任务，都不晓得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不懂这些现代玩意儿，只有跑到镇上到处去找人帮着弄，麻烦得很。”挂了电话，宋大姐眉眼间悄然现出愁容。
二儿子的语音微信是一大早发过来的，但宋大姐当时忙着挂号看病开药一直没时间。直到夜里到家，连上wifi，她才打开微信。二儿子在广东另一个城市打工，他在时断时续的语音里讲，前两天媳妇刚刚做完一个复杂的妇科手术，还要住一段时间医院，花费很大。之前他们买了辆车，积蓄都投进去了，飞来横祸急需家里支援，末了叮嘱母亲要按时吃药，好好睡觉。宋大姐看看墙上挂的时钟，快9点了，一阵熟悉的心悸凭空而来。犯了关节炎的老伴瘸着腿从小厨房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素面，搁着几片莴笋叶。
“老二家又出事了。”宋大姐叹气，随即抚着胸口发呆。老伴把那碗面搁到旧饭桌一角，搭了搭宋大姐的肩膀，“你先吃点东西吧。不要瞎操心，咱们不缺钱，明天我去镇上给娃儿汇款，事情总归会过去。儿孙自有儿孙福。”
老伴记得，半年多前，宋大姐凌晨3点胸口难受得在床上直翻腾——也是第一次犯病，正是白天接到二儿媳的电话，说老二带了一帮工友去找老板讨工钱，结果双方动手打群架，全部进了派出所，可能要拘留。
“事情坏就坏在我堂客她压根儿不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她活得仔细活得要强，得的是心病。”
年轻人在外讨生活不易，宋大姐常常念叨。
这几年家运屡有不顺，宋大姐从去年年初就开始吃素念经，祈祷平安。现在，宋大姐将一根从山上寺庙求来的红绳结挂在床边；每晚脱下的鞋子，鞋尖一定要朝向床外。据说这样可以避免邪物在夜间侵犯，得到没有痛苦和噩梦的好眠。
下午3点40分，重庆市渝北区某小学门口，狭窄的街道停满小车，铁栏前堆满人群，各异的神色中纷纷透出焦急。很显然，白发在攒动的人头中占绝对优势。几分钟后，紧闭的学校大门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缓缓推开，人群开始随之移动。放学时间到，63岁的老张跟随挤挤挨挨的人群，进入学校接孙子。几分钟后，老张背着书包，拉着8岁大孙子的手走出校门。可能城管马上要来了，路边摆菜摊的三轮车开始收拾、跑路。
“哎，等下！”老张喊住落在最后面、还在左顾右盼最后一单生意的菜贩，迅速挑拣杀价买下了平菇、莲白等几样小菜。接着掏出手机给老伴王大姐打电话。此时，王大姐正在家里看管半岁大的“二胎”。
“喂，老大接到了，菜也买好了，现在我马上送老大去艺术班学画画。给老二洗头洗澡的事儿，等到我回来，热水器的水温你调不好。”所幸艺术班隔得并不远，只有半站路。
老张和王大姐到重庆照顾孙子，前前后后已经有8年了。“原以为，孙子上了小学，我们就可以回家休息，哪知道老二又来了。孩子爸妈，一个公务员，一个在国企，哪里有空带孩子。亲家那边经常住院，保姆费钱又不放心，我们只有硬着头皮扛下。”
而老张和王大姐有“失眠”这个毛病快五年了。毛病是不知不觉有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老张每天晚上最多只能睡“四个钟头”，在一番辗转反侧之后；而王大姐睡眠很浅，总是处在“迷迷糊糊半梦半醒”的状态。夫妻俩常常会相互埋怨，最多的是王大姐说老张：你能不能不要老翻身，你快两百斤的人翻下身，床很响，本来我快睡着也醒了。老张很无奈，不翻身一侧身子僵得疼。五年来，他们先是按照朋友的推荐吃维生素，“说维生素有催眠效果”，感觉作用不大。异地就医毕竟麻烦，手续繁杂，于是又拿着儿子的医保卡去社区医院开一些艾司锉仑——属于传统的苯二氮卓类，似乎要好一些了。社区医院年轻的“眼镜医生”，开药时甚至头都不抬，因为找他开这种药的人很多。这种药长期吃有药物依赖，肌肉松弛作用会导致老年人摔倒。但这些副作用恰好被这对老夫妻所忽视。
