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血卒，中共武装革命斗争时期的“血色马前卒”，早期的秘密党员，一生在中共军事斗争、隐蔽战线斗争，军事和工业教育战线上，跌宕起伏，成为“无名”的传奇。

　　袁血卒原名为袁汉澄，老家本为湖北麻城。当年因过于贫困，爷爷将其父袁熙帜放在箩筐里，一路逃难，最后落在了汉水边上的陕西省宁陕县关口镇定居。八百里秦川中最长最深最险的一条山谷叫做子午谷，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条著名的通道，诞生了相当多的传说与故事，譬如三国时期的“子午谷奇谋”，唐代杨贵妃吃荔枝的快速驿道。关口镇便是这个子午谷底的一个小镇，文学上曾经的这样形容“”长安河横过，清水细流，人民勤劳，森林茂密，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真是“春来也，鱼龙变化，鸟语花香”。但这只是文学，并不是生活。

　　子午谷

　　袁家落户在了关口镇，并在这里成为了地主家的佃农。袁父小时候勉强读了二年私塾，也曾出外当年一年清末的“绿营兵”，回乡继续务农。

　　袁父行二，同乡人都尊称一声“二爷”。他平时爱看“三国、水浒”之类。朴素的行侠仗义就此在性格中烙下深深的印记，这也影响着儿子袁汉澄（袁血卒）。作为佃户，早起而作，一年到头为地主忙碌。租地五斗，对半交租。即收十斗交五斗。年景不好之时，即便只有收八斗或七斗，地主家还得交五斗。

　　袁母叫司清莲。出自忠厚的农家，家里早先也是逃难而来的难民，她会刺绣、煮酒、熬糖、做豆腐、养猪、泡菜等，凭着她勤劳的双手帮着丈夫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1908年，袁汉澄诞生在这家贫苦家中。袁家租种几亩坡地，常常不能填饱肚子，靠母亲刺绣、裁缝衣服等贴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1921年，宁陕遭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血卒的四个姐妹、两个弟弟相继病饿而死。正在这时，地主又串通县衙门逼债，使其父受尽凌辱。袁血卒幼小的心灵从此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1926年前后，关口传来了一些宣传革命的报纸，西安的学生联合会还派了学生代表到关口小学演讲。少年袁血卒第一次听到了“三民主义”、“列宁主义”等。

　　1926年冬，国民军进入西安，怀揣“从军报国和振兴家业”梦的袁血卒热血沸腾，投奔了在西安的国民军韩德元部，被编入了学兵连。随即考入军事政治学校，并在学校中开始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启蒙，成为了一名时代进步者。

　　1927年2月，袁血卒在学校秘密地参加了中共，又随西北军五原誓师后，东出潼关参加了第二次北伐战争。

　　记载于周恩来年谱

　　1927年是残酷的一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袁血卒与组织失去联系，后几经周折，于1931年在上海找到组织，被介绍到中共中央军委由朱瑞和李富春负责的兵运策略训练班里受训。受训后与王超（即王省烈士）、李肃等被派往国民党26路军中做兵运工作。

　　袁血卒等人在国民党26路军里，严格按照兵运工作原则和组织上的要求，积极寻找自己熟悉的关系，培养发展中共秘密党员，发展了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成为了中共党员、团结了73旅旅长董振堂（中共著名烈士）和74旅旅长季振同（后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被错杀）等上级军官的工作为争取26路军暴动（即著名的宁都起义）打下了基础。

　　中共中央根据二十六路军中共秘密组织活动情况，决定组成特支，袁血卒任组织委员兼管士兵支部。正当形势迅速发展之时，接头机关却遭到破坏，特支成员全部暴露。情况突变，特支紧急商议，决定提前暴动，派袁血卒到中央苏区跟红军取得紧急联系。

　　在中央苏区，袁血卒被毛泽东，朱德分别亲自接见，并面授起义要点。

　　1931年12月14日黄昏，宁都起义胜利举行，中央红军也由此多了由国民党26路军改编而来的红五军团。在中央苏区，袁血卒历任了红军团长、红军特科学校政委、红24师政治部代主任等职。

　　董振堂烈士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夕，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中央分局书记项英，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项英兼任中央军区司令员、政委。1934年初至1934年底，袁血卒任地方游击政治部和破坏部的负责人（他从红24师政治部调中央军区政治部工作），政治部开办了一个游击训练班，开始由刘梦槐（可惜后被肃反）主办，后来由袁血卒兼管。

　　1935年2月，留守在中央苏区的全部红军，被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国民党军队围困在于都南部地区。经项英、陈毅、陈谭秋、邓子恢、谭震林、张鼎承组成的中央分局研究决定，把部队兵分四路，突出重围。袁血卒又一次受命于危难时刻，担任掩护主力突围的游击4大队政委。在上坪山、天门障地域，与围追之敌展开殊死搏斗。全大队500余人，只剩下袁血卒和大队领导李翔吾（不久因伤重自杀）、干部周子祯（即开国少将何侠）、两个通信员唐继章、钟卫生，此外还有两名士兵，战至最后，袁血卒率领仅剩的周、唐，钟三人突围而出。

　　1935年3月31日，经过15个日夜曲折行路，到达上海，希望接上组织关系。

　　彼时，上海正处在白色最恐怖时期，中共各级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国民党四处通缉由苏区进入上海的几名“共匪”。（周子祯即何侠，原在上海从事过隐蔽斗争，抵沪后就自行行动了）袁血卒化名黄日升，同唐、钟一起露宿街头以卖报做掩护，沿街乞讨为生，继续寻找组织的关系。

