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再人民网《百姓监督》栏目里，经常看到退休法官、某地公安局长、某银行行长、某市长、某信访主任上访的新鲜帖子。笔者看了以后心中颇有感慨而又同情这位“老前辈”。退休法官、某地公安局长、某银行行长、某市长、某信访主任上访，这在新中国信访史上恐怕绝无仅有。作为一位对法律烂熟于心，曾被同事认为很有前途的法官和原信访主任走到今天这一步，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谈谈退休法官冯缤

　　湖北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冯缤，在发现难以用法律诉讼为妻子维权后，匆匆踏上了上访之路。他穿着法袍，到省高院门口喊冤、拦车，溜进最高人民法院递状子……目的是要求依法立案、审理一起劳资纠纷。

　　前年6月，孝感中院清退后勤工人，要他们和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冯缤的妻子——清洁工胡敏拒绝签字。理由是，她是唯一在中院工作了10年的后勤人员。按照新施行的《劳动合同法》，法院应当和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法院没有理会胡敏的要求，直接停掉了她的工作。为此，冯缤和自己的“东家”先后打了三场“官司”，均未达到维权预期。这就是说，《劳动合同法》不仅在他供职的法院不起半点作用，即使劳资双方对簿公堂，相关法条也被“合理稀释”，最终皈依公权部门的既定说法。由此可见，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哪怕身处体制内，私权照样不是公权的对手；再好的法律，也未必都能实现立法时的良好初衷。

　　谈谈原信访主任吴宗明

　　吴宗明，2002年退休的广西桂平市信访办主任，却因住房强制拆迁后的补偿问题，在2007年“绝没想到”地变成了上访人员。他说，“有时候想想，觉得也挺可笑的，信访办主任去上访。”另外，他的上访维权行为，至今无果。

　　吴宗明在检察院干了11年、司法局当了7年副局长又在信访办当了3年主任的老干部居然也成为了芸芸众“上访户”中的一名，局外人觉得不可思议，还有的用戏剧性来形容。

　　冯缤穿法袍上访和原信访主任上访都是“信访不信法”的典型表现，正是基层有法不依的乱象，把这位执拗的法官和原信访主任上访活生生地“推”进了上访的队伍。事实上，好多一拖数年的上访案件，只要有高官做个批示，就会立马引起下面的“高度重视”。

　　冯缤穿法袍上访和原信访主任上访单就这个事件从侧面折射出我国的现有信访体制的弊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冯缤穿法袍上访和原信访办主任上访也无效？该事件成为当今大部分地区信访体制运行的真实写照。一些地方的信访办却变成了“截访办”，在接待群众上访的过程中，不是与有关部门去沟通协调，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而是变成了“截访”，变成劝阻群众不要上访。

　　这个事件警醒我们，群众有苦不好诉，有难不好解，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求渠道仍然不畅。现有信访体制必须改革，必须创新信访工作理念和举措，必须探索信访工作新机制新制度，要建立一套信访终结机制，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不能再让上访群众来回奔波了。

　　当然，我国也有不少地方信访工作做得很好，取得了成功的信访经验，如浙江的“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为了群众、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枫桥经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

　　枫桥在各居委会、村，甚至在一些重点企业都建立了相应的调解组织。近年，共成功调处民间纠纷1000多起，调处成功率达97.2%，其中80%的纠纷在村一级就得到了解决。

　　如四川资阳创建村组“说事室”，将信访触角延伸到基层、把矛盾化解在了萌芽状态等等。希望这些成功的先进信访经在全国推广，各地之间也要相互学习借鉴，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得我们的信访工作与时俱进，科学发展，从根本上改变陈旧信访模式，不断适应当前这个矛盾突显的复杂社会局面，真正起到为党和政府分忧、为人民群众解难的作用，避免退休法官、退休信访办主任等人上访这种戏剧性事件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