2015年，老张带着王大姐游古镇。四合院里，王大姐在抬腿跨过第二道门槛的时候，一只脚突然不得劲儿，脚尖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啪的一声摔一跤，结果脚腕骨折。许是年纪大了，休养了两年才慢慢康复，可是睡眠问题更突出了。
眼见大孙子磨磨蹭蹭进了艺术班的教室，老张轻轻吁了口气。回去的路上，他检视自己在游摊上买的小菜时才发现，西红柿上有块烂斑，老伴是要骂的——这两年老伴脾气越发不好，整天絮絮叨叨地抱怨，就仿佛在为缺失的睡眠寻找一个出口。况且，今天早起老伴心情就不好，她说梦见前年去世的老母亲，带着她去老家走了一圈，遇见的全是死了的“老辈子”。这是凶兆，王大姐一口咬定，今天已经不安地念了很多遍。老张还得去安慰她，再强调一遍世上没有鬼神。
“我俩其实挺孤独的。”提着小菜，老张露出落寞的表情。
由于不会说四川话、不适应巴渝风俗，“连麻将打法都完全不一样”，在这里几年下来，老张王大姐的朋友圈只有儿子儿媳，能称得上点头之交的邻居只有两三个，“其实有一个挺谈得来的，跟我们是一个地方的，可老伴不喜欢她，说老了老了还涂脂抹粉，妖艳。”这个社区十多栋楼里住了上千人，虽然一早一晚老两口都会在小区花园遛弯儿，但对老张和王大姐来说，基本都是陌生人。“现在不像以前，家家户户门都关着，谁也不理谁。哪像原先80年代的平房闷罐房，小归小，成日家门都是打开的，邻居之间互相串门。”生活没有任何动力，只有在面对两个孙儿的时候，他们才感觉自己是被需要的。儿子儿媳下班回家后，老张常常感到很失落，“他们下班回来，要么看电视、玩手机、逗孩子，要么在家继续加班，反正不大跟我们说话。我理解，他们白天忙了一天，回来不想说话也正常。”
在中国，像老张王大姐这样“给儿女帮忙”的随迁老人还有很多，他们被称为“老漂族”。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城市“老漂族”不断壮大，是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也带有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区隔的特点，同时反映出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合理性和隔代育幼的现实性。但不可忽视的是，老人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源，共同应对养老和育幼的双重挑战；另一方面，当“随迁老人”面临“不适应”“连根拔起”的新生活时——不适应主要集中在环境气候、语言交流、风俗习惯、人际交往等方面。家族成员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可能加剧，随迁老人的心理问题，包括睡眠障碍便会凸现。
失眠已久、脾气大变的王大姐，对儿媳的生活习惯已经发展到“忍无可忍”。看不惯儿媳周末睡懒觉啥都不干，看不惯儿媳连自己主卧的马桶都不拿洗涤剂擦干净，看不惯儿媳没事喜欢买买买。跟儿子说几句，儿子却向着媳妇说话，反而劝她不要干涉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每每爆发激烈的争吵，王大姐都想直接撒手回老家了，说不定回家就睡得着觉了，却又舍不得两个孙子。
在这个周边生活还算便利的社区里，随迁老人几乎都来自区县和外省市，其中农村、乡镇占了一半，照顾晚辈的更占到了70%。不容忽视的是，“失眠”成了随迁老人的“通病”。
“睡不着，想家。家里院子种的橘子树每年都结很多果子。”
“我想要的很简单，在自己的家里，吃点自己种的小菜，做点自己喜欢的事。”
老张说：“我和老伴真想回老家，去过一段真正退休后的日子。旅游，走走看看，见见故乡的朋友。现在再不走动，以后想动也动不了了。”
