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那把刀，躺下的就是我。”

　　在那6年，陈泗翰的脑海中总会浮现这句话。

　　但也是那把刀，把他的人生狠狠撕裂。

　　15岁之前，他是父母的乖孩子，老师眼中的优等生。

　　从不惹事，为人善良。

　　童年时的陈泗翰

　　这一切却在2014年4月30日戛然而止。

　　那天早上，他起晚了，打算到学校食堂吃早餐。

　　在食堂排队时，同年级的李明明无故踩了他几脚。

　　并嚣张地说：

　　“我喜欢踩，你想搞哪样！”

　　随即两人发生口角和抓打。

　　李明明和同伙对他拳打脚踢，最后被食堂阿姨制止。

　　课间操时，陈泗翰再次被李明明殴打。

　　过程持续了半个多钟。

　　有的同学路过看到，但都不敢上前制止。

　　直到上课铃声响起，李明明才住手。

　　事情还没完。

　　中午放学时，李明明又带着同伙找上门。

　　他放言：“下午放学再打一架。”

　　同伙在一旁附和：“你们一人拿一把刀对杀。”

　　陈泗翰咽下怒气，没有理会他们，直接回家。

　　一到家，表哥和表姐看到他红肿的脸，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他低着头，沮丧地说，“被人打了。”

　　表哥和表姐都是高中生，没有想太多。

　　表哥叮嘱他，“下午放学不要出校门，等我去接你。”

　　后来，他还没等到表哥，就已被拖到学校附近的窄巷。

　　混乱中，陈泗翰感觉同年级男生贺成，往他口袋塞东西。

　　贺成，也是被李明明霸凌的对象。

　　陈泗翰把手伸进口袋，不料被划出一道口子。

　　塞在口袋里的，是一把可折叠的卡子刀。

　　还没等他缓过神来，李明明再次对他进行殴打。

　　危急关头，他掏出刀，刺向李明明的右侧锁骨处。

　　李明明也掏出刀，刺向他背部。

　　争执中，他又刺了第二刀，随后逃跑。

　　李明明不甘心，持刀追赶，追了十几米，缓缓倒地。

　　李明明死了。

　　系锐器致心主动脉破裂急性大失血死亡。

　　陈泗翰重伤二级。

　　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决定让陈家赔付李家11万元。

　　那时的陈泗翰，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只想快回去上课，因为马上就要中考了。

　　2014年5月13日，母亲李荣惠搀扶他去学校。

　　放学时，他们发现校门口围着几个黄头发的男孩。

　　那几个男孩之前也去医院找过陈泗翰，称要替李明明报仇。

　　母亲赶紧去找保安。

　　此后，陈泗翰再也不敢去学校，只好自己在家复习。

　　6月9日，警察突然找上门，逮捕陈泗翰。

　　他大脑一片空白，还没来得及跟父母说几句话，就被关进看守所了。

　　往后的时间里，关于案发当天的记忆，慢慢被时间吹散。

　　从被拖进窄巷，到刺出第一刀，甚至连同李明明的脸，他都想不起来了。

　　出事之前，他和李明明毫无交集。

　　出事之后，两个家庭陷入绝境。

　　这个15岁贵州少年的人生，从此偏离轨道。

　　在案件受审过程中，那把刀的来由一度成谜。

　　窄巷没有监控，只能找到陈泗翰口中的“递刀人”贺成询问。

　　一开始，贺成向警方表示，“刀是陈泗翰主动跟我要的。”

　　陈泗翰母亲不相信，去学校单独找他聊。

　　贺成确定陈母的手机没有开录音后，才说：

　　“我是看陈泗翰被打得太可怜了，才给他递了刀。”

　　前后供词有出入。

　　但法院最终认定：

　　“陈泗翰在单杀邀约下，

　　准备了一把卡子刀，

　　主观上有追求伤害对方的动机。”

　　2014年7月，陈泗翰当庭向李明明父母表达愧疚。

　　“我让李明明失去生命，给他父母带来极大伤害。”

　　李父很愤怒，一度想冲过去打陈泗翰。

　　陈泗翰父母曾2次下跪，希望求得谅解。

　　李明明父母直接回绝。

　　最终，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陈泗翰有期徒刑八年。

　　陈泗翰父母认为，儿子的行为属正当防卫，提起上诉。

　　陈泗翰所在班级55名同学也自发写了求情信。

　　“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杀人犯，

　　他曾经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

　　也是一名积极向上的同学，

　　更是这起事件中的一个受害者，

　　一个需要你们保护的受害者。

　　请求法官大人轻判。”