　　1935年12月6日。由于人力车夫告密，袁、钟、唐三人同时被国民党警察局拘留在拘留所里、袁以“瘪三”面目作掩护。警察局毫无办法于12月8日将他释放。袁血卒受到上海地下党的帮助和命令以化名吴银到国民党57师当兵。57师驻防海盐、平湖一带，将近半年时间，他开小差返回了上海，在上海闸北火车站（俗称“老北站”）找到张新生(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名支部书记），询问了唐、钟情况，张告之唐、钟已出狱，并送出了上海。

　　1936年初，袁血卒又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化名董守成。至浙江江山县的国民党部队当兵，伺机寻找自己的组织关系。不料在1936年8月14日的国民党新兵甄别中，袁血卒又以“政治嫌疑犯”罪名再次被捕。并且依照所谓“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被判处5年徒刑，关押在杭州陆军监狱执行。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国民党政府决定释放“全国政治犯”。袁血卒于11月23日被释放出狱。

　　1937年12月，他终于来到了延安，作为脱离组织多年，当然首先开始了“审查”，这一“审查”就是三年。，在被审查的三年中他任政治训练大队政治教员、编辑等职，

　　周子祯（何侠）少将

　　1941年9月，中组部根据何侠（周子桢）、李克如、李兴宗等人的证明和组织上调查了解所掌握的情况，做出了“恢复袁血卒同志全部党籍”的结论。

　　1941年9月17日，陈云同志亲自对袁血卒宣布结论：袁血卒同志在狱中的表现是好的，对敌斗争是坚决的，隐瞒了共产党员身份，掩护了同志，恢复党籍、送党校学习。

　　可是好景不长，随即而来的1943年4月3日，中央发出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7月15日，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运动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袁血卒在劫难逃，再次被隔离关押，逼其承认“两次被捕，两次自首”。袁血卒在为此而写的书面声明中写道：“对于‘两次自首’的结论我过去不同意，现在不同意，永远不同意。”在自己处境恶劣、生死未卜的情况下，还挺身而出，为其它被诬陷受冤的同志出面作证。由此，又是一个漫长的近三年时间，袁血卒被关押在延安保卫处。

　　1945年，朱德亲自从保卫处将袁血卒要了出来，并给其恢复了党籍，派往前方，任命为冀热辽纵队宣传部副部长，后又任命为晋察冀二纵队敌工部部长，但被康生在其档案里“两次自首”的错误结论像影子一样始终跟随着他，被长期“控制使用”。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中，国民党110师师长，中共党员廖运周率部起义，袁血卒奉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和张际春之命，组织领导了对110师的教育改造工作。袁血卒按照“长期改造，慎重处理，帮助生产，产量就业，使人皆有用，各得其所”的总方针，袁血卒等人成功的改造了这支旧军队。

　　开国少将廖运周

　　以后不久，蒋介石又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110师，师长廖运升。袁血卒巧妙地利用廖运周与廖运升的兄弟关系，派杨大伦多次去做廖运升的工作，在袁血卒的主持策动下，该师在浙江义乌一带投诚起义，又一支国民党的110师改编成为了中共军队。

　　1950年，袁血卒被任命为西南军区教导总队（下辖2个师，3个独立团的编制）总队长兼政委。2月，在其所辖的教1团和教2团收审的国民党校、尉级军官共800余人，密谋以木棍、铁锹、铁镐做武器，砸毁教导总队队部，组织反革命暴乱。袁血卒及时发现，随即向上级作了汇报并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很快予以瓦解。

　　1951年12月，袁血卒被任命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高研班主任。1952年元月29日，校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就“如何处理国民党高级军官的指导思想和教育方针”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袁血卒与校党委的意见发生严重分歧，他据理力争，坚决不同意“分期毕业”的意见，提出了“分期处理”的主张，并于2月1日写信给二野政委邓，陈述己见，提出“该放的放，该用的用，该养的养，该管的管，该杀的杀”的建议，得到了肯定和支持。

　　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袁血卒被指责为思想右倾。又遭到诬陷“袁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袁长期做敌工工作，接触国民党高级军官，必有受贿”等，以“贪污”罪名将其关押。

　　1953年6月28日，步校宣布：“给予袁血卒同志以撤职、降级、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调往西南军区后勤部公路处任处长，后改任西南军区工程学校副校长。

　　1957年，总后对袁血卒的历史问题进行了重新认定，得出“两次被捕均不以自首论处”的结论，这依旧是个“留尾巴”的结论。袁血卒在以后漫长的十多年时间里，年年申诉。

　　1957年12月，袁血卒任总后干部学校校长。

　　1958年9月，袁血卒奉命转业，告别了军旅生涯。由总后干部学校转业到天津化工学院，任院长兼党委书记。在他的主持下，天津化工学院从天津教育战线有名的“四无”院校（无教师、无校舍、无食堂、无室外训练场地），开始艰苦奋斗，成为了天津教育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浩劫十年伊始，康生给袁血卒留下的档案“污点”再次成为了他磨难人生的又一次开始，再度被关押和经受了残酷的行刑，经历了非人的折磨。

　　1978年5月18日，经中央批准，袁血卒40年的政治冤案得以彻底平反。平反后袁血卒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民政部党组成员。当时，他有三句话：“一是幸存下来了；二是身体还健康；三是我现在有工作。”

　　袁血卒任民政部副部长时的一张批条

　　1995年7月18日经中央批准，袁血卒同志享受正部级待遇。

　　2004年2月11日，新华社北京电：民政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袁血卒同志（正部级）因病医治无效，于1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这是一位宁折不弯的老人，在中共武装斗争期间，在兵运工作上有着杰出贡献的杰出老人，从宁都起义到解放战争国民党军起义，都有其身影。在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对旧军队旧军人的改造，有着莫大贡献的老人。70年的革命生涯，屡遭不公，千难万险，却从来坚持自己信仰的革命老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