夜里11点，老张夫妻开始辗转反侧的时候。57岁的况老师终于做完了所有上床前的“仪式”——躺下，平卧，放空大脑，祈祷尽快入眠。
每晚的睡眠对于作家况老师来说，非常重要，又异常艰难。他已经吃了10年会导致药物依赖的阿普仑。从晚上10点开始，是整整一个小时的“上床准备”——
先在跑步机上运动20分钟，速度不快不慢。
拿出女儿从国外带回的红酒，在高脚杯里倒上半杯，绝对只能半杯。一年前况老师尝试喝酒助眠，对酒精寄予厚望。虽然并不科学，却是有理由的。年轻时况老师与文友们相聚，几杯白酒下肚，回家倒床就睡。喝酒助眠，一开始喝一点就管用。两个月后，每天都喝，喝到一瓶红酒或四瓶啤酒的程度才勉强见效，反而伤了肝。“酒是好东西，但一定要控制。”况老师跟朋友说。
读诗、读散文，欢快的积极的那种调子，大声读出来。
给大鱼缸里的金鱼喂食，然后欣赏一会儿。
吃药，上床。
况老师没有想到的是，所有的“仪式”都只是“楼上掉落的一只靴子”，“另一只靴子”还迟迟没有动静。况老师保持平躺放空大脑，一个小时过去了，并没有如愿进入睡眠状态。凌晨一点，门锁被钥匙转动的声音终于传来，咔嗒咔嗒，夜深人静之时格外清晰。女儿小真终于回来了。
小真轻手轻脚地点开鞋柜之上的小灯，小心翼翼脱下高跟鞋。动作还在进行中，客厅的吊灯陡然亮了。扭头，父亲已经铁青着脸靠在沙发旁。
“为什么又回来这么晚？”
“早上走的时候就说了，晚上要加班。”
“加班？是跟朋友瞎玩去了吧？有这些时间，不如多看看书，考个研或者考公务员也好，你那个工作不靠谱。”
“爸，别太专制了！”
“我是关心你。”
凌晨一点半，父女俩再次发生争执。另一只靴子终于落地。凌晨3点过，况老师入眠了。零碎的梦境里，他正在给幼年的小真改作文。《我爱蚕宝宝》，文笔还是嫩了点，不够优美。算了，还是我来替她重新写一篇吧，肯定能在全国拿一等奖。
24岁的小真一直觉得父亲想要全面“掌控”自己，以“关心”为名。比如，雨天堵车，她赶不及回家吃晚饭，便先打个电话告诉父亲。挂掉电话不到两分钟，父亲又打了过来。公交车停靠站台，大雨滂沱，小真忙着撑伞，就没有接这个电话。回家后父亲动了怒，大声责怪她不接电话，因为他有很重要的事情交代——“如果你坐的是465路，那它会在轻轨站的前面20米左右停，你下车可以径直走进轻轨站，然后穿过通道从另一侧上来。”这段充满“父爱”的“交代”，让常常在国内外飞来飞去的小真哭笑不得，“父亲有时不像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况老师觉得女儿越来越“把控不住”了，他很担心。他希望一切“可控”，虽然近20年来，太多的事都“不可控”。当年该他晋“正高”，硬件软件资历一切合格，中途却杀出单位的“引进人才”；妻子温柔敦厚、心性纯良，有人告诉他看见“他爱人和别人很亲密”，他不以为然，不到半年便接到妻子递来的“离婚协议书”，妻子连女儿都不要；他的中篇小说已经过了某政府奖的终审，却突然有人举报他“抄袭”，“抄袭”的是“结构”，虽然调查未果，可是获奖的事也彻底黄了……从过去的经验看，女儿相对可控，现在也未必。
今年6月，由于严重失眠及巨大的不安全感，况老师被迫到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就医，在诊断出中度抑郁的同时，还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的迹象，被医生建议作进一步检查。
当前，老年人的睡眠问题突出且带着较大风险。陆林院士课题组研究发现：一、在自我报告存在睡眠障碍的老年人中，抑郁症发生的风险显著增加，且持续存在的睡眠问题会加剧老年人抑郁症的发生、复发和症状的恶化。另一方面，具有抑郁症状的老年人睡眠障碍的发生和恶化的风险也会增加。二、失眠障碍是阿尔茨海默病发生的危险因素。充足的睡眠有利于脑保护，有利于降低发生老年性痴呆的风险。