　　但这封信，没有起到法律作用。

　　2015年3月，陈泗翰被正式安排到未成年犯管教所。

　　他不知道八年有多长，如果按天数来算，两千多天。

　　这意味着，他将错过中考、高考等很多个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每当夜深人静，他都望着铁栏杆外的天空，陷入沉思。

　　“如果那天我能起早一点就好了，

　　就因为起晚了没吃早餐才去食堂，

　　我很少去食堂的，

　　唯独那次去了。”

　　刚进管教所的那段日子，陈泗翰觉得好分裂。

　　他一方面执拗地认为，自己不是有意犯罪。

　　可另一方面，道德感令他无比愧疚。

　　各种复杂情感，不断地撕扯着他。

　　他每晚都失眠到凌晨三四点。

　　即使不失眠，睡眠也很浅，任何一点动静都能把他吵醒。

　　这时，他总会拿出一本书，蹭着外面昏暗的光线，静静阅读。

　　日子一天天在重复，劳作、休息和看电视。

　　机械化的生活，让他感到迷茫和无助。

　　起初，他一个人躲在角落哭。

　　可不安的情绪始终没法发泄。

　　直至认识洪其俊，他是管教所的老犯人。

　　他负责带陈泗翰适应环境。

　　被问及对陈泗翰的第一印象，他说：

　　“人比较老实，很内向，话很少。”

　　但他和陈泗翰成了朋友。

　　重要的是，他们有着相同的经历，都是被霸凌者。

　　管教所的围墙看起来冷冷冰冰。

　　庆幸的是，依然有几束光透过冰冷，温暖着陈泗翰。

　　有个50多岁的教官，他对陈泗翰说：

　　“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

　　要把刑期变成学期是非常困难的过程，

　　慢慢来。”

　　每当遇到问题时，他总是默默帮陈泗翰解决。

　　或者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还有一位30多岁的教官，送了一支钢笔给陈泗翰。

　　上面刻着一句英文：

　　“Never Give Up.”

　　教官像一个老师，为他指点迷津。

　　更令人感动的是，初中班里的同学每个月都会给他写信。

　　跟他诉说最近学校发生的事情，鼓励他，为他加油。

　　“我知道你在里面过得并不好，下次去看你时，一定要向我们倾诉你的烦恼。”

　　“天气转寒，注意身体。如果别人朝你扔石头，不要扔回去，留着作你建高楼的基石。”

　　“《匆匆那年》的歌词，我觉得很美，所以想分享给你，我等你出来时我们一起听，我知道你喜欢听歌。”

　　还有陈泗翰的父母，他们从未抛下儿子。

　　每个月有半小时的时间会见。

　　他们每个月都准时出现，跟儿子聊天谈心。

　　陈泗翰也很懂事。

　　每当父亲问他，“最近过得好吗？”

　　他从不说“不好”，而是一直让父亲不用担心。

　　当时，在陈泗翰看来，8年很长，但那些温暖的人和事让他坚信：

　　黑夜会过去，太阳会升起。

　　在管教所的日子，陈泗翰并没有被命运打倒，反而更加努力。

　　每天劳作回来，别人看电视，他看书，或者抱着吉他练习、或者练字和唱歌。

　　由于自由活动时间很少，所以他每天都要提前把时间安排好，不浪费一分一秒。

　　一开始，他看不懂乐谱，也没人教他。

　　他只好反复看教材，慢慢练习。

　　无数个孤独时刻，都是音乐和书籍在陪伴他。

　　有时候，如果内心焦虑，他会借助写信来宣泄。

　　写给同学和父母。

　　他在信中对父母说：

　　“我好想您们呀，

　　但外面和家里的情况我却一无所知。

　　我听说这个星期六高一要开学了，

　　我担心会见不到同学们，

　　他们现在都没送照片和信来。

　　爸、妈，您们的身体并不如往常了，

　　多加点衣服，

　　保重自己的身体。”

　　得知二审上诉快要开庭时，他开始担心。

　　可他还是藏住自己的情绪，安慰父母：

　　“我听说我有可能会二审，

　　就是有机会改判了。

　　想我的时候多看看天，

　　也许我也在看。”

