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圈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恐怖故事:新编辑入职培训的重要一课是去参加一场书的“葬礼”——化浆。想象一下,书从传送带缓缓进入粉碎机,封面和内页瞬间被撕成碎片,落入巨大的化浆池中,随着搅拌器的旋转,它们迅速被浸透、溶解,逐渐化为一缸纸浆。
在还没有编纂过任何一本书,没有体验过改稿的辛苦、营销的焦虑或是加印的幸福时,编辑们就先看到了最残酷的终点。
一位前图书编辑回忆,入职第一天,同事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向她介绍了一本书的一生:组稿,三审三校,印刷,上市。运气好的,上市之后会迎来加印;而那些经年累月卖不出去的滞销书,等待它们的命运只能是化浆。
没有人想做滞销书。图书编辑大多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喜欢读书,相信书籍可以连接世界、拓展认知;比起丰厚的物质回馈,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工作有价值。
但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有落差。根据图书咨询机构“开卷”监测系统统计,2023年销量小于10本的图书超过一百万种——这意味着市场上近一半的书无人问津。
每一本书背后,都是编辑数月甚至数年的心血投入。当冰冷的数字摆在面前,意义感和自我价值该寄托于何处?当新鲜感褪去,工作在循环往复中露出繁琐、虚无、荒诞的本质,信念能否抵御倦怠?
这是图书编辑的“中场战事”,也是这个时代下,每一个试图在变动中重构内心秩序的人无法回避的命题。
“没有加印的书就像死了一样”
编辑汪淼不久前有一本新书上市,一个月只卖了十几本。“相当于几乎没人见过这本书。”她悻悻地说。硕士毕业后,汪淼如愿进入一家出版公司,入职三年,她依旧觉得自己在“新手村”徘徊。为了打破僵局,汪淼用尽浑身解数。她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书的作者,尝试向一些有私交的媒体投稿,并声明“不要稿费”。收到的回复如出一辙:“太小众,影响阅读量。”
她又找到公司负责新媒体的同事,想把文章发在部门的公众号上。“没有卖点,”同事态度冷淡,“而且现在没有人看长文。”最后,汪淼只能把文章发在自己的豆瓣上,并且自掏腰包买了一本书用于转发抽奖。一位在书店工作的豆友看到后,为店里订购了3本。
讲到这里,汪淼挤出一个苦笑:“还不一定能卖掉。”照目前销量来看,如无意外,这本首印5000册的新书大概率会沦为滞销书——其中大部分将被遗忘在仓库里,直到某一天被送去化浆。
汪淼感到无力,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书是分营销等级的,等级越高,能动用的营销资源越多。”她逐一解释,“A级书只能自生自灭;A+级的书,会由部门内的营销编辑负责推广;而S+级,则会调动公司所有的营销力量。”这一次,她的新书只评上A级。原因显而易见:作者在国内没什么名气,缺乏市场号召力。
刚入职时,她接手的另一本书因阅读门槛较高,也只是A级。“不过那本书运气不错,找准了定位,销量逐渐超出预期,很快就升级了。”汪淼还做过一本S+级的书,是一位知名艺术家不那么知名的漫画作品。“从定级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不用为营销操心了。”她说,在全公司力推之下,那本书顺利跻身畅销书行列,“直到现在偶尔还会挂在一些畅销榜单上。”
并非所有的书都能如此幸运。“开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动销品种数为237.4万种,若以年销量小于10本为标准统计,滞销书达到103.6万种。某图书策划公司将销量小于1000册的书视为滞销书,2023年该公司滞销书品种数占其在售品种的72.47%。如何定义滞销书,行业内并没有统一标准。不同类别、不同出版机构,无法照搬同一套参照系。
编辑林羽佳的评判标准非常直接:对她来说,没有加印的书就像死了一样。“印一次就死了,它就是滞销书。”林羽佳斩钉截铁地回答。她在一家民营图书公司做文学编辑,每次新书上市,焦虑就成了她工作中的主旋律,“每天都会去刷有多少人在读,评价怎么样。”
她的最好成绩是两次加印,“作为一本小众文学作品,已经卖得不错了。”但在公司里,这本书依然不算“畅销”。同事做出过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女性话题、金句频出,销量几十万,林羽佳语气中透着无奈,“那本书给了老板想象,觉得本本可以做爆款,他现在什么书都冲着爆款去。”
文学图书市场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顶尖的作品,如马尔克斯、莫言、余华等人的书,销量常常能达到百万级别;但在头部之外,文学图书市场的另一面是大量销量平平的书。即便是一些在文学圈内备受推崇的作家,其作品销量也仅有一万册左右。
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在今年再版发行时,预热海报上他“缠着绷带,鼻青脸肿”的模样,令不少图书编辑唏嘘:连余华卖书都要这么拼命了,其他作者该怎么办呢?