老张夫妻所在的社区里有很多新生的婴儿。夜里常常能听见婴儿们的哭声，此起彼伏。随迁老人和新手妈妈多的现象引起了社区的重视，2017年初，社区便向重庆市某社会服务中心购买了包括心理咨询、社会融合等一系列服务。
从事心理救助的社工陈琼在这个社区里遇见了一位新手妈妈，对方才张口说了几句话，便哭了出来。这位看上去非常年轻的妈妈大哭着告诉陈琼，自己的女儿只有4个月大，睡眠问题非常严重，每天会夜醒“无数次”。这位新妈妈指着自己明显的黑眼圈和满布血丝的双眼，大喊：“救救我，我快崩溃了！”按惯例，陈琼让她用涂睡眠时间表的方式，记录孩子每天的睡眠和苏醒时段，拿到妈妈的反馈，陈琼被其记录的详细和精确惊到了，比如： 7点起床，凌晨2点第一次夜醒，吃奶瓶5分钟，玩耍3分钟，小便1分钟……焦虑化为一串串数字显现在表格中。
“甚至在某些夜醒的点，可以看出，她是在期待这些，预知这些不好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然后真的发生了，有点墨菲定律那种感觉。”陈琼觉得很有意思。在深入交流中，陈琼进一步发现，这位妈妈所理解的“夜醒”，有时根本只是孩子“翻了个身”或是“呢喃一句”，这些本是正常现象。但由于“可能是夜醒”的不安，新手妈妈便对孩子的睡眠进行干预，反而把孩子吵醒。“夜醒”成了事实，孩子客观上存在了“睡眠问题”。
在西方婴幼儿睡眠的跨文化研究中，阿维·萨德与约迪·明德尔等人2011年发表的论文，比较了西方社会与亚裔社会中父母对孩子睡眠问题的感知，结果显示，后者认为孩子有睡眠问题的比例是52%，其中17%认为问题严重，显著超过前者26%（其中2%严重）的比例。
对婴幼儿来说，究竟怎样才称得上“睡眠问题”？陈琼倾向的判断标准是，当孩子的睡眠已经影响到大人了，就应当寻求帮助。
6年前，陈琼还没有考“心理咨询师”，和这位新手妈妈一样，二十出头全职在家，一度因为孩子的睡眠而濒临崩溃。
“在中国，一直存在‘一切以孩子的需求为重’的家庭观。如果一个妈妈做了全职太太，那么就很容易在带孩子这件事上钻牛角尖——因为这是‘我’的价值最大的体现。”陈琼说。
陈琼当年做完剖腹产手术后大出血，好不容易捡了条命，医生要求她“夜里保持充足睡眠，不要带孩子”，但她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婆婆从她怀孕辞职在家开始，就利用各种机会敲打她：“男人在外面挣钱养家不容易，他主外你主内，你最大的事就是带好小孩。”虽然对婆婆的话心有芥蒂，但小孩落地，陈琼就开始和自己较劲：我一定得是个特别尽职的妈妈。事必躬亲，做到极致。孩子半岁的时候，1.65米的陈琼一度瘦到只有80斤。
有人曾打趣说哺乳期的妈妈是“24小时型人”，与常见的作息节律分类“晨型人/夜型人”不同，妈妈们“不需要睡眠，全靠一口仙气吊着”。新生儿父母，在责任感的召唤下，成为睡眠被剥夺最严重的群体之一。
接触专业的婴幼儿睡眠知识后，陈琼开始反思“一切以孩子需求为重”的“家庭观”。“若大人因为睡眠剥夺无法保持平和的情绪和良好家庭氛围，孩子不可能不受影响。”她相信，孩子不过是家庭成员中的一分子，只有每个成员的重要性平等，才可能真正彼此尊重。
冰山之下
……
李燕燕，笔名燕子，女，1979年10月出生于四川成都。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主要从事报告文学及散文创作。在《北京文学》《中国报告文学》《神剑》《前卫文学》《重庆文学》《光明日报》《文艺报》《解放军报》《经济日报》《重庆晚报》等报刊发表报告文学、散文作品近50篇。出版报告文学集及长篇纪实文学共两部。获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等项目资助。
链接：这本由老舍先生在1950年创办的杂志——2020等您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