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晏河清：涝灾区变成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

　　自洪武建国以来，对黄河曾有两次大规模治理，一在永乐间，一在景泰间。成化中，河患又厉，屡决于开封，河南颇受其害。

　　治理水患，是弘治朝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黄河、运河与苏、松水利的治理，关系到防止沿河郡县灾害、南粮北调的运输和财赋重地的生产，这实际构成了当时国家经济的主体。

　　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黄河于开封及荆隆口决堤，由北道入山东张秋，汇于运河，淹及山西郡县，中原大地一片泽国。这是明朝开国以来，黄河发生的最大规模水灾。因开封城受灾尤甚，故有人建议迁徙开封城，以避水患，只是河南布政使徐恪坚决反对，才得以不迁。于是朝廷以户部侍郎白昂，会同山东、河南及北直隶三地巡抚相机修治河道。白昂荐举郎中娄性协治，调动民夫二十五万，筑长堤，修减水闸，疏月河，塞决口，引黄河流入汴水，再入睢水、泗水，入淮河以达黄海。同时，修筑山东鱼台、德州及吴桥古堤，又开凿东平以北小河十二道，由大清河与黄河故道入海，河口各建有石堰，可以启闭，为日后黄河复北道有所准备。

　　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淮河又闹灾，这次，黄河又于张秋决堤，由汶水入海，漕运中绝，明代漕运，自永乐浚通后，一直为南粮北运的倚靠，黄河水患往往危及运河，也就阻断了明朝南北运输的生命线。朝廷下诏，命百官荐选才臣治水。吏部尚书王恕等人便推荐了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

　　刘大夏在听取水利专家的建议后，先于决口处西岸，开挖一条月河，以通漕运；在保证通漕情况下，经两年时间，完成张秋决口的堵塞工程，又疏浚数处河道，以分水势，于昨城（今河南汲县东南）经东明、长垣到徐州，此后，漕河上下无大患者二十余年。不过，经这次治理后，黄河自开封往东，不再向东北入山东流入渤海，而是向东南，经徐州，由洪泽湖北汇入淮河，夺淮河河道入黄海。张秋决口堵塞后，更名为安平镇，明孝宗特地派遣行人，送羊酒犒劳刘大夏及河工人员，而刘大夏从此成为朝廷倚重之臣。

　　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明孝宗派遣徐贯，前去治理江南的苏松河。河工大约完成于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这年二月，明孝宗亲命敕建黄河神祠，赐额“昭应”。到四月间，苏、松各府治水工程亦告竣。这也是一项役夫二十余万的大工程，共修浚河泾、港渎、湖塘、斗门、堤岸、堤坝、河道二百五十多所，彻底解决了江南水运的淤泥堵塞，经过此次治理后，以往水患多发的江南大地，从此水灾顿渐，在之后的二百多年里，几乎是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

　　明孝宗实行积极的民族政策。在弘治年间，他对回族聚居区进行开明的扶持政策，兴建了不少的寺庙，将其命名为“清真寺”，以供回族人士进行宗教活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对北京广安门内牛街清真寺礼拜堂的重新装修，使其成为北京地区回族人士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清真”一词，在明孝宗的推动下，很快影响全国，对回族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甫一开始时，“清真”一词的内涵时常被人混淆，如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重修的河南开封犹太教堂也被命名为“清真寺”，但是，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弘治中兴”对回族文化的形成意义。

　　明孝宗时期还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孝宗奉行和平外交政策，采取积极防御抗战的战略。特别是鞑靼小王子，时战时和，不时侵扰明境。明孝宗统治期间，对鞑靼小王子、火筛等的多次入侵，只是采取抗战驱赶之策，没有劳师远征，没有深入沙漠主动出攻击小王子、火筛老巢，更没有主动对邻国发动大规模征战。但其他邻邦或属国，如安南、暹罗、琉球、占城、撒马儿罕、火剌札、爪哇、日本等，则不定期来明朝入贡。

　　明孝宗个人生活节俭，忙于政事，似乎在器用方面并无特殊嗜好，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欣赏陶瓷，更无暇顾及孰好孰坏。据史籍记载，景德镇御窑厂曾数度停止烧制或减产瓷器，因此，这个时间虽不算短暂的王朝，官窑传世品的品种和数量却都很少。弘治青花延续成化的工艺和风貌，因此有“成弘不分”之说。

　　明孝宗喜爱素色，反映于瓷器上是传世实物，绝大多数色泽素净，宫中的器用主要以皇帝的活动为轴心，任何事物必须以皇帝的需要为第一需要；因皇帝嗜素，嗜素之结果，导致对素净器皿的广泛使用的需求，这是弘治朝瓷器色泽普遍较素的重大原因。

　　明孝宗在位十八年，他重用李东阳，谢迁，刘建等名臣，采取种种措施减轻老百姓的徭役赋税，把本已经衰败的明朝再度复兴起来。

　　由于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监乱政的现象，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挽救危机的治国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出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政治清明。后世史家在论及有明一代政事时，认为：“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洪、永开国，姑可不论；仁、宣之治，国力强盛，至正统以后，外有瓦剌之扰，内有民变之忧，交困之势，堪为疲敝。至成化朝，后宫干政，宦官当道，朝臣多小人，似颓势已定，而明孝宗登极之后，挽定局面，清宁朝序，一时间内外无忧，后世史家称之为“中兴令主”，以弘治朝为“中兴之世”。

　　这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时代，却最符合对于盛世评判的所有公共标准。可以把一切属于盛世的公共定语都套用在关于这个时代的评价上，虽然那样显得有些枯燥。但却足够说明这个时代让人神往之处。弘治十八年的故事，并不仅仅简单的是一个好皇帝开创一个盛世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属于一个群体的力量，这是一个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生命力重新勃兴的繁荣景象。

　　清朝的学者对“弘治中兴”一直争论不休，褒扬者有之，怀疑者亦有之。弘治朝的功过是非，有人认为，所谓的“弘治中兴”名不副实，它只是一个短暂、勉强的"治世"。

　　但是，受传统思想及自身经历的影响，明孝宗仍有一些弊政：如宠信权臣、宦官，偏袒外戚、宗亲，沉迷佛道、宫廷娱乐等。而这些弊政，不仅对当朝产生了不利影响，也为后来明武宗的腐败埋下了伏笔。

　　尽管存在诸多弊政，但是，明孝宗宽厚仁和的政治品行，弘治朝君子众多，君臣关系融洽等政治特色，却为这一朝带来了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