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荣枝案”正式进入公诉阶段后，“劳荣枝的二哥”（以下简称“劳二哥”）就“妹妹的恶行”有过公开道歉，并坚信“妹妹”只是法子英的“钓鱼钩”。从某种层面上而言，这样的自洽逻辑也是能够被大多数人接纳的，毕竟当年“劳荣枝”结识“法子英”时才20岁左右，而且还是个小学老师。平心而论，如果不是“法子英”的出现，“劳荣枝”大概率会有不错的人生。

　　要知道，作为“劳荣枝的家人”来讲，当下的争议并不在于要为“劳荣枝”做无罪辩护，而是希望“消失二十多年的家人”，能在法理的公正判决下“留条命”。因为在他（她）们看来，“劳荣枝”除却是犯罪分子，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受害者”。

　　与此同时，在最新的媒体报道中，“劳荣枝的中专同学”也发声称“劳荣枝本人善良漂亮，不会是杀人魔”。言外之意，也是比较认同“钓鱼钩”的逻辑，并且一再表示“如果早知道法子英是歹毒之人，想尽办法也会‘拉住’劳荣枝”。一言以蔽之，“劳荣枝”是被带坏的。

　　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作为“劳荣枝的亲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态，除却有“打捞劳荣枝”的朴素愿望，更为直接的是他（她）们更了解“劳荣枝变坏”前后的样子。虽然，这些认知不一定准确，但是基于人性的异化过程来看，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并且，我们也要搞清楚，对于“钓鱼钩”逻辑的推断，其实不见得都是道德尺度，其中也是比较符合法理审度尺度的。甚至，我们可以确信，就算“劳二哥”和“劳荣枝中专同学”不作出这样的推断，作为法理程序也会考虑这样的案情存在。

　　所以，就“劳二哥”在“劳荣枝案”正式进入公诉阶段后的表现来看，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亲友们的发声“不一定”可以成为量刑的依据，但是却可能成为案情审度的边缘性考量。于此，在理解“评价偏差”的问题上，才能更好地进入“就事论事”的秩序。

　　坦白讲，作为家人来讲，就算亲人犯下再大的错误，都还是会选择去“打捞”，起码在人性的尺度上是这样的。就如“劳家人”来讲，在一定程度上他（她）们很清楚“劳荣枝”将面对什么，可之所以会努力的进行“打捞”，就在于他（她）们想在可能性的范畴内，让“劳荣枝”活下来。

　　至于到最后，劳荣枝能不能活下来，还要以法理的准绳为最终的答案。毕竟以我们所了解到的案情来讲，“劳荣枝”和“法子英”一样，都属于十恶不赦的魔头。别说是让“劳荣枝”死一次，就是“死十次”可能也不为过。但这些认定，多半是围观视角，也就是公共正义的立场。

　　而对于“劳家人”而言，他（她）们总觉得“劳荣枝”也是“受害者”，如果不是法子英的“控制”，应该不会走向不归路。但是，这里还是要清楚一点，“劳荣枝”到底是被法子英“控制”作案，还是“伙同”作案，界定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在作案前“劳荣枝”还是“法子英”的女朋友。

　　与此同时，“劳荣枝中专同学”称其“人美心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也只能以“五五开”的逻辑介入。因为，我们在认定“劳荣枝”是女魔头的时候，主要是以恶行来参照的，至于她当时是怎么想的，以及处境如何，其实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毕竟，我们在评价一个人时，是主要以他（她）的行为来参照的，也就是在没有大错误的情况下，都可以称得上“心善”。至于一个人犯下的“大错误”到底跟“心恶和心善”有没有关系，其实真的不太好说。因为，确实存在情非得已的犯错行为。

　　以“钓鱼钩”的逻辑去审视“劳荣枝案”，其实就是简单地把“劳荣枝”看成“傻白甜”，把“法子英”看成“大恶魔”。可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是复杂的体系，可能劳荣枝在最初作案的时候，真的有所犹豫，但是，不见得后面的作案依然是被“控制”的结果，而这也是“劳荣枝案”中较为难解的部分。

　　另外，“劳荣枝案”最大的难点在于“时间跨度大，证据链模糊”。因为，二十年前发生过的事情，就算当年审判法子英时留有详细的“证据”，却不见得“法子英所说”也都是真相。这种情况下，对于劳荣枝的异化就只能透过人性常理进行推断。

　　而对于“人性常理”来讲，法理尺度到底能接纳多少，采信多少，这其实也是个比较难把控的问题。所以，也就能理解，为何劳荣枝落网将近一年，具体案情的进展却如此之慢。因为，“审判劳荣枝”不仅只关乎“受害者”的利益，更关乎法理层面如何看待陈年旧案的态度。

　　于此，回到“评价偏差”的问题上，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问题在于，法理尺度上如何正确地看待这些“知情人”的发声。甚至，除却法理尺度上的较难拿捏，作为媒体舆论的介入其实也需要尽量的克制，只有如此，“审判劳荣枝”和“打捞劳荣枝”才能形成制衡的局面，而这才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现实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