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正才87岁，身高一米七左右，身材瘦削，脸上的皱纹堆叠在一起，太阳穴旁青褐色的老年斑被帽子遮住了一半，精神却是不错的，穿着一件老年中山装外套，里面露出洗得有些发黄的衬衫领。大门外面，拆迁的队伍已经蓄势待发。莫正才站在昆明市郊宏仁村的老宅院子里，像一根倔强的火柴棒，随时准备战斗。
莫正才一个人居住在老屋里，每年只有在春节时才去儿子家吃一顿饭。
莫荣也在院子里，他是莫正才的儿子，出生于1962年，也是当了爷爷的人。他比莫正才高出一头，体重超过170斤，长相上并不随父亲，一张长圆脸，下巴有点兜，肩膀壮实宽阔——虽然村里十多年前就没了耕地，但往日数十年田间劳作的印记依然在。
这一天是2020年10月10日。莫荣并不是来声援莫正才的，他从一进门就要求父亲答应拆迁。从2010年以来，这是他们父子间为数不多的话题。两个人嗓门都很大，气势上谁也不让谁。就在这时，58岁的莫荣当众向父亲莫正才的胸口打了一拳。这一幕被正在老宅做直播的高菲记录下来。她是昆明一所院校的老师，长期关注云南地界的老宅保护情况。她来到莫正才的家里，就是为了记录当天老宅被拆的过程，不承想却记录下这么激烈又有戏剧性的冲突场面。
莫正才的老宅是一座四合院，由其曾祖父修建于1915年，院子的空间并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被称为“天井”。天井里最显眼的是一棵六七米高的桂花树，底层树干笔直，伸到半空才发了枝杈。天井周围三面是木材搭建的房子，均为两层。房子的门窗上雕刻着花卉、叶子，还有神兽的镂空图案，斑驳、败落挡不住精巧、细致的韵味，能看出当时建造者的匠心。如果从上空看，会发现整个老宅的布局是一个四方形，方方正正像一颗印章的形状。也因此，这种建制被称为“一颗印”。
莫正才的老宅
莫正才是这座宅子的户主。他和儿子莫荣之间的矛盾正是因为这座老宅。2010年，宏仁村被列入昆明市城中村改造计划名单，莫荣在父亲不答应的情况下，签署了同意拆迁老宅的协议。在这次冲突前，莫正才向官渡区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将村庄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和改造指挥部告上了法庭。他认为，儿子与拆迁办签订的协议没有得到他的授权，协议不应该生效。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认为，莫荣与案件密切相关，将其追加为第三人。在直播中能够看到，莫荣手拿一张传票，对着父亲喊：“你将我告上法庭……人老了要有老的样子。”
虽然自2010年宏仁村拆迁开始，村里不乏儿女和父母吵架闹矛盾的例子，也有年轻人当着众人的面辱骂父母，但像莫荣这样公开对父母动手的还是头一例，围观的人一脸错愕。这个尖锐、极端的行为背后，是一个村庄在过去10年里逐渐城市化的复杂历程。想要了解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还要从宏仁村说起。
莫正才房间里的摆设
宏仁村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在滇池北岸，位于广福路和彩云北路的交叉口位置。前者是昆明最宽、最长的城市道路之一，连接昆明主城与呈贡新区；后者是昆明市投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城市道路工程。这两条道路都是2003年后修建的。2003年之前，宏仁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区域，拥有1700多亩耕地，种植粮食、蔬菜、花卉，被称为昆明市的“菜篮子”。
2003年提出的“大昆明”总体规划，一步步结束了宏仁村作为农业村庄的历史。根据这个规划，昆明市一改曾经以五华区为中心的格局，用18年时间建设以滇池为核心的“一湖四片”的现代新昆明。届时，官渡区将作为主城区的一部分，原来的呈贡县将成为未来昆明市的政府机关所在地和大学城。