“滞销书”编辑的日常
在杭州一家书店的二楼,长期陈列着一个“滞销榜”。上榜图书多达上千本,填满了整整一面墙。有的书到店五年销量为0,还有的书至今只有员工买过。
书店称,这些书滞销原因很难一概而论。除了作者冷门、封面难看这些常见问题之外,大多数滞销书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不幸家庭——各有各的原因。
在一些编辑看来,有的书从选题策划阶段开始,就注定会滞销。“关键在于对题材的判断。”徐逸提到一套小众且专业的丛书,策划阶段他便预见到读者群有限,于是控制了印量。“印量少,反而避免了滞销。”从事出版行业近十年,徐逸辗转过多家出版社和图书公司。他认为,滞销书往往是决策失误的产物,而并非书籍本身小众的结果。
有时候,书的命运也受制于出版社的定位策略。“比如一些公版书(公共版权书籍,指不受著作权法限制的作家、艺术家及其它人士发布的作品,使用不会侵犯作者的版权),一开始就不是奔着畅销去的。”编辑郑越解释,公版书没有版权费,理论上成本更低,但传统出版社容易陷入学究、精英的趣味中,用纸、装帧不计成本,导致定价过高,做出来的书只适合“摆在书房里珍藏”。
一本书从无到有,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而编辑并不是一年只做一本书,他们常常同时负责四五本书。除了改稿这项传统意义上的编辑工作,大多数图书编辑还要策划选题、协助营销。徐逸认为,一些出版公司的图书编辑越来越近乎于产品经理的角色,行业内的说法是“全流程编辑”,“各种流程都要参与,琐碎的事情特别多。”
他举例,“从外部作者、译者、设计师,到内部各个环节的同事和领导,编辑要跟所有人沟通。”徐逸负责的第一本书,是一位知名学者的博士论文。他形容当时自己经验不足,经过多轮沟通、协调,好不容易说服社里确定了书的封面,没想到作者又提出了新的想法,他不得不再次去沟通、协调、确认。
编辑的工作还会细致到挑选字体和纸张。汪淼手里有一个绘本,日文原版的每一页都用了不同字体。做中文版时,她和美编、策划一起反复推敲合适的字体,既要让中文清晰易读,又要符合语境,还要尽可能接近原文的字体,同时保持视觉美感。她花了很长时间,依然没有挑出最满意的版本。
在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中,后浪出版公司的文学主编朱岳曾展示过自己平凡而枯燥的一天:“上班,打卡,打完卡,开电脑,然后看看豆瓣,看会儿稿,看看邮箱,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镜头之外,图书编辑的工作远没有这么轻松。新冠疫情期间,郑越居家办公,白天常常在密集的会议和收发信息中度过,“晚上6点才有时间看书稿,一直看到10点钟结束。”她粗略计算过,做一本书,前后要填十几张表格。虽然繁琐,但好在相对确定,“无非就是去做而已”。
真正让她感到痛苦的,是那些无法掌控的事情。
她策划的第一本书,一度卡在封面设计环节无法推进。最初的设计方案被推翻后,她迅速联系设计师出了第二套方案。这一版虽然得到直属领导的认可,却被更上一级的领导否决,而设计师也不愿再做修改。郑越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这种不确定性曾经也不动声色地消磨着徐逸的耐心。“你看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但你就是推进不下去。”徐逸形容,“那种挫败感不是突然的一记重击,而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耗费掉你的心力。”
做书的整个过程,如同经历一场“十月怀胎”。郑越感叹,“即便你对这本书有很多不满意,但新书捧到手上的那一刻,内心还是会有一点点波澜。”然而,当这些书被忽视或滞销时,他们付出的劳动似乎只能淹没在无声的失落中。
理想被现实消磨
在出版社工作了6年,郑越一直自嘲是“滞销书编辑”。她编过几十本书,大部分销量不到5000册。有时候她也会问自己:“我到底在干吗?”
图书编辑显然不是一个高薪职业。郑越记得自己刚来北京面试时,行业内一家头部出版公司给她开出的薪水只有五六千块。那之前,她曾在其他行业工作过一段时间,收入是图书编辑的好几倍。
“我当时真的满怀热忱,觉得只要能满足基本的温饱,意义感才是最重要的。”郑越坦言,自己是抱着“做好书、做畅销书”的憧憬入行的。“书在我看来是一个传播的介质,只有做畅销了,才能抵达更多的人嘛,否则没有意义。”她常常羡慕米未的员工,能制作《奇葩说》《乐队的夏天》这样有影响力的节目,“他们真的好幸福。”
做编辑的头两年,郑越一直面临着报不出选题的困境。“一大堆书讯里面没有一个喜欢的。”她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有的人能一直报,而你连喜欢的都没有?”
