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我的爱到了过犹不及的程度。
夏天，他担心我着凉，不让我洗澡。我一身臭汗回到家，他让我躺进被窝，把湿透的汗衫、背心脱下来丢给他，他再塞进来一块毛巾，让我擦干身上的汗，直接换一身衣服。
我问他为什么不让我洗澡，父亲说：“你体弱多病，出汗了洗澡，又要感冒。”
他的奇葩洗澡大法无法让我变干净。几天下来，我身上开始散发酸臭味，同学们都疏远了我。
听奶奶说，我尚未出世，父亲便爱我爱到骨髓里。母亲生我的时候35岁，难产。当时医生问父亲，如果出现不测，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父亲答：“保孩子。”
我出生后，一咳嗽他便如临大敌，只差罩一个玻璃罩在我身上，让疾病细菌都无法近身。
春天，别的孩子穿衬衫，最多加一件大衣。我还穿着棉毛衫，再套两层羊毛衫、棉袄，像一个大肉球，活动起来相当吃力。
捂得久了，抵抗力上不来。我一脱衣服立马流鼻涕、咳嗽，吓得父亲又给穿上外套，说道：“衣服不要脱，当心着凉。不要疯玩，不要出汗，冷风一吹要感冒……”
冬天倒是可以洗澡，两周一次，但那与其说是洗澡，不如说是烫猪毛。父亲坚信烫水洗澡养生，他往浴缸里注满热水，我犹豫着，先用脚触了下水，好烫。
扭捏再三，我钻进浴缸，高高抬着屁股不敢坐下。父亲开始往我身上泼水，每泼一下，我低声嚎叫一次。父亲听得不耐烦，让我闭嘴，我改为震动模式，水泼上来我就颤抖一下。
熬了好久，总算适应了水温，可以坐下了，父亲提着铜壶，倒进来新一波滚烫的开水，吓得我立马又站起来。
每次洗完澡，还来不及擦身，父亲怕我冷，就将棉衣棉裤套到我身上，我全身被汗水紧紧吸附住，像贴满了狗皮膏药。
吃饭也是一种折磨。父亲给我盛的米饭，高出碗口一倍多。我连叫：“吃不下。”父亲皱着眉头说：“要吃的，吃下去才能长高。”
我只好拼命地吃，吃到一阵恶心，连连打嗝，父亲才叹口气，把碗收了去。
无论吃什么，父亲都要热一下，再喂给我吃。牛奶煮沸了才灌进奶瓶，苹果要一片一片切下来，放在热水里泡热。
父亲说，吃苹果必须削皮，果皮上有细菌，吃了会拉肚子。有一回，小学春游，父亲提前帮我把皮削下来，再一圈圈贴回苹果上，皮一拉，就能吃到干净的果肉。
起初，我还觉得父亲聪明。到了公园，别的同学拿苹果出来，洗一洗就连皮吃了，或直接在袖子上蹭蹭就吃。我拿出苹果，剥开苹果皮，果肉已经黄了，同学哄笑：“小伟真是一个乖宝宝。”
回到家，父亲问：“苹果吃了吗？”我烦躁地说：“丢了。”父亲沉下脸，责备我浪费粮食。我说：“其他同学都笑话我了，你以后别再这样削了。”父亲又开始讲道理：“不削皮吃着脏，有细菌，吃下去会拉肚子……”
小时候，我知道父亲爱我，但他爱的结果总是南辕北辙。
我还是容易感冒、咳嗽，同龄人觉得我老气横秋，喊我“孔夫子”，我也没少在同学面前闹笑话。
父亲是上海一所大学的教授，他早早为我计划好了人生——将来要成为出人头地的大人物。要达成这个目标，首先得像他小时候一样学霸。
父亲的温柔，在辅导我功课时消失了。写了一个错别字，都要受他一顿批。做错了好几道数学题，他就会大发雷霆，并发出我终身难忘的声音：“啧啧啧……”
父亲上嘴唇夸张地翻起，上下牙齿紧紧地闭合在一起，从齿缝间用力发出声响。别人“啧啧”是赞叹，他“啧啧”是失望，我一听见就浑身冒虚汗。
父亲相信学生必须以学为生，为此，他自作主张地替我阻挡了所有可能妨碍我功课的爱好。我喜欢画画，但只能在周末做完作业才能画一小时。学校邀请我参加市里的绘画大赛，父亲找到班主任，最终他们商量着把我的参赛资格取消了。
怕我学坏，他严格控制我的零花钱。我想要一角钱也要通过努力获得。我家的墙上贴了一张表格，当天作业做得好，就得到一面小红旗。一周集齐五面小红旗，能换一角零花钱。
上世纪90年代，一根冰棍都要两毛五，一毛钱能买什么？而我连这一角钱都经常拿不到，作业错了一处就前功尽弃。
小孩子也有花钱的场合，抵挡不住零食和玩具的诱惑，我便学会了偷和抢。
小学门口五毛钱的油墩子，同学们每天放学人手一个，我没钱买。
有一次，我太馋了，咬向同学手里的油墩子，萝卜丝溅到脸上，滚烫滚烫。后来同学们一见到我就嚷嚷：“垃圾瘪三来咯，快逃！”
同学有变形金刚、Gameboy，我却没有。我偷拿了同学的变形金刚和零花钱，老师发现后，给了我处分。回到家，又被父亲一顿打。
上了初中，学习任务加重，父亲怕影响学习不让我画画，我却迷上写推理小说。我写完七八个作业本，在同学间疯狂传阅。曾经被同学冷落疏远的我，第一次受到了认可。
期末成绩下滑，父亲发现了我在写小说，他翻出我藏在抽屉里的本子，骂我不务正业，当着我的面撕烂。他每撕一下，我的心就抽搐一下。我拼命哀求，却无法让他停手。