宏仁村就处在这两个区域的中间，宏仁村的村民将村庄的位置称为“肚脐眼”，连接着昆明市区和未来新城的城市大道。拆迁刚开始时，村民们几乎是热烈拥抱这个计划的。1998年修广福路时政府向宏仁村征地61亩；2005年广福路扩建，又征地113亩；随后，政府以建设新亚洲体育城住宅区和彩云北路的名义又划走了宏仁村686亩耕地；2008年以后，为了支持政府打造西南地区最大的商品批发交易市场——螺蛳湾国际商贸城，宏仁村交出了村里最后的700亩耕地。没人对此激烈反对。
一位村民告诉我，征地补偿款并不高，每亩地只有12.6万元，由村集体扣除后，村民到手仅为5万元/亩。但作为交换条件，政府承诺将所得耕地纳入“规划红线”后，按照已征土地15%的比例，留给村民一块作为宅基地。扣除村里的公共建设用地后，这块占地260亩的土地被分割成503块，分给村民。
另一点吸引村民的是，征地后的城市居民身份。以往，村民们成为城里人只有一个办法——考大学。宏仁村村民莫琳今年50岁，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他告诉我，1990年，整个官渡区只有他一个人考上本科。“那时，农民子弟要想出去，变成居民户口，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情。”莫琳对我说，他还记得亲戚邻居送行时说的话：“你有这个命，终于能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这些祖辈耕种在土地上的村民，早就希望摆脱与土地打交道的生活。“早些年大家都种菜，但菜价不高，一亩地也就收入两三千元。后来又种花，利润高了些，可风险也高，一切都随着市场走，有时候同一品种的花太多，就卖不出去，只能丢进垃圾箱。”
村民老王今年60岁，家里以前有5亩地，他告诉我，种花那些年，每天晚上要修剪花，早上四五点钟他就要用电动三轮车将花拉到花市，有时候花都卖完了天还没亮，“那时日子是真的苦”。由于城市建设和修路的原因，宏仁村一带的农田水利系统相继被破坏，种田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这也是让他们诟病的事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晓阳当时在宏仁村做人类学调查，他记得村民们对他抱怨最多的就是，“地已经种病了”。
对于离开土地后的生计，村民们并不担心。新亚洲体育城和螺蛳湾商贸城建设以后，吸引了一大批外来务工人口，他们需要在附近村庄租房子。租赁经济已经在当时显现出庞大的市场潜力。在宏仁村村民的设想里，耕地被征收后，政府新划给的宅基地距离城市更近，在新宅基地上建好房子，也能走这样的模式。
突如其来的拆迁
宏仁村村民将新宅基地上建起的房子称为“新村”，与之对应，原来的宏仁村被称为“老村”。
宏仁新村像一个现代城市小区，即使用10年后的眼光来打量也不过时。每家房子都有六层半，最上面半层种了花花草草，像个空中花园。房子从南到北整齐有序地排开，外观基本一致，贴着统一的方形瓷砖，间或用橘色的瓷砖分割出边缘。一层全是商铺，楼上的住户与商铺分开，有单独的进楼通道——每家每户都装了门禁，上楼必须带门禁卡，外人到村里找人一定要知道门牌号才行。
莫荣的家就在新村的中间。他高中毕业，曾考过两次大学，因为家庭成分是“上中农”，政审一直过不去，后来就放弃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成了村里的会计。新村建成后，儿子媳妇住在六层，莫荣和妻子住在五层，剩下的房间全部租给了附近务工的人，一年租金有10万元左右，这个收入是村里的普遍水平。毫无疑问，村民最初设想的靠收租过日子是可行的。村民李绍荣告诉我，宏仁村有人口1000多人，外来人口超过2万人——村子里是不缺租户的，螺蛳湾国际商贸城有3万多家商户，打工者更是不计其数。
老村的房子所剩无几，新村一片欣欣向荣
李绍荣说，宏仁新村的建设持续了将近5年，建设时间长主要是因为缺钱。一位村民告诉我，每栋房子的建设费用大概有五六十万元，除了20多万元的征地款、种菜种花的存款，还借了30多万元。他说当时村里的规划是盖三层，但大家都不同意，因为多盖一层就多一层的租金收入。“那时全村都在盖房子，只能找娘家的亲戚借，这家一万，那家两万，有的人借不到就找银行贷款。实在没钱的就先盖三层，等手里有钱了再接着盖。”
