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月19日，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梁骥走完了他八十五年不平凡的人生旅程，像春蚕那样，为他眷恋的伟大事业奋斗到了最后一息！

　　梁骥同志逝世后，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梁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航天事业的优秀领导干部。”

　　戎马岁月

　　梁骥1917年4月出生于甘肃省成县小川联合村，他自幼丧母，八岁上学读书，后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十三岁逼迫离家出外谋生，十六岁时被国民党十五路军抓去当兵。1934年到军部无线电培训队学报务，1936年初到宁夏盐池县无线电台当报务员。这时，梁骥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极为厌恶，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则表现出深厚的同情。同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解放盐池时，梁骥毅然携带电台参加了红军，并于次年3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戎马奋斗的革命一生。

　　当时，由于条件限制，红军使用的是破烂不堪、为数很少的电信器材，除中央首长有电话外，大都靠步骑通信。梁骥投奔红军所带的电台，为红军的通信服务解了燃眉之急，立下了不朽功勋。这部旧式电台，至今还作为革命文物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展厅里。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骥被调到八路军总部电台工作，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在战斗打得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梁骥冲破日寇的层层火力封锁，采取巧妙的隐蔽手段，保证了总指挥部与火线通信的畅通。由于成绩突出，梁骥被提升为总部电台四分队主任，开始走上领导岗位。

　　1941年反扫荡中，在部队司直机关与强敌遭遇的危急关头，梁骥冒着枪林弹雨恢复了通信联络，保证了战斗的胜利。1942年4月梁骥调晋察冀军区，担任无线电一区队队长和军区无线电轮训队队长。当时，党中央同各根据地的通信联络靠仅有的电台和无线电报务员，远远不能满足此时的需要。在这关键时刻，军区决定创办一所通讯学校，任命梁骥为副校长。当时，毛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异常兴奋，在梁骥为通讯学校编的《通讯战士》小册子上专门题词，称通讯工作是“千里眼，顺风耳”。使学员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每个人都写下了决心书，立志要为军队通讯事业做出贡献。在上课时梁骥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深入浅出地讲无线电原理，讲无线电在通信上的应用，一言一语渗透了他对党的通信事业的赤胆忠心，显示出他那通信专家的博学多才。他负责创办的这所学校，为晋察冀各抗日根据地、敌占区、蒋战区的机关输送了一批无线电报务人员。

　　这期间又是敌后军民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梁骥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在部队驻地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组织通信学校学员开荒种地，解决了大部分穿衣、吃饭问题，八路军总部特授予他“劳动英雄”的称号。

　　解放战争期间，梁骥历任第二野战军十四纵队通信科长、中原军区通信三分局政治处主任、第二野战军通信政治处主任，随刘邓大军渡江解放南京，后挺进大西南。重庆解放后，任重庆市军管会通信部长。面对当时猖獗的敌特活动，以及国民经济亟待恢复与发展的复杂局面，他知难而进，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国民党留下的一片废墟上，迅速地恢复和开通了重庆市的电信和通讯业务，对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航天情缘

　　解放后，梁骥先后任西南军区通信处处长兼政委、军委通信军官学校校长、军委通信兵部器材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国防部授予上校军衔，并授予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后晋升为大校军衔。

　　1960年8月，梁骥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任器材部部长、部党组书记；1965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改为国务院第七机械工业部，任部机动技安司司长；1979年1月，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后七机部改为航天工业部，仍任副部长。

　　从这时起，梁骥怀着献身祖国航天事业的一腔热情，投入了中国航天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尖端技术的重要工作。特别让他感动的是，在这里有中国著名的核工业专家钱学森等一批“国宝”级的科学家；同时这里也有一大批毕业于全国各名牌大学的科技精英。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地奉献，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精神力量震憾着梁骥，让梁骥最感欣慰的是，那时候，我国的航天事业已经开始突飞猛进地发展，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始终在以自己的方式向太空大国转变。人类为了社会进步和生活需要，总是不断地扩大生活领域，探索新的理论和方法，开发和利用更多的资源。这是包括空间科学和技术在内的高新技术发展的动力。为此，我国数以万计的航天工作者进行着卓有成效的研究、试验。对于这项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伟大事业，梁骥深感任重道远，意义非凡。

