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丘2》从“王子复仇记”走向了造神运动。
弗雷曼的人的地域文化高度契合了这场造神运动的关键要素：个人崇拜与新旧交替。弗雷曼喜欢用单挑解决冲突。杀了我，就能替代我。
哈维尔·巴登饰演的“头目”斯第尔格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换取救世主”保罗的降临。
神话，就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为让神话成真，必须先让自己成为神话的一部分。
弗雷曼人传说中会降临的阿尔-盖布，姐妹会成员始终在等待的魁萨茨·哈德拉克，神话故事控制了各方人的心智。
就连残暴的哈克南人也被中世纪堡主封建文化与纳粹法西斯式的狂热洗脑遗毒所控制。
他们类似斗兽场般的集群式建筑与嗜血庆典，都是个人崇拜，通过造神控制大众的表征。当然，丹尼斯·维伦纽瓦并非要渲染造神对当下的意义。恰好相反，他是为了揭露造神运动的虚伪。以及个人崇拜看似牢固不破，实则一吹就倒，墙倒众人推，被当做“畜牲”一样曝尸荒野的悲剧与落寞。
契妮给保罗的一耳光，让他从救世主变成了情场走狗，说谎的演员。
菲德-罗萨·哈克南的一剑，更是说明先知也是血肉之躯，也要靠运气。
老天爷赏饭吃，不光是个人的天赋秉异，更多是众人的筹谋投机。
命运的齿轮不为任何一人而转，权力拨动了人性，时间会记录下一切。
造神与个人崇拜，一般都会借力神秘主义。
《沙丘》系列中有非常多对于神话或神秘主义的借用。比如在小说的早期阶段，弗兰克·赫伯特笔下的保罗其实就很像阿拉伯的劳伦斯，也借鉴过亚瑟王的传说。
沙虫的原型里有《贝奥武夫》里的神话元素。姐妹会成员的精神控制力，则来自墨西哥神秘主义中的蘑菇崇拜和玛丽亚·萨宾娜的故事。
但其实，从《沙丘1》开始，我们就能看到，丹尼斯·维伦纽瓦的叙事，其实是“反救世主”的，即弑神。
一开始，保罗，始终都在抗拒这个救世主的身份，也在质疑着自己被认为是“预言”的梦境。
到了《沙丘2》里，虽然保罗最终成为了那个“救世主”，但是它“反救世主”的意味，却变得更加浓厚了，甚至已经到了“反神话”的级别。
这，也是沙丘整个故事透露出来的“自反性”。关于这个救世主会来到厄拉科斯星球，解放弗雷曼人的传说，其实是被姐妹会“制造”的，一场虚伪的造神运动，披上个人崇拜外衣的精神控制宣传。
神示、神谕和神迹。这种“神话制造”的过程历经千年，令权力阶层百试不爽。
保罗会被认为是阿尔-盖布 ，是因为姐妹会一直在厄拉科斯传播关于他的传说，这是神灵借人们之口传播的预言，回答人们追问与苦痛的某种终极答案，也就是神谕，就像是神话的文本载体。最后，即便是保罗，也还是在明知这是个“人造神话”的同时，顺应了这个神话，成为了救世主。
但所谓的存在于预言中的救世主，并不是靠看见“未来”的预言能力让人觉得他是救世主，而是靠看见“过去”的全民记忆的能力，让人信服他是弥赛亚。
这是《沙丘》系列，反神话的关键。
保罗通过“回忆”出他人过去获得了他人对他先知身份的认同。但他对未来的预言才是真正控制他人的法宝。即便这个未来不一定能实现。但有了这个未来，就能一呼百应，让炮灰前赴后继。
因为，我们真正害怕的并不是还没有发生的未来，而是曾经切实发生过，证明了“我”才是“我”的过去。
姐妹会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所以她们的名言是：我们不“hope”，我们只“plan”。
当过去比未来，更重要。
神话就坍塌了。
个人崇拜与造神运动更显得滑稽可笑。
维伦纽瓦用“造神”来“弑神”。影片“我即未来”的宣传语，重要的是“我”，而不是“未来”。
《沙丘》把塑造“我”的过程展出来，一个大他的“我”，用来算计众生小“我”的主体。
就好像《沙丘》小说里的那句话——“恐惧所过之处，不留一物，唯我独存。”
小说《沙丘》的第一部问世于1965年，当时的美国，正在第三世界支持很多国家的自决独立。
当时从印度到非洲，大量的国家都在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和默许下从英法等老牌帝国的手中获得了独立。
美国通过这种推动成功“兵不血刃”地解构了英国殖民统治体系。并进而从旧帝国手中接管了世界的霸权，这个过程与小说中保罗·厄崔迪“借”弗里曼人之手推翻宿敌哈克南、并瓦解旧帝国统治是很神似的。
而一如小说中所说，当时的美国，梦想创造的是一个自己并不直接出手统治，却在自己隐形管理下存在的，“永远不会灭亡，永远不会过于聚拢，又不会过于分散的文明”。
当然，身为科幻巨匠，弗兰克·赫伯特对于这个“美国梦”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在后续的小说中，曾自信自己是“天选之子”的保罗·厄崔迪最终堕入了黑暗面。他的梦想只能交由其儿子去完成。
而巧合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期，美国也正在遭遇越战的精神冲击。
厄崔迪家族对沙丘世界的梦想，其实就隐喻了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对现实世界的梦想。
但弑神者最后堕落为又一个造神者。打破个人崇拜的方式，用神秘主义掀起另一场个人崇拜。
人类的悲剧，就此循环千年不变。
未来是个诱饵，过去已成牢狱。我们都是时间的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