那时，我心里委屈，但不敢质疑父亲，连哭都不敢。
父亲毁了我所有的作品，第二天，我开了一个更厚的笔记本，写新的案子。我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我仅有的爱好，不敢再把本子带回家，托同学帮我保管。直到初三，我才暂时放下写作，备战中考。
保存下来的两本推理小说
我考上了市重点浦东建平中学后，父亲逢人便报喜，同事都夸他儿子出息了，说他熬出了头。父亲说我长大了，相信我可以独立自律地学习，不再时时监督我。
可我实在不喜欢读书，高中三年基本上都在看推理小说。临考试努力一下，分数勉强够得上重点大学。
2000年4月，填高考志愿时，父亲问我想考什么专业。我很惊喜，他终于肯询问一下我的意见了。我说：“我想学文学，考上师大中文系。”
父亲说：“伟伟啊，学文学出来能干嘛？当编辑？不吃香的！现在还有谁会写文章投稿的？（那时候互联网文学还没兴起，写作投稿被认为是没落的行当）当老师？累死你，又没几个钱。”
我不敢反驳，问他：“那该填什么？”
父亲说：“你应该学金融，学IT，这个吃香。”
按父亲的意愿，我报了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专业。从那一天起，我常常感觉像毕淑敏作品《女心理师》中的贺顿一样，脱离了身体，悬浮在天花板上，俯瞰自己在啃可怕的数理化习题。我恨透了它们，却又无力挣脱。
高考成绩下来后，我连本科分数线都没到，父亲颜面尽失。那个暑假，他谢绝跟同事朋友们吃饭聚会，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独自发呆一下午。
复读了一年，我考上父亲任教的一本大学，选了讨厌的专业，成天泡在网吧打游戏，浑浑噩噩混日子。
我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后来，别人问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说不上来；别人问我去吃什么，玩什么，我说随便。
我没有个人品味，婚前母亲帮我买衣服，婚后妻子为我买衣服。她们买什么，我就穿什么。工作十多年，我依然拿着死工资，很少消费，不会用支付宝。
大学离家近，我在宿舍住了半年就开始走读，每天被父亲指责吊儿郎当。
被他管教控制了二十多年，我憋够了。我知道父亲期待我成为的样子，但我准备把自己摔坏了给他看。
我不再害怕反抗父亲，一开口就与他吵架。父亲骨子里有上海人的精致与知识分子的体面，他不解：“爸爸妈妈脾气都很好，怎么你脾气会这么差？”
2005年毕业后，父亲托关系把我送进了一家物流贸易国企，做账单核算（非财务），每天对着电脑核对各项费用。父亲降低了对我的期望：儿子能混进国企，一辈子稳定也可以了。
到了职场，从小就不合群的我，不知道怎么和同事相处。我一说话就冷场，一开始我很痛苦，后来同事聊得正起劲，我就故意跑过去插话，看他们尴尬，我便偷乐。
在公司，我总给自己树立假想敌。有一次，我听见两个同事说电子账单核对的数据出入很大，以为是针对我，在背地里说我坏话。我为此生了几天闷气，不再给同事好脸色看。
时间久了，同事都被我给得罪了。2010年，我被公司开除，领导说，我常和同事发生争吵，严重影响了他人工作，再留我下去，恐怕大家都要逃走了。
父亲当时正在上课，得知我被辞退，连忙赶了过来。见面后，他让我好好上班，他去找领导谈。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支开我的原因，同事告诉我，他看见父亲下跪了。父亲求情未果，回家后，他一言不发。半夜里，我听见他在隔壁房间叹气。一夜之间，父亲的头上生了许多白发。
过了几天，父亲拿着我的简历，积极筹措饭局，请同事、朋友帮忙。可同行业其他国企，不需要一个只会基础账单核对的人，父亲的愿望再一次落空。
我在家待业了大半年，父亲不再给我好脸色看，让我赶紧去找工作，不要光指望他帮我。可我不愿意面对新的人际关系。
我把自己关在卧室里看推理小说，又萌生了写推理小说的念头。我没有为失业焦虑，反而来了灵感，列了一本写作大纲。
我想告诉父亲我的打算。那天父亲正在做晚饭，我紧紧拽着大纲，在厨房外站了片刻，轻轻喊了声“爸”，但被油锅的声音盖住。
我犹豫了半天，深吸一口气，走进厨房，把大纲递给他：“爸，我暂时不想去找工作，想在家写作一段时间，你能不能暂时在经济上帮我一下？”
父亲不耐烦地接过大纲，随便翻阅了几页就摔在一旁，“哼”了一声：“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尽做白日做梦？”