如果要为莫荣和父亲的矛盾找一个明显的源头，应该是在盖新村时。虽然按政策，新宅基地只给50岁以下的人，但当地的传统是老年人和年轻人分开住，所以大部分老年人都留在老村的旧宅里生活。但建新房时，父母多少都拿出一些积蓄支援孩子们的“新生活”，据说连村里生活最不济的老人也给了儿子一两万。但莫荣盖新房时，莫正才没有出钱。这点一直为媳妇和儿子所诟病，“他活得太独了，不管儿子”。
莫正才说自己没有钱。他初中毕业，1956年因为表现好被调到市委农村部工作，后来农村部解散，他辗转几个单位，最后定在了一家国营农场。1993年退休后，莫正才的退休金只有500元，2010年左右才涨到1600元，这几年增加到3000元。这些钱全用在了每年两次的旅游上，莫正才说自己最远去过普吉岛。
老屋二楼是莫正才的书房和卧室，他喜欢看《民法典》
不过，在那会儿新村“租赁经济”所展现的幸福生活里，这只算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小插曲，毕竟大家都过着史上最好的日子。直到2010年4月底，一纸拆迁公告贴到村里，昆明市新一轮城市化的浪潮袭来。公告称，宏仁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不仅老村，新村502栋新楼房也将全部拆除。村民们很快就得知，这场由昆明原市委书记仇和主导的城中村改造，最终纳入了382个城中村，总计建筑面积高达3800万平方米，位居全国第一。而按照市政府的规划，宏仁新村和老村的土地将用来建设商业街和商业住宅区。
政府给出了拆迁补偿的方案：楼层达到四层和四层以下的房屋，面积超过300平方米的，按300平方米补偿，不足300平方米的，按实际面积补偿；关于补偿价格，新村为3500元/平方米，老村为3000元/平方米，超过四层的部分按900元/平方米给予补偿。村民们也可以不要补偿费，选择置换回迁房，但最高调换面积不能超过300平方米。
这两种方案，无论哪一种在村民看来都是不合适的：如果签订货币协议，虽然能够得到一笔钱，但周边的房价已经为5000元/平方米以上，买了房子后，不仅剩不下钱，以后再也没有了收入；如果选择回迁房，就要租房，而且不知道何时回迁房才能到手。
按照当时的政策，如果没有得到90%以上村民的同意和表决，这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是不能启动的。在宏仁村，仅新村500多户村民就有400多户签名反对拆迁，没有签名的多为村干部。一位村民告诉我，最开始，村干部们也反对拆迁，但拆迁的指令非常坚决，“如果不签字，就全部停职”。村干部们不得不交出房子，到外面租房住。
老村剩下的房子不多，寺庙幸存下来
北京大学教授朱晓阳当时在宏仁村做人类学调查，他发现，率先离开新村的村干部们很快转变态度，成为拆迁的“急先锋”。朱晓阳曾在拆迁开始约两周后与一位村干部通电话，对方的态度已经大不一样，很兴奋地对朱晓阳说：“（拆迁）很划算，我量得了800多平方米。”莫荣是村里的会计，也是第一批签字同意拆迁的人。测量时，他家的一个猪圈也被单列成一户，上下两层40多平方米，可以置换90平方米的回迁房。莫荣的媳妇告诉我，家里可置换的拆迁房的面积总计800平方米。
除了这些眼见的利益，莫荣在与朋友聊天中，曾谈到自己签协议的原因。在莫荣看来，城市化是大势所趋，跟政府和政策抗争是不会有结果的，他比任何人更能体会政策的不可逆性。1978年恢复高考第二年时，莫荣曾参加高考，他的成绩一直很好，但第一次，他因为家里“上中农”的成分被刷下来；第二次，他又报名，再次落榜。他还提到旁边的一个村子，从决定拆迁到整个村子拆完只用了两天的时间。“他们村地少，人均只有3分地。这些人看得比我们长远，他们知道怎样用土地争取更大的利益。我们村人均1亩地，对土地的感情太执拗。”
团结护村
村干部签字同意之后，施工的挖掘机很快进驻新村，开始强拆。与此同时，村民中凡是有亲戚在政府、学校、事业单位工作的人都收到了警告，如果不同意拆迁，就收拾铺盖回家。就连学生们放学时都被要求带回一张纸条，要求家长签字，同意拆迁。
