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强

　　一位坚持拍摄了38年北京城的女摄影师。她1988年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1989年调入北京东城区新闻中心从事摄影工作，并担任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东城记者站摄影记者，曾先后出版《学摄影》《吴强摄影集》等。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吴强在胡同生活、成长和工作，对胡同环境十分熟悉与亲切。2019年，她的“昔日朝阳门南小街”摄影展在史家胡同博物馆开展，从数以万张老照片中精选而出的这些胡同条街影像，再现了北京东城区30年来的发展变迁。同年，她的《女摄影师镜头中的背粪工》入选第27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那些看似平淡的照片，张张映刻着时代的印记。

　　女摄影师镜头中的背粪工

　　春节前，在来本报编辑部的那天早上，吴强刚刚从北京火车站拍摄春运途中偶遇的一位寻子的妇人，古道热肠的她来不及坐定，便匆匆将新闻图片发表到头条号上以期通过照片的传播帮助他人。当听记者提到微博流量大时，她又立刻学着注册了微博@女摄影师吴强，希望能尽绵薄之力。在与本报记者唐瑜的对话中，认真且低调的吴强回顾过往，谈起她对摄影始终保持着的热情。

　　唐瑜：您从事摄影工作已有30余年，回顾当初，您是如何入行的？

　　吴强：我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母亲是医生，舅舅是中医。我17岁时学过一段时间中医，做些抄写药方的简单工作。1971年，我被分配到了北京双叶毛衣衬衫厂，此后做过烫工、车工，还做了13年的制衣工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北戴河遇到了当时在工人日报做记者的小学同学。他说，“你不能这一辈子当工人吧？不如学摄影。”正好我父亲特别喜欢摄影，家里有相机，我便开始学了起来。那时候用的是海鸥4A双镜头相机，120底片。我第一张照片拍摄于1982年的秋天，去香山赏红叶的途中随手拍了部队官兵维持秩序的场景。当天向北京晚报摄影部投了稿，没想到第二天就发表了，这极大地鼓舞了我。在接下来的六七年间，我除了拍摄北京胡同外，基本上都在拍风光，黄山、长城、坝上草原都是我镜头里的常客。

　　1986年，我参加了全国统一成人教育考试，考上了中国记协职工新闻学院。毕业后，北京市东城区成立了新闻中心，由于我平时经常提供图片素材给东城区有关部门，于是我就正式调入了东城区新闻中心工作。直到2007年退休，我都坚守在基层一线的摄影岗位上。同时，我也是北京日报特约摄影师、新华社签约摄影师。

　　唐瑜：将摄影作为职业之后，您主要的拍摄点是什么？

　　吴强：在新闻中心工作时，我主要的任务是拍摄资料片，紧跟着区委区政府的各项活动和工作，其次是拍摄留存本区的实景影像资料，还有就是向各家媒体提供本区宣传素材。当时，负责摄影工作的只有我一个人，每次拍摄完冲胶卷、洗照片、放照片的工作全靠自己。之所以自己冲洗是因为到照相馆是有时间限制的，不能保证立等可取，但是新闻稿需要时效性。所以，我索性自己去买冲洗胶卷的药，用蒸馏水配药，像D76显影液、定影液等，拿显影罐把胶卷导进去。时间紧的话，胶卷经常是用吹风机吹干的，吹干后赶紧放到放大机底下，挑出几张来放。那边定影液定着影，这边就开始写文字，写完等图片吹干了，就把写好的信纸夹着照片搁在信封里，骑着自行车去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等挨家送稿。这一系列的工作流程既紧张又需要心细，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唐瑜：您摄影起步比较早，1988年就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您之前参与过全国影展的投稿吗？

　　吴强：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后，我也是北京摄影函授学院前身中国摄影函授学院的第一期学员，在那里进行过为期一年的学习，值得骄傲的是，我当时曾作为学员代表在开学、毕业典礼上发言。后来，《大众摄影》杂志还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给我们这期学员办过一个展览。而我的摄影“专题”概念启蒙则来自《中国摄影》杂志，当时的杂志编辑偶然在《大众摄影》杂志举办的展览上看到我的作品，约稿发了两三页。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积累照片，心里扎下了拍专题并编辑图片的意识。