　　当父母收到这封信时，泪流满面。

　　陈泗翰不知道的是，早在半个月前，二审没有开庭，法院直接宣布维持原判。

　　但好在，他凭借出色的表现，获得两次减刑。

　　分别为6个月和8个月。

　　他还被任命为组长。

　　主要职责是，协助教官管理其他的犯罪少年。

　　他很细心。

　　带新犯的时候，他会把需要注意的东西全部列出来。

　　提醒新犯要注意。

　　每个新犯的生日他都记得。

　　每逢生日，他都会送上祝福，或者送一些小零食。

　　他也很贴心。

　　对每个新犯，他会先自己详细地看一遍其个人资料。

　　了解完后，他就知道要怎么跟每一个新犯进行沟通。

　　久而久之，很多孩子都很喜欢他。

　　连同其他组的成员，都想让他来当组长。

　　2020年年初，管教所举办表彰大会。

　　陈泗翰获得了好几个奖。

　　除此之外，他还考取了大专文凭，学会弹吉他、吹萨克斯等技能。

　　父母每个月都能在公告栏的表扬通告中，看到儿子的名字。

　　为此，他们感到十分欣慰。

　　但同时，又备受煎熬。

　　听到一审判决时，陈泗翰母亲李荣惠当场崩溃。

　　姐姐怕她抑郁，整天开导她：

　　“判就判了，幸好我们还捡回一条命。”

　　可她什么都听不进去。

　　直到有一天，她目睹了一场校园暴力。

　　在一个巷子，几十个学生围殴一人，甚至有的人还拿着刀。

　　那个孩子被打得满脸是血。

　　看到这一幕，她突然泪崩了。

　　她心想，“儿子是不是也被这样围殴？当时他该有多无助？”

　　从那天起，她豁然开朗。

　　庆幸儿子还活着，一切皆有可能。

　　但又不希望儿子终生背负着“杀人犯”的标签。

　　她用尽一切办法，去找律师替儿子辩护。

　　找了几十个，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接手案子。

　　令人寒心的是，向法院递交申诉状，也被屡遭驳回。

　　有那么一瞬间，她想过放弃。

　　可是，如果她放弃了，儿子还能依靠谁？

　　事情出现转机，是在2018年年底。

　　他们向北京律师林丽鸿求助。

　　当听完这个家庭的遭遇后，林丽鸿决定接下这个案子。

　　2019年，林丽鸿第一次见到陈泗翰。

　　虽是第一次见面，但给她的印象特别深。

　　“他隔着玻璃，

　　朝我深深鞠了一躬。

　　在谈案子时候，

　　他提的第一要求是，

　　不要因为这个事情，

　　牵连到他班主任。”

　　后来，记者问他为什么会提这样的要求？

　　他表示：

　　“班主任对我很好，

　　也没有做错什么，

　　不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即使身陷囹圄，他还总是替别人着想。

　　林丽鸿被他深深打动。

　　她鼓励陈泗翰，“你已经尝遍苦味，接下来会是甜的。”

　　陈泗翰写给律师林丽鸿的信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2020年5月，林丽鸿向检察院提交假释申请，获批。

　　2020年8月25日，陈泗翰假释出狱。

　　那天，他把所有书籍、吉他和生活用品都送给狱友。

　　只给自己留下一沓信。

　　有人问他，丢掉6年全部回忆，不可惜吗？

　　他说：“出去后，我想追求更好的。”

　　陈泗翰在未管所待了2264天后，重获自由。

　　6年时间，他从一个稚气未脱的未成年人，变成一个大男孩。

　　可随之而来的，他将面临着和社会脱轨，和同龄人出现社会分层等问题。

　　这些都无法避免。

　　他需要自己去适应，去克服。

　　但家人更担心的，是他的前途。

　　毕竟“杀人犯”的标签，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不过，他答应父母，自己会申诉下去，讨回公道。

　　他表示：

　　“父母已经做了这么多，不想让他们的辛苦白费。”

　　原来，他什么都懂。

　　父母对他的爱，亲戚朋友对他的鼓励，一针一针都长在了他心里。

　　这份记忆，这份情，将永远驻扎在他生命中。

　　不会忘怀，不会消逝。

　　就像他自己所说的：

　　“有些人不离不弃的帮助与关心，让你得到慰藉，成为艰难时的精神支柱。”

　　截止写此文的当下，陈泗翰已经在实习。

　　这是律师林丽鸿给他提供的工作，在律所进行远程实习。

　　如果能磨合成功，林丽鸿想让他当自己的助理。

　　她觉得，如果陈泗翰想当律师，肯定会是全中国最好的律师之一。

　　为何敢下此定论，她是这样解释的：

　　“因为他太了解一个蒙冤的人会遭受什么，

　　他要去改变什么，

　　他能给别人带来什么。

　　就凭他这股劲儿，

　　就可以打赢很多人。”

　　如今，陈泗翰的微信签名为“城南花已开”。

　　城南的花开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要始终相信，人间有温暖，更有正义。

　　作者：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