莫正才看不惯这些强制行为，他想到自己1956年在市委农村部工作的经历。当时，他的工作职责主要是负责调查农村的基本情况，经常背着被子、脸盆穿梭于各个村子之间。莫正才说这段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政府的工作要推进，不能单方面要求农民听从自己的规划，而应该去理解农民。
“政府在做规划的时候，不能单凭自己的喜好，划定某个区域内做什么。规划在图纸上只是一块块苍白的区域，但现实中的区域，却住着活生生的人。”莫正才认为，拆迁办和村民的对立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沟通的渠道，只要建立渠道，问题就能解决。
其实，在2010年之前，莫正才在村里的存在感并不强。此后跟莫正才关系很好的李绍荣告诉我，村里人跟莫正才都不熟，“他是工人，我们是农民，身份本来就不一样”。李绍荣以前对莫正才最大的印象只是“每天去村委会，将村里征订的报纸贴到墙上”，但在守护家园这个事情上，村里人发现，莫正才能理解他们不愿意拆迁的想法。这些想法大致归结为两类：一是在补偿上，采取的标准较低，未能和村民达成一致；二是在老年人的安置问题上，货币补偿的方式并不合适，老年人需要的不是钱，而是一个可以安度晚年的地方。
李绍荣（右）和莫琳一起讨论最新的拆迁情况
尤其对于第二个问题，莫正才更有感受。如果按照政府先拆迁，让村民租房过渡的想法，他这个年纪的老人即使跟儿女一起，也很难租到房子。“房主嫌老人年纪大了或者体弱多病，如果租房期间在自家房子里去世会不吉利，因此拒绝租房给老人们。”
周边比宏仁村早拆迁的村子，曾经发生过村里老人因为租不到房，几十个老人不得不回到已成废墟的村子，栖身于猪圈、柴房的事情。这事儿还上了当地的《春城晚报》，占了整整一个版面。宏仁村也有这样的情况。2010年最早同意拆迁、在外租房过渡的村民里，有几个老人病重时被房东赶出出租屋，最终在临时搭建的窝棚里去世。
李绍荣说，在政府组织的一次拆迁动员大会结束后，许多村民没有离开，凑在一起议论拆迁的事儿。此时，莫正才站了出来，将他的想法讲给村民听。他认为应该提高补偿标准，同时做到先安置，再进行拆迁。李绍荣记得，莫正才还给村民宣讲有关拆迁的法律政策，并指出拆迁办强拆的做法是违法的。这像一剂强心针给了内心惶惶的村民以支撑。
这次不正式的会议后，莫正才代表大家写了一份请愿书，宏仁村有806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字、按手印。村里人记得，当时请愿书还在修改，村里的妇女们就将文件复印，贴在村里的墙上。从这份请愿书开始，以后两年所有代表村民的信访材料都是由莫正才起草的。
从这以后，莫正才与其他四人一起被村民们推选为村民代表，带领村民反对拆迁。核心参与者有个特点，年纪基本超过50岁。当时，莫正才77岁，李绍荣60岁，另外三个人跟李绍荣岁数差不多。这支由老者构成的队伍让外人感到惊讶，毕竟青壮年通常应该是“护村”主力。后来在采访时才了解到，村里的老年人都抱着一个最朴素的逻辑，他们认为反拆迁是“堵枪眼”的事情，儿女一辈应该受到保护，所以都自愿冲在最前面。
与其他四人相比，莫正才知法、懂法，讲话逻辑性强，更是被视为“精神领袖”。在一张早年拍摄的照片里，莫正才穿着灰色夹克，左手拿着材料，右手食指指向一边，站在人群中央，正在跟村民讲着《宪法》，一副宣讲者的姿态。他的后面是一群四五十岁的男人，几乎人人手里都拿着烟，陷入沉思。他曾多次代表村民去跟拆迁办谈判，在谈判陷入胶着状态时，莫正才又提出“持久战”的方针，他认为只要村里一天不妥协，开发商是没有精力和资金跟他们耗下去的。村民们有人觉得老村破旧、颓败，交出去无所谓，保住“租赁经济”的新村才重要。莫正才一遍遍跟村民强调老村的重要性，“老村就像一道护城河，老村挺不住，下一个就是新村”。
在莫正才等人的带领下，整个宏仁村为保护村庄、争取拆迁权益投入的热情是巨大的。一位妇女告诉我，当时村里人各家各户每天都坐在一楼，只要听到动静就立马飞奔出去，以防哪家被强拆。“之前，每家门口花坛里都载了小树，用三根钢管保持稳定。那段时间，大家把钢管全都抽出来，当作防身的武器。”她说那是村里人最团结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角色，挖掘机只要开始施工，老年人就跑在前面挡着；年轻人消息灵，在村里传递消息，或者负责打架。
