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世家大族，往往是中国农业社会耕读传统的实践者、倡导者

　　早在“耕读传家”的观念形成以前, 已经先有“耕学”一说，为之鸣锣开道了。

　　汉代就已经有人以耕为喻,于是，“耕”，也就成为人们奋力于某一领域的代词。扬雄就在《法言·学行》中说:“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后汉书·袁闳传》更说:“服阕,累征聘举召, 皆不应。居处逼仄,以耕学为业。”所谓“耕学”,就是说像农夫致力于田地耕作一样，敬业于学问。晋代葛洪在《抱朴子·守嵴》中说:“造远者莫能兼通于歧路,有为者莫能并举于耕学。”《晋书·隐逸传》也说: “好学而贫,常以耕艺为事。”以“耕”喻“读”,是说一个人读书治学也应当像农夫耕田那样,深耕细耘,不违四时,务求好的收成。从来农夫们都是披星戴月,寒耕暑耘,通过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力耕”方式来养家糊口。然而，士人却可以另辟蹊径,通过如“力耕”一般的 “力学”,获得藉助笔耕、舌耕等工作的报酬。这给予了人们多方面的启迪,对中国崇文慕学之风的形成,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负樵读书”(朱买臣)、“带经而锄”(倪宽)、“书窗灯课”(都穆)这种种劝学励志的典故,足以说明先哲们其实很早就对耕读生活表示了赞许。

　　随着颜之推《家训》等的流传,耕读对于维系家业的现实功利意义家喻户晓,耕读传家的观念更是深入了小康农家之心。

　　在江西,《铜鼓卢氏家训》订立的十二款“治家之本”中,第七款即为“重耕田”,第八款为“重读书”。将此两款比较对照,多少可以窥知中国小康农家勉力追求“耕读传家”的真实心声: 重耕田，为工为商,亦是求财之路,终不如在家种田,上不抛离父母,下能照顾妻子, 且其业子孙世守,永远无弊。

　　重读书，读书变化气质,顽者可以使灵,邪者可以反正,俗者可以还雅,此其大要。至日常应用文字,万不可少。慎择良师,读一年，有一年之用,读十年，有十年之用。欲光大门庭,通晓世事,舍读书无他择。这说明,亦耕亦读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汉民族根深蒂固的聚族而居，安土重迁，春种秋收等等追求团圆、追求功利，追求实惠的种种农业文明心态是完全相适应的。

　　我国历史上的世家大族,往往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耕读传统的实践者和倡导者。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耕读传家”既是小康农家,也是众多仕宦之家的精神追求。

　　《孟子·尽心上》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 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就是选择一种脱离现实政治, 归隐田园,农耕种地与吟诗作文并行不悖的,可以从容进退的生活方式。而保持“耕读传家”的传统,进则可以出仕荣身,兼济天下；退则居家耕读, 尚有独善自身的地步。尽管这一种所谓的“亦耕亦读”,基本上是姿态性的,象征意义上的。

　　陶渊明《归田园居》诗云: “少无适俗韵,性本 爱丘山。误落尘网中, 一去三十年”,“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读山海经》诗: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和郭主簿》诗: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 ”凡此种种,似已预制了一幅幅“独善其身”的乡居图景,为后世文人学士选择亦耕亦读的生活方式,输送着源头活水般的精神养分。

　　战国时期，农家学派许行率先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六百多年后的东汉末年，诸葛亮在《前出师表》自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晚清，南阳方城拐河镇民众在沣河淤沙中，发现一块晋代诗画石，上半部刻有《诸葛武侯躬耕歌》，下半部刻有诸葛亮画像。可见，晋代已有诗画石称颂诸葛亮躬耕南阳。该诗画石现保存在拐河镇高中院内。

　　唐裴度著文称颂诸葛亮躬耕南阳之陇亩。裴度是唐中期名相，博学多才，功勋卓著。他在《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碑文中说:“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时称卧龙”，因刘备“三顾而许以驱驰”，于是“翼扶刘氏，缵承旧服，结吴抗魏，拥蜀称汉”。这是迄今肯定诸葛亮躬耕南阳最早的石刻记载之一。

　　元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南阳监郡马哈马主持修葺武侯祠时，置田地、屋舍，重修卧龙岗躬耕田。同为元代，翰林学士程钜夫撰写的《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称:“臣瑾按，南阳城西七里，有岗阜然隆起，曰卧龙岗，有井渊然渟深，曰诸葛井，相传汉丞相忠武侯故居，民岁祀之。”民岁祀之，说的是，民众每年一批又一批自发到南阳的躬耕地祭祀诸葛亮。

　　南宋反映江南农业的《农书》作者陈旉隐居扬州，过耕读生活，他自己说“躬耕西山，心知其故”，“确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说以示人”。著述《补农书》的张履祥，在家既教书又务农，他说“予学稼数年，咨访得失，颇知其端”，“因以身所经历之处与老农所尝论列者，笔其概”。辛弃疾把上饶带湖的新居名之日“稼轩”，自号稼轩居士，“意他日释位后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屋下临之，是为稼轩。田边立亭日植杖。若将真秉耒之为者”。辛弃疾很重视农业，他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

　　南北朝以后，出现的家教一类书，多数都有耕读结合的劝导。如前所述，《颜氏家训》提出“要当穑而食，桑麻而衣”；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张履祥在《训子语》里说“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这里的训子则将耕读结合对于安身立命、教养、行为规范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