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春自称是“职业小偷”——偷走火车旅客的影像。40多年来，王福春乘坐火车北上漠河，南下广州，西去格尔木，东到上海，行程几十万公里，拍下数十万张“火车上的中国人”照片。从绿皮火车拍到高铁动车，他将火车作为载体，让普通百姓成为了火车故事中的主角，用照片构筑起了一个中国铁路发展的影像轨迹，用摄影见证了火车上的人生百态。2018年，他的《火车上的中国人》“开”进中国美术馆，2019年该系列作品又在位于英国约克的大英铁路博物馆亮相，并开启了在英国多家知名博物馆为期3年的巡展。

　　火车上的中国人

　　牡丹江-长汀 1995年

　　京沪高铁商务车  2011年

　　北京-沈阳 1994年

　　宜昌-汉口高铁 2012年

　　沈阳－大连 1994年

　　南昌－上海 2007年

　　北京-沈阳 1994年

　　北京南-杭州（德州） 2015年

　　齐齐哈尔-北京 1996年

　　北戴河-北京 2015年

　　在与本报记者张晓寅的对话中，王福春笑言自己的摄影作品更像是长篇报告文学，反映和记录着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

　　张晓寅：您再次出版的摄影作品集《火车上的中国人》，与之前的《生活中的中国人》《地铁里的中国人》组成了三部曲。可以说，您的摄影作品一直与“火车”息息相关。从什么时候开始，您有了拍摄火车的想法？这与您的生活经历有关吗？

　　王福春：我三四岁的时候父母接连去世，我是由哥嫂抚养长大的。我哥哥家有5个孩子，加上我算是6个了。初中毕业那年，在铁路工作的哥哥瞒着我去绥化铁路司机学校给我报了名，让我在那个时候接受了较高水平的教育，也因此和铁路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5年，我在学校应征入伍。在部队的5年，做的是宣传方面的工作。1970年从部队复员回到哈尔滨后，我又做了几年车辆钳工。因为喜欢写写画画，我被调到工会当宣传干事。在一次单位评劳模的活动上，工会主席让我拍劳模照，我到技术室借了一台海鸥相机，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相机。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拍照片，陆陆续续在我们铁路报社发稿。直到今天，我没有再拿起过画笔，而是把对美术、美学的热爱都融进了摄影作品中。

　　1977年左右，我开始拍火车。那时候只有报社、企业做宣传工作才会用到相机，普通百姓最多拍摄纪念照，平常很少能接触到摄影。我是铁路职工，由于经常有宣传任务，所以我带着相机坐火车拍摄都是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就是把眼前看到的场景、故事客观真实地记录下来。从绿车皮、蓝车皮、红车皮到白车皮的更新换代，我都拍了。如今回头去看，我这一生就专注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坚持摄影。

　　张晓寅：您经历过胶片时代，也赶上了数码时代。在拍摄铁路作品时，对于这两种拍摄体验，您有哪些感触？

　　王福春：胶卷拍摄难度要远远大于数码，要知道那时候胶卷很贵，一卷12张，不能像数码这样随意地按动快门。我们当时在车厢里拍片很严谨，要到关键时刻才会按下快门。而且拍完上胶卷、后期洗照片这些都很花时间和精力。但数码就不会受限于此，数码相机方便快捷，越来越自动化、智能化。我以前也一直坚持用胶片拍摄，最初有些抵触数码，但是2005年时，儿子送给我一台数码相机，我到地铁里一试立竿见影，照片很快就出来了。而且数码照片成像好，我在平遥做展览时，一张数码照片能放大到3米，但胶片如果放这么大，画面颗粒就全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兜里24小时都装着卡片机，走到哪儿拍到哪儿。但是，不管是胶片还是数码，我始终注重内容，作品要有思想、有深度、有看点。我喜欢拍摄生活中大家司空见惯而又会不经意间错过的瞬间，这些会更让人有亲切感，更能打动人。

　　张晓寅：通过您的镜头，火车这个流动的小社会，在一节节车厢里演绎出了一幕幕人间百态，这其中有哪些故事让您记忆犹新？

　　王福春：我的照片可以说是用泪水、汗水换来的。拍摄的40多年里，有过太多难忘的故事。记得1987年大兴安岭着火的时候，我正在火车上，当时我在那边拍了4天4夜，从大兴安岭返回时，我看到车里有很多受灾的群众。医生给送医送药，铁路职工给送饭，车厢里都是大包小包，大家互相慰藉、互相扶持。我碰到一个母亲带着儿媳妇，听说大火前一天儿媳刚生完孩子，着火后他们抱着孩子跑出来，什么东西都没带。我便找餐车主任做了荷包蛋、面条送去，还把自己的一件军大衣送给了他们。这些年我心脏不好，一直随身带着药，所以拍摄途中，遇到突发相关疾病的，我经常会把自己的药拿出来。不管到了哪里，只要遇见需要帮助的人，我总想献出一点爱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这可能也与我自己苦孩子出身的遭遇有关，那些身处困境中的人总会刺痛我的心，让我想起自己的童年。我始终相信只有有良心、良知、爱心的摄影师，才能拍出好照片来。