最大的一次冲突发生在2010年7月1日，有数十名村民和外地务工者被打伤，其中一名村民的一只眼睛被打瞎；拆迁方的一台挖掘机被烧毁，政府还出动了特警，将村子包围起来。
2012年5月，昆明市官渡区政府下文，决定不再拆除宏仁新村。消息传来后，全村人在村口拍了一张合影。莫正才坐在中间，人群背后拉起醒目的长条横幅：“城中村改造以民意为重。”
老村的老人
在宏仁村，老村与新村的连接处被称为“桥头”。这是一座两米左右高的台阶，当年每周三的晚上，莫正才就站在这里，向村民普法。如今桥头上堆满垃圾，间或有人过来倒些污水，水顺着台阶往下流。老村已不是当年的老村，从桥头一路向西走上200多米，再向北走30来米就是莫正才家。
这一路的光景，用“废墟”二字形容也不为过：已经很少能看到房子，路上是碎裂的砖头和水泥，废墟里的钢筋已经被拾荒人捡走，整个老村像被地震破坏过，偶尔才能看见一两座房子的支架。
一些住在老村的老人靠捡废品和废墟上的钢筋为生
当2012年政府决定不再拆除新村，这既是宏仁村男女老少“团结护村”的胜利，也可以说是村庄分裂的开始，老村的衰败自此加速。
新村保下来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签订拆迁协议支持地产开发商对老村的开发。在他们眼中，老村既不创造经济利益，还是过时和落后的，连个路灯都没有。老村地势低，每年到了雨季，雨水排不出去，家家都会被淹，有时积水能到半米深。总之，老村并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2012年之后，村里700多户人家超过450户同意拆迁老村，他们的房子很快被推倒，老人们迁出旧宅，去新村的楼房里和年轻人一起生活。
村里许多人跟莫正才一样，也是儿子代签的协议。他们没有埋怨，或者不得不接受现实。在宏仁村，一旦家里所有儿子结了婚，父母就会找来公证人，将家里的财产分割一下，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写有字据。附带讨论的，还有两个老人的养老问题，一般是几个兄弟轮流照顾。
这种交接本质上是一种家庭权力的转移，年迈的父母承认自己是家庭中的附属成员，没有土地，也没有收入来源，只能依附于儿女。“既然分给儿子了就是人家的了，愿意什么时候签都是人家说了算。”莫正才是唯一一个表达抗议，并因为子代父签到法庭起诉的人，这得益于他经济上的独立。退休金虽然不多，却可以让他不依赖于儿子，也保住了自己老宅的所有权。近5年来，因为自己年迈行动不便，开始由儿子送饭，他每年给儿子8000元伙食费。
唯一让坚守老村的人欣慰的是，2015年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加上开发商资金短缺，相继撤出宏仁项目的开发，拆迁因此停止，这使得部分老人依然能够住在老村里。
每天，老村的老人会聚在一起打牌，这是他们固定的娱乐活动。
莫正才也待在老房子里，他的生活规律而琐碎，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正厅的门前，从太阳照进老宅开始，随着阳光移动椅子，以便更好地晒太阳。中午时会出门在村里走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锻炼身体。午休之后，村里的其他老人会到他家来聊会儿天，大家对莫正才还能住在老宅里是羡慕的。
在聊到现在的生活时，许多人会提到几个字眼：“吃不惯”“爬不动”“不方便”。搬进一个新的住处看似简单，其实对老人们来说，是一项项生活习惯的改变，他们需要重新安排自己的全部生活，包括爬楼、使用新的厨具、与儿女居住在一起、吃不太合口味的饭菜——通常年轻人喜欢吃重油重辣的食物，而老年人喜欢更清淡的饮食。没有人想过，这种改变对他们来说是否能够承受。
莫正才的隔壁，曾经住着一个90多岁的奶奶，今年因为雨水大搬了出去。她养着五只鸡：一只公鸡、四只母鸡，每天早晚各吃一把麦子；奶奶的门前有块荒废的地，三四平方米，“它们就需要这块地刨刨土”。