　　去年，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第27届全国影展新增了“长期关注单元”。这一下子吊起了我的“胃口”，也是我第一次参与全国影展的投稿，投稿作品就是“背粪工”这个专题。

　　唐瑜：“背粪工”这样一个极易被忽视的群体，您拍摄了很长时间。作为一个女摄影师，怎么会想到要去关注这样一个选题呢？

　　吴强：北京东城区胡同比较多，又细又长，曲里拐弯。过去还存在着死坑，也叫旱坑，不能拿水冲，需要靠人力挖粪。于是，也就有了背粪班。我从东城区政府得到消息，将划拨资金进行公共厕所改造，要把背粪工这一群体解脱出来。我当时就想，如果能把这个即将消失的工种用影像留住，该是多么珍贵啊！我忘记了女同志的娇弱，背起相机，开始常年跟着他们坐在一辆背粪车上，一处一处地跟拍。想要拍出好照片，就要跟被摄者融为一体，不怕脏、不怕臭，记得我有一张照片的标题是《不把破旧的公共厕所带入21世纪》。1999年底，北京结束了人工背粪的历史。

　　另外，我之所以关注到这一群体，也是因为工作时认识了樊宝发。他是我们东城区的背粪工，也是继时传祥之后第二个全国劳动模范。我清楚地知道背粪工背后的故事，他们是时代的劳模，当年选择“背粪工”这一职业，虽然工作时脏点、累点，但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照顾了全家人。时代更迭，那些消失不见的每一段记忆、每一幅面孔都值得珍藏。

　　唐瑜：第27届全国影展新增“长期关注单元”，一组照片就是一个故事，这就要求摄影人深入基层、耐住寂寞、长年坚守。您手里的影像资料非常丰富、涉及广泛，图片编辑过程应该很繁琐吧？

　　吴强：我拿起相机做专职摄影工作是在1983年，我长期拍摄并直到现在还在坚持的还有“社区居委会”这个专题。从上世纪80年代居委会大妈们“站岗”，到如今工作人员逐渐年轻化、知识化，这一发展过程的时代特征非常明显。尤其在今年春节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中，北京市战斗在防控一线的许多人是社区工作者。从情感上说，我喜欢走访街道，喜欢关注社区居委会，整个“居委会”的概念历史转化，也是我多年跟踪拍摄的重点。

　　去年9月20日，由朝阳门街道工委办事处主办的“昔日朝阳门南小街”摄影展在北京东城史家胡同博物馆展出。该展览展出的照片是我拍摄于2001到2002年之间的作品，当时正值朝阳门南小街即将被改造。展览中，我用300多幅彩色负片连接成20公分高、30米的两个长卷，再现了这条小街东西两侧商贾店铺的原貌。可以说，这些照片都是我一步步走出来的，拍摄时我就有过精准测算，这也为后期接片奠定了基础。

　　我确实连续拍摄过很多题材，经过整理编辑或可形成专题。从胶片时期过来的专业摄影人，在打理底片方面大概是需要费些工夫的。我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一有时间就去整理过去的胶片，一份编号存入信封，一份编号翻拍存入电脑。信封和电脑的编号是一样的，这样便于分类整理。

　　唐瑜：您认为一个职业摄影人需要哪些素养？

　　吴强：我觉得自己谈不上是个职业摄影人，只是一个“通讯员”。如果摄影是事业，而非普通爱好，就一定要沉得下心。我喜欢人文纪实类的作品，欣赏的摄影家有王文澜、邓维、贺延光、解海龙、黄一鸣、康泰森、张兆增等。在我看来，好的纪实摄影作品一定要能表现出时代精神、时代烙印。在我拍摄北京东城的这几十年间，我特别喜欢关注东城区的社区居委会、胡同里的人和事，包括东城区大面积的拆迁、整治，都是我的拍摄对象。多年的拍摄经历让我明白，作品的故事性尚在其次，首当其冲是作品要有深度，这也就需要摄影人平常多留心身边人和事、多学习知识、多关注生活，提高文化修养，让摄影作品留得住我们今天正发生着的这些真实故事。

　　文章刊发于《中国摄影报》·2020年·第14期·2版

　　摄影：吴强

　　采写：唐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