　　当然，拍照片不会总是这么简单平常，我也遇到过一些不理解拍照行为的人，有过多次被打的经历。这些年在火车车厢里，我形容自己是“职业小偷”“流窜犯”，练就了一颗“贼心”“贼胆”，因为有胆才敢拍。除了被误解，我也遭遇过不少危及生命的险情。记得1991年在一趟从哈尔滨去往上海的火车上，火车暂停期间，我下了火车。结果还没等我走上车厢，火车就开了。当时，我追着跳上去，腿脚蹬在车皮上，手一抓上车把门，脚却脱离了支撑，身体随即飘了起来，这种时候一旦坠地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列车员和乘客一起使劲拽开了车门，将我拽进了车里。我坐在地上十多分钟，站不起来。后来有乘客问我，“你不要命了，这趟赶不上，大不了赶下趟车啊，你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我说，“我的摄影包还在车上，胶卷、镜头都在里面，不上不行。”那些照片是我拿命换来的，后来即便过去了很多年再回想起当时的险象环生，我依然心有余悸。

　　张晓寅：您统计过自己拍摄的照片数量和乘坐过的火车里程吗？

　　王福春：过去的胶片，我拍了有20多万张，到现在数码就更多了，40多万张。我家里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最多的就是底片。我一年最多的时候坐过150多次火车，每一次出行都有记录。可以说，我把全国的铁路基本都跑遍了，每条线都走过。有时候在北方上车，外面还飘着雪，睡一觉醒了，一睁眼睛到了南方，到处是春暖花开，完全是两个世界。所以，火车让有我机会走遍了大江南北，摄影让我把这些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都留存了下来。

　　张晓寅：谈起纪实摄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摄影师注意到其深刻的社会意义。深度专题、长期关注等越来越成为广大摄影师的共识。在您看来，纪实摄影具有怎样的价值意义？您又是如何让自己的纪实摄影作品做到与众不同？

　　王福春：在我看来，纪实摄影重在其社会价值、史料价值、文献价值。纪实摄影记录的是生活，留住的是历史，真实是生命，思想是灵魂。它会随着时间的沉淀，越来越有品头，有味道。同时，因为其记录现实的特性，让纪实摄影作品有了不可复制性。回顾我那些年拍的铁路照片，我觉得情感这条主线将这种唯一性更清晰地刻画了下来。比如，当年坐火车的时候，车厢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聊天、打扑克、喝酒等，大家一趟火车坐下来，关系很融洽。而现在坐高铁的时候，车厢环境好了，大家各自看着手机，相互间的关系冷漠疏远了很多。

　　结合我自己的作品来看，因为我过去画画，尤其喜欢画漫画，所以我把美术元素融到作品里，形成了我的一种摄影风格。很多人看了我的照片，会发现有一些画面含着幽默、搞笑，这让我的纪实作品也显得更加生动有趣味。

　　张晓寅：现在也有不少青年摄影师在拍摄火车，关注铁路。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分享给他们吗？您今年还有作品展览计划吗？

　　王福春：好作品需要摄影师的阅历、学识和修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阅历要比学识更重要。年轻人一定要去体味生活，感悟生活。尤其是纪实摄影，需要的是日积月累，长期坚守和关注十分重要。另外，很多年轻摄影师知识面有些窄，过于注重摄影技巧，这对个人的长远发展会起到阻滞作用。我从2000年开始编第一本画册时，才把文学捡起来，这也让我认识到文学修养的重要性。因为文学功底的好坏会影响到照片后期编辑和作品的认知审美。所以，只有将知识融会贯通，才能让作品更充实。

　　今年4月，我原定还要再去英国一所大学做展览，之后在韩国还有一个收藏展，目前也在策划中。由于现在正处于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时刻，展览具体安排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我期待疫情早日过去，大家平安。

　　文章刊发于《中国摄影报》·2020年·第13期·2版

　　摄影：王福春

　　采写：张晓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