老村能留住吗？
2020年11月，当我来到宏仁村时，这个已经拆迁了10年的村庄，只剩20多户没有签字了。2019年初拆迁重启，虽然官渡区政府并不认可“重启”的说法，“拆迁工作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各年度推进的重点和内容各有侧重”，但老人们所剩不多的平静生活又一次被打断。这一次，一年之内，老村剩余的270多户有200户迅速签字，“很多村民不想再耗下去了”。莫琳告诉我，另一个原因则是老村的回迁房建好了。按政策，莫正才的老宅可以兑换360平方米的回迁房。
莫荣提出带我去看看回迁房，我们看了其中两套房子。第一套在20楼，120平方米，有3个卧室，主卧有卫生间，客厅很大，阳台的视野很开阔，能看到对面的螺蛳湾商贸城；第二套房子在31层，虽然小了10平方米，格局却很不错。“你看这房子，用的都是混凝土，新村的房子用的是砖。”莫荣又摸着窗户给我看，“都是双层的玻璃，隔音效果好。”言语中都是满意。
莫正才和儿子因为拆迁中断搁置的矛盾又浮出了水面。对莫荣来说，这是很现实的问题，父亲不搬出去，老宅对应的回迁房的钥匙就拿不到，前段时间刚领的过渡补偿款也要退回去。“你看回迁房都真实地摆在眼前了，他在那儿坚持有什么用？”
与老村相比，新村居住着2万多人，相当热闹。
在莫正才将拆迁办和儿子起诉到法院以后，村里的玉莲妈一直很关注官司的进展，每天都要来莫正才家坐一坐。玉莲妈今年77岁，老伴早已去世，有两个儿子，却一个人租住在老村里。玉莲妈的老宅已经被拆迁，原本她跟着小儿子一起在新村生活，但回迁房下来后，两个儿子因为分房子闹矛盾，谁都不愿意管她的生活了。
玉莲妈说，建设新村前，她将老宅给了大儿子，大儿子给了小儿子5万元作为补偿。至于老人，则由两个儿子轮流进行赡养。当时两个人对这个分家方法是满意的，没想到老宅拆迁之后，小儿子觉得自己吃了亏，一直找玉莲妈和大哥闹。老人表示，“我也觉得当哥哥的该给小儿子一套回迁房”。
几次三番争吵下来，两个儿子都认为玉莲妈偏心，谁也不愿意再管她。玉莲妈打算起诉儿子，不过她不识字，普通话也讲不了，只能来莫正才家求帮助。“传统社会很少存在发展问题，老年人的赡养问题有乡规民俗和伦理道德来约束，但拆迁加剧了家庭之间的矛盾，这些边界也被打破了。老年人的权利在这中间很难得到保障。”北京大学教授朱晓阳研究城市化几十年，在拆迁停滞的这段时间里，朱晓阳一直在想办法帮助老人留住老村。2014年，他跟一群文化保护类专家希望将老村做成一个传统村落的保护区。“宏仁村当时还有很多老房子没有拆，都是古式的建筑，村里的农耕水利设施还算完善。我们希望做一个农耕文化的展示和保护，也希望由此政府能看到老房子的价值。”
两个儿子因为争回迁房闹矛盾，玉莲妈只能自己独自租住在老村。
朱晓阳参照的是昆明市文明街。文明街由18条古老街道构成，这片街区是昆明市面积最大、保存清代和民国时期特色民居建筑及商铺建筑最多的片区。2000年左右，政府将改造权委托给一家开发企业，开发企业的思路是将房子拆除或是修缮改造，建成一些具有更大商业空间的仿旧建筑，以图扩大利润空间，遭到居民的反对，长达10年的抵抗后，政府终于允许自主建设和保护。“这种改造才是最健康的。居民参与，保持了业态多样性，生活成本也不是太高。城市的存在不仅是为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更重要的是要让城市居民安居乐业。”
朱晓阳等人将所做的规划提交给所有他们认为相关的部门，但没有收到任何回音。他也知道，宏仁老村已经很难有这样的机会。老村总面积240亩，南侧是螺蛳湾商贸城，又挨着昆明南部汽车客运站，距云南铁路枢纽主要货运车站与滇面向东南亚的铁路货运枢纽王家营西站只有8公里；老村的周边又簇拥着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昆明市人民政府、新亚洲体育城、领馆区、呈贡国际物流园区等一系列城市一线配套设施，地处昆明城市新中心的位置。“老村已经走不出去了。”朱晓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