　　在航天工业部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梁骥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忘我工作。他十分重视航天工业领域的科研业务和组织建设，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放实际问题，研究制定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他坚持贯彻质量第一的方针，积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在全系统建立了质量联防联保制和层层负责的岗位责任制。组织研制了60吨旋压机床，为固体火箭的研制生产创造了重要条件。同时参与了多个国防重点型号研制工作的组织与领导，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和跻身世界前列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组织专家、学者，组成几个专题组，进行艰苦细致的调研，科学分析我国航天工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提出了我国航天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指导原则、措施和政策建议，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梁骥字斟句酌，从前瞻性、战略性的高度，客观分析了我国航天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赢得了航天专家们的高度赞扬。

　　爱国忧民

　　不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艰苦卓绝的和平岁月，梁骥给人们留下的是一个爱国忧民、朴实无华、高风亮节的革命者的形象。

　　他外表庄重严肃，内心一团火热，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对部下、对群众关怀备至。在革命队伍中，他是最受欢迎的人。

　　在战争年代，部队营以上主要干部都有一匹马，行军时梁骥的马上，不是骑着负伤的战士，就是骑着病号，再不，马背上就是通信器材和军需物资，他自己经常和大家一起步行。行军没有床，他就和战士们睡草铺；冬天棉衣少，他就把自己的棉衣让给战士。他常说：“带兵就要爱兵，从政治上爱护，从生活上关心，才能团结一心，战胜敌人。”

　　梁骥有很强的群众观念，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他每到一地，总是利用各种方法接近群众，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就想方设法帮助解决。1943年9月，梁骥调回晋东南，回到八路军总部无线电中队，任副中队长。当时正值太行山大灾荒，抗日军民奋战于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他只能将刚出生不久的幼子寄养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老乡家里。这时，部队驻扎在武乡县一个叫康家沟的地方。有天，梁骥在村里看见一个穿着补丁衣裳的贫苦老头正在推磨碾小米，便走过去对老人说：“我来帮你推磨！”说着就接过推磨棍推起来，老人看着是一个穿军装的八路军帮自己推磨，感动得热泪盈眶。几天过去了，梁骥和老人一家格外亲热。得知老人名叫康卯旦，是村里的抗日积极分子。他征得老人和他老伴同意，将自己的幼子暂时寄养在老人家中。抗战胜利后，梁骥去武乡县接儿子，给两位老人送了毛毯、小米等物品作为答报。后来，梁骥爱人赵光还给两位老人写了封感谢信，亲切地称两位老人为“大叔”、“大娘”，还寄去礼物，表达他们对老人们的惦念之情。在以后的岁月里，每逢春节，他们总要给老人寄点钱，以表心意。

　　梁骥虽然在外工作几十年，但他仍时刻思念着养育了他的家乡，把家乡的建设和群众的温饱记挂在心头。1987年，成县派人去北京采购电视卫星地面站设备，他亲自安排儿子跑遍了航天部生产相关设备的厂家，好中选优，优惠提供了先进设备。地面站建成后，1987年8月，他乘探亲的机会，亲自到机房察看了使用效果。

　　我国航天育种是现代高科技在农业上的应用。通过太空失重、高真空、强辐射等特殊条件下使植物种子诱变，为人类提供了新的优良品种，成果已在京沪等地大面积推广，收到了良好的增产效果。梁骥把这项新技术介绍给家乡成县，并帮助在成县建立试验示范基地，以此造福家乡人民。

　　梁骥一生对党无限忠诚，对祖国无限热爱。建国初期，为教育后代不要忘本，从小养成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优秀品质，他为三个儿子分别取名“新华”、“中华”、“国华”，连起来为“新中国”，以示自己矢志革命、建设新中国的崇高理想。

　　梁骥同志为党、为军队、为人民所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远值得人们怀念，他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和高尚的情操将永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