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羁绊、对公众利益造成桎梏的过时地方法规，必须及时“废”掉。

▲市民骑自行车因没有牌照被罚50元，引发舆论关注。图/网络截图

　　新京报社论

　　近日，江苏南京一网友发帖称，他在骑自行车时因没有牌照，被交警罚款50元。4月24日，“南京交警”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按照2024年1月1日施行的《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自行车不再属于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上路无需上牌。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据此撤销罚款的处罚决定，并对当事交警追究执法过错责任。

　　按照当地最新规定，自行车上路无需上牌，交警却以没有牌照为由作出罚款处罚，这是错误执法，当事交警自应承担相应责任。而值得追问的是：这起“乌龙执法”是不是孤例？还有没有同样的处罚？对此，当地有责任查清，有一起纠正一起。

　　除了错误执法，这一事件暴露出的立法“废”“改”滞后问题也值得审视。被错误执法，这名网友是不幸的，而其“幸运”之处在于，此事发生在2024年，最新修订的《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已实施。否则，哪怕早上几个月被“逮住”，处罚可能都很难被撤销。

　　按照江苏省之前规定，自行车需上牌才能上路，骑没有牌照的自行车上路属于违法。从形式违法的角度，如此认定没有问题，但从实质违法角度，骑没有牌照自行车上路，社会危害性在哪里？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有明晰答案，这一规定的正当性，就值得质疑。

　　当然，自行车上牌才能上路一度全国通行。在当时，如此管理方式有其价值。比如，上了牌，被盗的自行车追回后，可以很快找到车主；自行车撞了人，可以很快确认责任人等。但其基础在于，在经济不发达年代，自行车属于相对贵重的物品且数量有限。

　　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自行车数量激增，从贵重物品变成“大路货”，国家没有必要也没有力量再对其进行特殊管理。

　　于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多地取消自行车上牌政策，其中四川取消于2003年、北京取消于2004年。如果不是这次“乌龙执法”事件，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江苏废止自行车上牌规定，比四川、北京等地“落后”了这么多年。当然，也不排除还有一些地方至今没有做出调整。

　　而“落后”的代价则是，社会付出了不必要的执法成本，市民则承受了不应有的束缚和违法成本。自行车上牌规定早已“不合时宜”，却仍存续多年，为何未被及时废止？还有多少类似的过时地方法规需要清理？这是我们需要追问的。

　　只有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法律，才能产生良好的执法效果。这要求立法必须与时俱进，及时“立改废”。除了适应现实需要的“新立”，那些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羁绊、对公众利益造成桎梏的过时法规，也必须及时“废”掉。

　　在国家立法层面，“废”“改”和新立一样受到重视。比如，随着国家计生政策调整，2021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集中清理和专项审查，全国3632件“不合时宜”的计生规定需废止或修改。而今年3月，国务院也废止了13部行政法规。

　　但在地方立法层面，“立”更受重视，而“废”“改”相对滞后，一些已经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甚至违反上位法的法规仍存续。像一些地方通过立法，给予当地企业著名商标认定以及特殊保护。但这种做法违反我国商标法的立法宗旨，也有违市场公平竞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于今年1月要求予以全面清理。

　　回到南京这起“乌龙执法”事件，起初人们可能并不知道自行车上牌规定是否废除，只是出于朴素判断，认为因此罚款是不正当的。各地立法机关也应注意和珍视民众的朴素判断，通过及时“立改废”，实现善法善治。这是这起“乌龙执法”事件，在立法层面带给我们的启示。

　　编辑 / 徐秋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