得不到支持，我又躲进了房间里。父亲每天在客厅咒骂叹气，我连吃饭和上厕所都不敢去，十分压抑，最后只好妥协，去找工作。
去不了国企，我开始海投，得到的回应却很少。好不容易进入面试，对方拿出一份财务对账单给我，发现我压根看不懂。
最后，我去了一家私企，从事货代操作员，比原来累，挣的钱也少。父亲反倒踏实了，他对我的期望又降低了：毕竟稳定，有口饭吃就行。
父亲压下我的梦想，我心里对他积累了更多怨恨。
等到了结婚的年龄，父亲开始包揽我的婚姻。父亲说，上海人家，就要找上海女孩，门当户对。
我社恐，只能在相亲网站上找对象。我谈过两个上海女孩，父亲很高兴，常请亲家吃饭，有筹备婚事之意。两个前女友都很作，我手机静音，漏接了电话，便不依不饶，哄也哄不好。
女孩子作起来，别人或许觉得可爱，但以我的脾气，才没有耐心迁就。分手后，父亲很失望，好像失恋的不是我，而是他。
我不想再找上海人，在网上认识了浙江女孩柳喆。她和前女友不一样，爱笑、体贴。有一次约会，路上堵车，我迟到了半小时，我生怕柳喆会生气。
到了咖啡厅，见她正在看美剧《摩登家庭》，正乐呵着。我紧张地向她道歉，她却说：“没关系啊，正好我可以把这一集看完。”
2014年，我把柳喆领回家，父亲知道她是外地姑娘，在私企上班，公司不给交四金，心生嫌弃。柳喆走后，父亲劝我赶紧分手。我们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一年后，柳喆换了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工作，薪资翻了一番，还交六金。我想这下父亲应该可以接受了，有了底气带柳喆来家里吃晚饭。可饭桌上，父亲仍不给我们好脸色看。
饭后，我们与母亲在客厅聊天，父亲突然从里屋出来，说：“外地人在上海没有户口，婚后各种事情都不方便，要结婚可以，等有了上海户口之后再说。”柳喆委屈得哭了起来，父亲转身摔上了房门。
除了结婚落户，只能按照上海市人才引进政策，拿到居住证后工作七年，考一个中级职称，再排队等上几年才能落户，遥遥无期。父亲这么说，分明就是逼我俩分手。
我气得浑身发抖，冲进里屋，把门反锁。父亲坐在沙发上，我朝他吼道：“你怎么这么残忍？”他瞪着我，说：“你脾气这么臭，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那一刻，我不再当他是父亲，而是压迫了我三十多年的魔鬼。我一拳头挥过去，魔鬼倒下了。我骑在父亲瘦削的身体上，对他拳脚相加，发疯似的锤在这张苍老干瘪的脸上。
年过六旬的父亲发出阵阵哀嚎，毫无还手之力。母亲和柳喆听见动静，赶过来敲门，但我失去了理智，充耳不闻。
不知打了多久，我猛地清醒过来，跳起来离开父亲。我吓坏了，靠在墙边发抖。父亲瘫软在地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他试图站起身，却爬不起来。
我被罪恶感包裹，但又感到很痛快，很想大笑。
我打开屋门，母亲进来扶起父亲，骂我不孝。我瞥了他们一眼，带着柳喆逃离了这个家，第二天就搬到了柳喆的出租屋。
离开了父亲，我才逐渐活得像个正常人。
我向柳喆倾诉对推理小说的热爱，说：“我不想去工作，想住在你这里写推理小说。”
柳喆竟一口答应了，让我第二天就提辞职。她愿意资助我一两年，让我专心写作。我很感动，把之前攒的几万块存款拿给她，她却说：“这些钱你自己留着，以后也许会用到。”
我决定好好写作，不能辜负了柳喆。2013年，我开始全职在家写推理小说，一开始投稿常常被拒，柳喆又来安慰我：“你才写多久呀？别多想，继续写呗。”
我静下心钻研推理作品，半年后，陆续在推理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一篇还卖了版权。虽然只有2500元，却是莫大的鼓励。到今年，我完成了36万字的长篇。
我发表了作品的刊物
在柳喆的帮助下，我改变了许多，但父亲依旧不同意我们的婚事。最后，在母亲的劝说下，父亲才勉强同意。
但婚礼宴席上，父亲全程摆一张臭脸，亲戚朋友向他敬酒，他也不搭理。我在台上致辞，余光里瞟到那张阴沉的脸，顿时扫了兴。
父亲肉眼可见地老了，可我觉得自己也羸弱不堪。柳喆挽着我的手臂，可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位老人。
我的婚礼合影
我们父子不再互相缠斗，却无法抹平彼此刻下的伤痕。我又想起从小到大，父亲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伟伟啊，你真不知道爸爸在你身上花了多少心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