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北京的冷风比暖气来得更早。
在公司见到管虎时，他穿着件短袖坐在沙发上跟人聊天儿，似乎完全没有感受到寒意侵袭。
回想电影行业从寒冬回暖的这几个月，管虎似乎一直处在风口浪尖。
无论是《八佰》以一己之力将整个后疫情时期电影市场重新带回单片30亿票房的时代，还是《金刚川》上映后引发的诸多争议。管虎都像是他电影里的人物一样，扛住了极端环境下的每一次考验，被激发出无限的潜能与生命力。
能扛，让管虎和他电影里的人物在戏里戏外都有了紧密的关联性。
聊起一年前《我和我的祖国》上映前夕，在推荐会后台几位导演谈及幕后趣事，说《前夜》部分是最难拍的。
那会儿管虎没想到，一年后，还会有更难的《金刚川》在等着他。而这种艰难，不仅来自电影本身，也来自他所未知的电影之外的部分。
“但现在拍多了就有经验了，不会一直看一直看，等到过个半年一年以后，一些有意义的建议会随着时间慢慢沉淀，这样挺好。”不等我问，管虎就自己念叨着，像是解释，更像是自我说服。
“没事儿，我能撑住的”，他伸了个懒腰，像是把寒风和冷气都推开了一点。
10天
三十几岁起心动念要拍《八佰》，管虎说是源自“所有男性导演大概都有这么一个拍战争片的梦想”，这个“英雄侠梦”一做多年，耿耿于怀。拍完之后，“痛快了”，从四行仓库里走出来，管虎觉得“像是回到现代了。”
《八佰》之后，他没想到这么快会接到《金刚川》。如果说《八佰》是筹划已久、一心要拍出的故事，那么《金刚川》就是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使命。
管虎像个训练有素的老兵，用别人喊苦叫累的工夫扛住了压力，攻下这个难以攻克的高地。“再难，抱怨没用”。
从知道要拍摄抗美援朝题材影片，到10月23日《金刚川》上映，整个电影的周期极为紧张。这对于一部大场面、多特效的战争题材影片来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是最终，《金刚川》如期上映。
“幸亏我有差不多十年时间，一直沉浸在与抗美援朝有关的资料里，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管虎回想接到项目的刹那，他知道，时机到了。
“时间太紧了，只能迅速从过去的积累中找那些特别小的的切口入手，把这戏给完成了。”
“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单一环境、几个角度，不完全以单线叙事的故事展开，而是用空间思维的不同角度去呈现这件事，让情感叠加到最高潮部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完成，但是得三个导演先把故事做出来。”
第二天，管虎提交了金刚川的故事大纲，当即通过。
第三天开始写剧本，同时，整个戏的筹备也全面启动。
找人，成为摆在管虎面前的第一个难题。
“找谁呢？想了一大圈儿，最后还是觉得本土的彼此熟悉的导演能好点。就还是咱们中国人那套吧，大家做事儿和想法不能拘着。郭帆、路阳我都特别熟，俩人特点不一样，但是脾性都特别好。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得脾性好的，因为这个片子它更看重大体。整体是第一位的，导演要能把个性往后放。他俩不仅是做到了，而且真的帮助特别大。”
聊到正题，管虎开心起来，连珠炮似的，带着“老炮儿式”的熨帖，完全顾不上自己北京话里时不时的吞字儿。
他语速极快地说出一串与《金刚川》有关的时间节点，言语中都是分秒必争的紧张感。
而就在为数不多的制作周期里，有整整10天，一场戏都没拍。这在管虎20多年职业生涯里前所未有。
“我们选了景进了组，丹东100年都没有过的4次洪峰过境，根本就拍不成！我从业以来就没有10天没拍过戏，在那儿待着。大洪水把刚搭好桥给你冲塌了，我都怀疑这事儿能不能完成了！”
10天洪水，管虎、郭帆、路阳三座桥同时拍摄的既定计划被完全打乱，仨人只剩下一座桥。计划迅速随之调整：所有关于桥、炮的场面都由管虎来拍，路阳负责桥以外的树林场景，郭帆在北京24小时对接空中特效部分。