选题会上,她总会被各种质疑困扰。“这个能卖吗?会不会太小众?有没有人感兴趣?”郑越描述当时的场景说,“领导会把你心里怀疑过的问题,全部抛在你面前,再问一遍。而你无法回答,因为你自己也怀疑。”同事们也常常为此感到沮丧,“有时候连自己都纳闷,我又不是作者,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为他去辩护?”
更多时候,图书编辑要在保质和保量之间做出抉择。
李珩回忆,在出版社工作的前两年,编辑每年的KPI是要做出5本书。那时候她的工作状态还算从容,有几本书也引起了不错的反响。后来任务量翻倍,一年要做10本书,她依然试图像过去那样全力以赴,哪怕是挤压自己的休息时间。可她很快意识到,自己似乎在追赶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目标。
“早上9点开始看书稿,中午随便糊弄口吃的,一不小心就看到晚上九十点钟,看得整个人都很崩溃,还是看不完。”李珩叹了口气,“也许有人觉得完不成KPI无所谓,我也曾试图这样想。可是每次开会清点任务时,还是会忍不住感到慌张。”
2019年下半年,她突然接手一本问题重重的译著,翻译错误多到离谱。那段时间,李珩每天下班走在路上,都忍不住胡思乱想:“要是在路上出个什么事儿,不用看稿就好了。”她觉得讽刺,“刚毕业时的我,是一个多么健康向上、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啊。”工作量倍增,也让书稿的质量变得难以掌控。同事曾劝她不要太较真——一些翻译问题,如果编辑不去核对原文,质检几乎看不出来,读者一般也挑不出毛病。李珩试着接受这个建议,“可这么做了之后,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起那些我觉得有问题却没有去核实的地方,就睡不着觉。”
她似乎没办法那样放过自己。“既然这样,我做这份工作有什么意义呢?是为了挣钱吗?不是。我就是为了找到一些精神方面的回馈。如果要为了完成工作去做一些我自己不认可的事,真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这个直播间卖书只认名家的时代,像郑越儿时读到的《哈利·波特》那样的畅销奇迹,几乎不可能重现。做编辑这些年,挫败感像一块无形的砂纸,来来回回磨损着她的热情。有段时间,她几乎决定放弃,不再做编辑了。
“如果有一份性价比差不多的工作摆面前,比如人力资源,我会去吗?”郑越常常自问。她了解自己,尽管常把人力和后勤挂在嘴边,但真正面对选择时,她的内心却充满犹豫。
做市场营销那两年,要向新朋友介绍自己时,她总是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迷茫。市场营销这个词笼统而模糊,难以准确传达她的自我。“但现在,我说我是个图书编辑,你大概能判断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喜欢读书,可能有点儿文艺。”郑越承认,相比之下,她更愿意被“编辑”这两个字定义。
“每个编辑都是成不了作家的人的退路。”郑越说,读书与写作是她从小到大的爱好。图书编辑的工作,让她依然与那个更大、更纯粹的文学世界保持着联系。“它会让我觉得我依傍在这个东西周围,也许未来有一天会‘曲线救国’。”
偶尔,郑越会在书店里感到一丝满足。她说,去书店就像续命,看见冷门书籍依然有人翻阅,仿佛找到了些许价值感。
与郑越一样,汪淼也在编辑生涯中寻找着自己的价值。虽然她的初心并非源自写作,而是来自一份更加质朴的愿望——她从小在农村长大,没怎么看过课外书。大学期间接触到儿童文学后,她常常想,世界上可能有很多孩子也像她曾经一样孤独,如果他们有机会读到一些好书,获得一些安慰,应该会拥有一个更快乐的童年。在汪淼眼中,那本一个月只卖了十几本的新书似乎就有这种“魔力”。而“魔力”生效的前提,是要让那本书尽可能地被人知晓。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图书编辑总是把“行业不景气”挂在嘴边。但不景气到什么程度,汪淼也是最近才认清,“当年类似的书,日销可能就有100多本,现在这本书月销不到20本,最多的一天卖出去两本。说实话,听到这些数据,脑子嗡嗡的。”她忍不住问自己,“图书行业真的要完蛋了吗?”
