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一本笔记本，是父亲曾经用过的工作日记。之前，我也没有认真地看过父亲写的是什么内容，因为工作日记嘛，无非是开会记录、讨论实录，枯燥无味得很。
最近，我认认真真地翻看了父亲的龙飞凤舞的文字，竟然大吃了一惊。
这是当年父亲在文艺创作组里的一段工作日记，时间大概在1973年前后。
当时这个文艺创作组里的主导人物是陆文夫。他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代表人物，所创作的《美食家》《围墙》影响深远。但他一生中出版的长篇小说只有一部，名为《人之窝》。
然而，从父亲日记里的记载来看，当时陆文夫正在准备写作一个长篇小说《新潮》。如果成功的话，那么，陆文夫一生中就有两部长篇小说了，但是事实却是残酷的。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并没有写作成功。
我们都知道文革期间最为著名的长篇小说是浩然所著的《金光大道》。后来有一句流传颇广的认定，就是说文革期间是“8个样板戏，1个作家。”这一个作家就是指浩然。
其实在文革期间，不少作家，都没有停下自己的笔来。
最靠近的一个事例，就是王蒙在文革期间，写了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写作的时间大概在1974年。
小说写成之后，文革结束，当时的社会环境已经不适宜这个小说出版了，于是，小说的原稿就搁置在旮旯里，直到2013年才正式出版，之间相隔了近40年。
而不可思议的是，这部小说获得了2015年颁发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结果公布，实在叫人有一点接受不了。这个奖，究竟是奖给这个写于文革期间的小说原文本的，还是奖给经过王蒙加工过的带着黑色幽默性质的批注本的？
撇开这个不谈，但至少可以看出，文革期间不少作家都在默默地写作。
王蒙是在1974年开始创作《这边风景》的，而在这之前，陆文夫也开始了他的长篇小说《新潮》的酝酿。
父亲的工作日记，详细地记载了陆文夫率领当时他领队的创作组，怎样深入到农村，来到小说的原型发生地，听取汇报，了解生活，又向当时的地方政府领导汇报他的构思。
在日记中，我找到了1973年11月24日晚的一段工作日记，标题是：于县委常委会议室向领导汇报小说创作的路子。
日记上记载的内容摘抄如下：
陆文夫同志汇报《新潮》的创作打算：
小说有以塑造人物为主，有的有完整的故事，写法上有开放式的，如“三国”，有封闭式的，如“红楼”。
写新潮，突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非此不能把握本质。
在新潮调查了新潮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历史、现状及其特色，学习了马列毛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学习了十大文件，目前又学习了批孔的材料。
…………
下面就不摘录了，从陆文夫的汇报情况来看，《新潮》小说的主要内容是描写一个农村生产队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支撑点的社会现实，符合当时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与王蒙的《这边风景》的主题背景几乎是如出一辙。
这个日记里没有陆文夫当时的汇报照片，也没有找到父亲的照片，但是在父亲的工作日记里记载，在当年12月份的时候，他与创作组的几个同事，前往嵊山渔场采访，经过杭州的时候，游玩了六和塔、虎跑等处，留下了照片，我在家里的影像簿里找到了照片，就是下面的照片，这应该是最接近那个时间段的父亲的身影，但没有找到与陆文夫的合影。
左边与父亲合影的这个同事，叫贺寿光，他曾在回忆陆文夫的文章中称陆是他的恩师，对他的写作多有影响。
父亲年轻时是语文老师，也喜欢写写文章，文革期间，文化局与教育局合署办公，所以他就以老师身份加入了创作组，得以与陆文夫共事在一起。
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父亲七十年代的照片
从这段日记来看，陆文夫在文革期间，受当地政府的邀请，准备创作长篇小说《新潮》。应该说，这是陆文夫创作年谱中的一个重要的过程，它对于研究陆文夫的创作经历，有着不可容忽略的重要意义，就像王蒙的创作经历中，如果忽略掉《这边风景》，那肯定是不完整的。
但是，我翻开了由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陆文夫文集》，想在陆文夫的所有的文字中，企图寻找长篇小说《新潮》的相关记载的时候，却看不到任何一点蛛丝马迹，而且，恰恰相反，陆文夫对文革期间自己的生活状况描述，却完全与我父亲所记述的这个不可能造假的日记内容背道而驰，南辕北辙。
因为父亲与陆文夫有过交往，后来陆文夫写出作品的时候还曾经给父亲寄过他的作品集。
有一年，我父亲与当时县中的老师到苏州的时候，还一起到陆文夫家里拜访过，但当时陆文夫正好出差，没有见到他本人，很是遗憾。
因为这个缘故，我在网上看到有陆文夫的藏书散失到社会上的时候，还从旧书店里购买了几本作家赠送给陆文夫的样书，其中就有储福金、海笑的赠书。
从书的面貌一新的情况来看，陆文夫也没有读过这些赠书，后来人亡政息，这些书被当着破烂卖掉，就流落到社会上来了。
所以，我看到这些赠书，想想，有书也没有必要到处乱赠，你送的书，没有一个人认真去看，白白地浪费感情，也浪费受赠人的表情。
在我手里所收藏的一套《陆文夫文集》第四卷中，第一篇文章叫《微弱的光》，里面记载了他的创作经历，提到了他在文革期间做了一些什么，但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陆文夫呈现的自我，是一个与真实的自我完全不同的虚构的形象。
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文革期间，他下放到农村，“在那里一住便是九年，造茅屋，种自留田，其余的时间便是和一起下放的老朋友喝酒聊天，纵论天下大事，把我们的经历，把国家和个人走过的道路都作了一些总结。”
从这一段表述中，他只字不提，他也曾经听命过地方政府的领导的指令，奉命去创作一部反映阶级斗争主题的长篇小说。
接下来的文字中，他更是严重违背事实。他说，“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和我的朋友们痛饮了三天之后，便把钢笔找出来了，我要写小说了，创作的冲动像一股热流在寻找喷口。可我已经停笔十三年了，许多常用的字都已经忘记，简直想不起小说是怎么写法的。我像一个卧床十三年的病人一样，爬起来扶着墙壁走路……”
明明工作日记记载，他在向地方政府领导汇报时，对小说的写法说的是头头是道，至少我们看到，在我引用的那一段日记中，把小说分门别类得很地道，至少有一点陈丹青的老师木心论述文学的那种言简意赅的味道，怎么到了陆文夫这里，却否认得一干二净呢？甚至夸张到连钢笔都没有摸过，试想一下，他当时还写了《新潮》的一部分内容，当时也没有电脑，不是钢笔写成的，还能怎么写出来的呢？
所以，我觉得陆文夫这篇文章中对他文革期间的情况描述完全不真实，并不利于对他日后文学成绩的评定与认知，也让文学史在他的这种自我陈述中发生了事实的扭曲，就像黑洞一样，使事实受到了损害。
陆文夫手稿
陆文夫给我父亲的信
现在，我找到的父亲的工作日记，如实地反映了真实历史情境下一个人的真实境况，恢复了遭受到黑洞影响的光线重新直线行进，我觉得这是一件并非没有意义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