等洪水的那10天，管虎没闲着，带着全剧组的主创在酒店完成了重点戏份的排练。“后来到了现场，一场场都拍的特别快。”
管虎将整个《金刚川》的拍摄经验称之为“生命新体验”。其实这个新体验不仅是他职业生涯中不曾有过的，甚至对于整个中国电影工业化体系而言，也是一次具有颠覆性质的尝试。
“剧本没写完就开始建模，7月底就开始做特效，每一条表演都现场敲定、实时回传制作……”
这是一次以人力物力换时间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管虎的“后悔”时常发生，但是时间没给他留下任何反悔的余地。就像是他镜头下的四行仓库、金刚川，从来不会给参战者留下任何选择的余地一样。
影片拍摄过程中不断推倒重来的建模，就像《八佰》中明知必败却仍要守住的四行仓库、《金刚川》里不断被炸却一次次重建的浮桥，是极端环境下不得不做出的浪费与牺牲。
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中，没有第二个选择，“没办法，咱抢时间不是”。
动物性
“极端环境”是管虎在采访中多次提到的一个词儿。不只用来形容他戏里的人物，也用来形容他自己拍戏的状态。
那种被极端环境激发出的善与恶，管虎更愿意用“动物性”来形容，“极端环境中，人物被激发的那种劲儿。”
从这种动物性出发，回想管虎电影里出现过的奶牛、鸵鸟、白马，我们或许更容易读懂他和他电影里扛住各式各样环境考验的“硬汉”人物。
十几年前，《斗牛》里那头倔牛，在《杀生》里，以牛结实的名字继续着它的故事。五六年前，《老炮儿》里出现了一只狂奔的鸵鸟。到了《八佰》和《金刚川》，奔烈的白马成为管虎偏爱的动物意向。
“动物性”在管虎电影里，几乎是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动物在变，不同环境中人物的精神品格也在变。
“《八佰》里，上首在那种情境下凸显的动物性是老鼠，鼠性是最趋利避害的，即便是战争条件下，也活得比较长久。但马不一样，它在我心里是奔烈和自由，是被激发出的男人身上本该有的动物性。”
“动物性”不仅承载着一种意向，在每一个人物的性格刻画中，动物也是管虎的重要参照。“《八佰》里，欧豪那个角色，就是一个牛性特强的人，就是倔。我们往这个方向想，慢慢地就能找到每个人物的人物质感了。因为生命本身就应该具备强烈的动物性，就是那股子生命力，自由、奔腾的感觉。”
而管虎在自己电影里要做的，就是营造一个极端的环境，找到这种动物性被激发的瞬间。让人物在瞬间爆发出反抗欲、求生欲、尊严感……
《八佰》里欧豪饰演的端午和张译饰演的老算盘已经游到了对岸，为什么又选择游回去呢？管虎有意营造了这个“尊严感被激发的瞬间”，在对岸的观看与凝视之下，小人物内心的崇高感和使命感被激发出来，这个游回去的动作，成为一种人物自觉的选择。
《金刚川》里，张译饰演的张飞，在独臂断腿的情况下，独自操作炮台打下了美军的飞机。这种极端环境、极端心境、极端身体条件下，人物的状态被逼入崩溃和爆发的边缘，这是人的潜能被激发的瞬间。
有人质疑这种“潜能”的真实性，管虎不以为然，“2020年咱们坐在沙发上聊天儿，觉得那是胡说八道——一个断胳膊断腿的人怎么可能操作7个人的炮？但在1953年是有人真的就做到了，一个叫刘四的高炮手被燃烧弹烧完以后一个人操作炮台，而且他居然就（把飞机）打下来了。这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事情。”
说话的时候，管虎脸上写满了焦急，那是一种站在历史的角度希望与当下产生共同认知而不得的焦虑。
“中国人其实骨子里有很多战国时候遗留下来的东西，不在绝境的时候迸发不出来，那种战国时候‘国士’的气节是会被年代激发出来的，那些故事在历史上也都真实发生过。但是时过境迁，我们今天就觉得这事儿不可能，你说怎么办？”
从历史看今天，和从今天看历史一样，受困于时代的局限，发出不可思议的感叹并不奇怪。关键在于，在历史的真实与虚妄之间，如何缝合现代思维与历史真实的缝隙？