市场逐年收缩,她不是一点没察觉。刚工作那会儿,书做出来,不用费力卷营销,就有不少书店和绘本馆来订购,首印量轻而易举就消化掉了,“现在要四处求爷爷告奶奶。”
“市场情况跟2020年非常不一样了。当年可以像做杂志一样做一个书籍公众号,但是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公众号阅读量直线下滑。现在大家更偏向于做小红书,没有人在公众号上再费力了。公司也觉得人力要花在更能带来转化的事情上,而不是花在没有转化的内容上。”汪淼说。
一位图书编辑透露,公司最近下达了一个要求:每位编辑都必须注册一个小红书账号,并且要立一个人设,每周三更,内容不限。公司希望借助社交媒体扩大图书的曝光率,甚至期待某个编辑的账号“突然火了”,成为推广的利器。按照新要求,每发布一篇小红书笔记,编辑都要把链接同步到微信群里。她称这是“社死”般的体验,如果忘记更新或者没有及时同步,就会被点名提醒。
“真的很尴尬,而且浪费时间。”她忍不住吐槽,“四个点赞里可能有三个都是自己人。这有什么意义?但上面安排的工作,只能照做。”
时至今日,图书编辑早已无法置身于市场之外。汪淼提起,公司在两年前设置了绩效考核,那之后,上选题就多了一道流程:按照一本书的版权费、印制费,包括人力投入,计算出这本书的销量底线,编辑要根据这些数据判断是否有盈利的可能,“确定能盈利,才能上会。”
作为同时具有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商品,图书有着独特而复杂的特质。它不仅是承载知识的媒介,更是一种文化产品,具备了超越其物质形态的精神价值。
但一本书在市场中的表现,往往并不完全取决于内容本身,而是受到包装、宣传、品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此外,图书还具有高度的主观性——一本书在某个人心中无比珍贵,却可能在他人眼中毫无吸引力。作为商品,图书既要符合市场需求,又必须保留其文化使命,这种平衡往往是编辑最为头疼的挑战之一。
今年6月,汪淼去日本拜访了一家书店。书店老板曾经也是一位编辑,挖掘了很多出色的绘本作家。聊天过程中,汪淼流露出对市场的担忧。对方听了十分惊讶,“可是我觉得编辑不应该去考虑销售上的事情,它会影响你的编辑眼光。”
这句话瞬间让汪淼羞愧到了极点,“天呐,完了,我把我们出版行业的遮羞布给揭开了。”她从心底认同那位书店老板的观点。但认同是一回事,工作似乎又是另一回事。“我一直觉得编辑不应该以做一本畅销书为导向,应该朝着做出好内容努力。但是为了把工作做好,为了不被开除,我也慢慢地学会怎么样去加入一点市场的眼光。”汪淼宽慰自己,这是一种“变成熟”的表现,但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依然让她感到不安。
最近一次报选题时,她陷入了自我怀疑。她无法分辨,自己的判断究竟是基于书的内容还是它的市场前景。一番犹豫后,她还是提交了这份选题表,“毕竟书卖得好,对公司和自己都有好处。”这几年,公司一直在裁员、精简队伍。“我不知道,如果我到35岁被裁员了,找不到新工作,下半辈子要怎么过。”想到这些,汪淼难免焦虑。
林羽佳最近的状态同样紧张。上个月,她手头的一本书刚刚上市,另一本也即将下厂,每天忙到晚上七八点才下班。和汪淼一样,她经常主动加班——联系合适的博主荐书,安排文化类的播客与作者对谈。
这样的付出并不一定能换回对等回报。她观察到,那些“卖得好”的书,大多“薄而小、金句多”。
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林羽佳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进公司的第一年,她就引进了一部“大部头”作品,“做出来有八九百页”。“这么厚的书,除非是世界名著,否则真的很难卖。”林羽佳清楚,放到今天,她不会再做同样的选择。她心里始终有两个声音在搏斗。“我认为的出版,不是一直要做刺激大众情绪的书,我觉得出版是让大家思考的一个事情,要引进新的东西,推翻我们已有的偏见,或者看到新的边界。我还是不死心,我想做我认为好的书。但是事实上,按照市场反馈,书一直卖不好,我会感到,头顶总有一团乌云压着我。”
郑越已经意识到,一本书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编辑手中。畅销有赖于很多因素,比如编辑的眼光、出版社的定位、营销的策略、市场的行情等等,“个人的力量在其中微不足道。”她不再追求做出畅销书。“现在我们都不追求《哈利·波特》那种级别的畅销。能让业内看到这本书就很不错了,说明你的营销已经有一定力度了。我今年其实有两本书业内也看到了,某种程度上,我也把这当做一种进步吧。”
她也不再把意义感寄托在图书编辑这份工作上,“工作就是工作,对我来说谈不上赚钱,只是谋生。”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她正在学着坦然面对那个现实——自己亲手做出来的图书或许终将化作一缸纸浆,“如果五本书里有一本能让自己满意,我已经很满足了。”
(本文所涉采访对象皆为化名。为不暴露隐私,文中隐去了书名、出版社等具体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