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回想这段谋求和谈之事，在日记中极为自责：“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唯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所惑。”
1938年8月初，一个神秘的中年男人抵达香港，通过地下渠道向国民政府发出和谈邀请，并提出了日本与中国谈判的六条总原则，其中一条就是首先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个神秘人就是和知鹰二，日军参谋本部在中国设立的重要情报机构“兰机关”的负责人。
此时，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势头正盛，正在步步逼近武汉，国民政府万万没有想到日本人会在此时主动“求和”，于是一些“主和派”觉得机会来了。但蒋介石还是比较冷静客观地分析了现状，对和谈不抱太大的希望，他与《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谈话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观察倭寇在华之权益与设施，岂能随便放手还我乎？若无重大变化与打击，彼决不罢手。一般以为和知来求和抱乐观者，实未究其极也。”
9月23日，在日方极其诱人的条件下，蒋介石强烈期望尽快结束战争，于是在对和谈没报多大希望的情况下，返回武汉主持会议研究对日和谈问题，商量如何应对等。
接下来，蒋介石派曾多次参与中日谈判的萧振瀛任中方代表，并精心挑选每一位成员，组成赴港谈判团。9月26日，为增加谈判胜算，又特命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经验丰富的雷嗣尚加入谈判团。
萧振瀛，字仙阁，原籍山东省文登市，生于吉林省扶余县，民国军人政客，素有外交手段。1922年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曾任察哈尔省主席、天津市长等职。
9月 28日晚，和知鹰二离开香港，返回日本，临行前向中方代表私下透露：日方此次之所以选择让步，是因为希特勒曾多次致电日本，要求日方与中国谈和，共同对付红色苏维埃政权。此外，日本国内出现危机，无法支撑长期战争，所以在目前拥有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愿以较大让步，换取东亚和平。
即便如此，和知鹰二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虽然日本内阁的许多官员都有此远见，不愿与中国长期为敌，但军队中的主战派却占了大多数，日本政府和军方在战与和的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
因此，和知鹰二意识到此次回东京复命，一定会遭遇很多困难，但他同时向中方代表表示，自己一定会拼死说服内阁实现中日和平，并于10月10日前将日方的最终决策意见告知中方。
由于此次谈判中，日方愿意大幅度让步，符合中方预期，谈判似乎朝着成功的方向在发展。特别是日方同意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也让蒋介石大为满意，甚至一度研究起和谈成功后的停战、撤兵等问题。
为了尽快实现国内和平，10月8日，蒋介石对谈判人员作出六点指示：
1.对方如确有诚意，应于10月18日前完成一切手续，否则不再续谈。
2.我方绝对不要停战，更不应害怕汉口失守，尽所有力量支持长期抗战，此层应使对方彻底认识。
3.直接谈判系指此次事件之解决而言，并非永久受此限制。
4.此次谈判，系对方主动，我方诚意与之商洽，对方不得故意歪曲事实，散播不利于我方之宣传，否则认为对方毫无诚意。
5.停战协定系两国政府间之协定，不可作为前线军队与军队间之协定。
6.谈判重点应集中于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若对方能做到此层，以后双方定能开诚合作。
最后蒋介石一再强调，己方在本次谈判中应坚守一些底线原则，做到“宁死勿允”。
10月10日，日本内阁还在就战与和的问题激烈地辩论。在这个双方约好再次碰头的日子，日方没有任何消息。
10月15日，和知鹰二终于再次现身香港，他带来了日方最高会议的决定。日本认为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之前，中日双方必须建立七项谅解：
1.防共军事协作及驻兵。
2.中国政府之调整。
3.伪组织之收容。
4.满洲国之承认。
5.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
6.日、华、满经济提携。
7.战费互不赔偿。
这一决定体现出日方有一定的和谈诚意，但同时也提出了新的侵略要求。日方虽然口口声声说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却要求国民政府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领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并且狂妄地要求中国政府改组。结合第三条“伪组织之收容”，实际上就是要求未来的中国政府由如今的国民政府与伪政府共同改组而成。
对于日方的决定，中方代表虽然备感屈辱，但并不是不能接受。不过，中方还是希望能够挽回一点颜面，希望在日方的配合下，于协议上玩一些遮遮掩掩的文字游戏。其实中方代表不过是要求日方多一些诚意，在和谈宣言上言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而不能将“行政”二字撇开不提。纵然如此，仍然被日方拒绝。
10月14日，蒋介石认为日方对于和谈缺乏足够的诚意，下令终止谈判：“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可与之多谈。”
后来，主和派孔祥熙、萧振瀛等人试图与日方进一步谈判，蒋一度以“杀无赦”严加警诫。中日双方第一次和谈就此失败。
12月2日，回想这段谋求和谈之事，蒋介石在日记中极为自责：“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唯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所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