管虎找到了人物被激发的瞬间，以这一个瞬间为爆点，炸裂出历史和人物的多维可能。
“我喜欢那种普通的个体生命在战争这种绝境、极端环境下被逼迫着迸发出什么来。在常规环境下可能要花好长时间才能挖掘的东西，在那种血与海的环境里，人性当中没办法躲、没办法藏的瞬间就被逼迫出来了，这种爆发的力量更强。”
至于藏在影片和人物背后的管虎自己，他也在不断被全新的拍摄环境激发出新的自我。
“我现在觉得做导演，爱电影、有才华、有梦想什么的都没用，一定要有承受力，有克服困难的能力和韧性。就凡事要往好了想，相信所有的艰苦忍耐都是有道理的，在这个过程里，尽全部的努力，把事儿往好了做，历练自己的承受能力和克服困难的能力。”
五六年前筹备《老炮儿》，“很多资方和影院都说这什么啊，讲一个北方老头儿的事儿，观众谁要看这个啊，你这撑死卖3亿……”
《八佰》启动之后，大家看了预算都纷纷摇头，“你拍这个吃力不讨好，还原30年代旧上海、战争片投资这么大，市场回收肯定得折……”
回想这些年遇到的无数个“被极端环境激发的瞬间”，在这些瞬间里，管虎被激发出了巨大的能量，拍完了自己“从心里流出来的故事”。但同时，他对电影的原始认知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
“我以前可能是更偏自我一些，风格和故事上都更自我，但我现在可能会喜欢更温和一点的东西，更有点职业导演的样子。或许过几年我会觉得现在这样不对，但还是要珍惜这些年自己的电影观和内心的感受。”
大概是在不同的创作环境里扛住了各式各样的考验，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极端环境，管虎说起这些年心态变化的时候，总让人想到《老炮儿》里的六爷，带着股见过风浪、值得信赖的“局气”。
胡同，京味儿
就像管虎说的，他戏里的每个人物都有一种对标的动物属性。其实每个导演也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个人特质，这跟拍什么没关系，是种藏不住的劲儿，散落在每一部电影的细枝末节里。
从早期的《头发乱了》《上车，走吧！》《西施眼》等影片开始，五花八门的摇滚青年、农民工、小镇青年等在他电影里粉墨登场，到了《斗牛》《杀生》《厨子戏子痞子》，也还是各色小人物的小故事。哪怕是《八佰》《金刚川》这样的历史战争片，也还是普通士兵的群像演绎……
管虎故事里的特质，他自个儿觉得是骨子里跟“胡同”和“市井”的血脉相连。
管虎说：“从记事开始，12岁之前，我基本上没见过我父母，一个在北大荒下放，一个在青海劳改，我被寄养在邻居的爷爷家，他们家5个儿子，没人管我，那年代学校也不太上课，我打小闹大，天天在胡同里疯跑，整个就是一野孩子。我的印象就是冬天胡同里的煤场、大白菜、厕所，所有这些东西。
然后终于12岁我爸妈改造回来，给我带到北影厂大院里了，那会儿父母对我有愧疚，就比较纵容。
我所有的生长经历都是极度自由和极度市井的，就全是骑自行车在胡同里跑大的。这个过程自然而然造就了我的视野，我的关怀，我所有的悲悯好像那个劲儿都在那个群落当中弥漫着。
当然后来你看有钱、有房子、有车了以后，我经常说我怎么变成25年、30年以前我最不喜欢那类人了？所以有时候人生的一些状态你没法抗拒，但是心里的一些底色骗不了人。有一点东西是永远变不了的，心底最柔软那块东西还在。”
说完，管虎又讲起1990年在电影学院的课堂上聆听侯孝贤导演教诲的往事。这个被侯孝贤叫做“前排那个大个子”的学生，多年后也成为了一位能向后辈传道解惑的“前人”。
“我一直记得侯导讲他接两个女儿放学的往事。那是一种不管外面世界怎么变，我尽力去保持自己、尽力去认真生活的劲儿。这是他当时教给我的，做这个行业有义务、有责任努力保持一种相对单纯的东西，这个东西很难，但是要努力去做到。”
现在的管虎，跟当年的侯孝贤一样，在导演之外，还扮演着儿子、丈夫、父亲的多个角色。多重身份下的多重责任对于“能扛”的管虎来说，显然是乐趣远胜压力。
就像他电影里那些永远不服输的主角一样，管虎也期待着，自己将在全新的挑战中爆发出何种惊人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