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海瑞/文
到2050年，世界将完全“进城”。
数据显示，全球城市化率从1750年的5.5%一路攀升，到2050年即将增长到70%。这意味着：地球上的城市空间从寥若晨星到灯火璀璨，将接纳大多数人类足迹。未来，城市就是世界。
近日，《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9-2020）》（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这份《报告》说，中国的城市化率数字变化得更快：预计到2030年可达到70%，到2050年将达到80%左右。
目前，中国正经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四十年间，城市化率从17.9%到58.52%、常住人口由1.7亿增长到8.1亿……城市逐渐成为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担当经济发展的引擎。
变迁
一定程度上，中国600多个城市的进化曲线，也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轨迹。同时，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更多的城市也向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看齐。
在《报告》中，编撰者选择全球50万人口以上的1006个城市做样本，通过计量城市经济竞争力的显示性指数，对全球城市经济竞争力的表现作出评估。根据《报告》，中国有9个城市进入全球城市竞争力前50 强，其中有5个城市跻身全球城市竞争力前20名。他们分别是深圳第4、上海第10、香港第13、北京第17、广州第18。
其中，城市排名位次的升降，代表了这些城市全球化的影响力的变动。与2018年比较，上海上升3名，北京上升2名，香港下降2名，广州下降4名，上海超越了香港。
除这5个城市外，占据全球50强的另外4个城市，分别是苏州居第25位、南京第42、武汉第43、台北第44，其中南京较去年提升3名，苏州、台北提升2名。
为了更明晰地看清发展轨迹，如果放大至全球城市前200强，则中国共有39座城市入围，其中宁波（第90）提升11名，杭州（第64）提升10名，青岛（第76）、佛山（第84）提升9名，常州（第99）提升8名，成都（第54）提升6名，而天津（第82）则下降40名。此外，泰州（第180）、西安（第150）、福州（第153）、东莞（第104）等城市排位大幅提升，而沈阳（第200）和大连（第185）分别下降30名、60名。
不难看出，从空间分布来说，南方城市总体上升较多，北方则下降多；东部沿海城市和中部地区的城市经济竞争力水平升多降少。
排名升降也折射了中国区域经济嬗变的大趋势。从整个样本库数据了解到，中国上榜的291个城市中，总体排名升少降多，均值有所下降，具体排名马太效应明显，分化加剧。其中，103个城市经济竞争力水平排名上升，占总样本的35.40%。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资源型城市降多升少，共有182个城市经济竞争力排名下降，占总样本的62.54%。
格局
城市的格局往往和区域发展格局一致。中国的区域经济差距，不仅由中国的区域政策决定，更与全球经济变化、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当时的宏观经济结构密切相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善同解读认为，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水平在地域上表现为“北高南低，东北最高”。因为当时工业化起到了强有力的带动作用，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更多依靠投资来驱动经济发展，如内蒙古和天津，依靠中央和外来省份的投资，辽宁则依靠本省和外来省份投资，在这些地区，依靠采掘业、金属冶炼、加工制造、机械和交通设备等产业，城市得到了快速发展。
不过，这段黄金岁月过去后，制造业聚集程度开始下降，投资加快向第三产业转移、“去杠杆”等一系列措施，开始制约了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模式。相应的，以这些产业为支柱的城市，也进入了城市影响力提升的瓶颈期。此外，并不发达的民营经济、体制约束以及环保的压力，正让这些城市失去原有的竞争力，陷入了长期的低速徘徊。
与之相反，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为代表的南方城市经济增长模式多样化，城市经济继续保持活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说：“由于南方的先发优势，且近几年经济由东部向中部的扩散，集中表现在产业的扩散与人口的回流，形成了‘南高北低，南北差距加大，中部崛起’的城市发展局面。”
厦门大学王亚南研究院副院长周颖刚分析称，如果城市发展在空间的分布格局是横轴的话，那么以纵向时间为轴，中国城市发展可分为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型粗放式的城市化，特点就是依靠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拉动城市高速度发展，在这个阶段，发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获得融资。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粗放式的城市化发展难以持续。进入第二阶段后，城市开始走向节约化、可持续发展模式。资本投入产出效益变低，决定现金流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带来的生产与消费。所以现阶段，城市竞争已不再聚焦于资本，而是竞争劳动力和消费人口。
上位
区域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劳动力的流动，并不是哪儿缺往哪儿去，而是哪个地方的人更集中、资源要素更丰富，人力资源也更集中。在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利好下，人口的自由流动提高了城镇化速度。在这个过程中，人口也加速向一级和二级中心城市、大都市区和城市群聚集。
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因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但与此同时，城市群内部城市不平衡、大都市圈内核心城市出现资源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严重制约城市竞争力提升。
解决大都市病问题，需要多中心网络化发展,也倒逼城市加快建设高质量的发展动力体系，来提高中心城市、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地区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
倪鹏飞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城市要重构产业布局，大城市发展高端产业和服务业，中小城市发挥要素价格优势发展制造业；另一方面，城市提高公共服务建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城市产业经济转型升级。
一方面，城市要不断让自己宜居起来，才能承载更多人口；另一方面，也只有不断改善城市宜居水平，才能确保在城市竞争中“C位出道”。倪鹏飞认为，城市只有改善宜居环境，才能吸引人才，继而发展中高端产业，保持城市活力。因此，如何提高城市的精细化管理能力和现代化治理能力，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水平，改善城市环境，是摆在城市面前的必答题。
“目前来看，东部沿海城市与一线城市、强二线城市的公共环境与基础设施更有优势，有良好的人居环境，更能吸引高端人才，优化产业布局。”倪鹏飞表示，一些并不沿海的内陆城市，如成都、武汉、合肥、杭州、郑州、长沙等，也在不断改善宜居环境与营商环境，城市竞争力明显增强。
近几年，处于转型期的东莞、宁波、苏州等东部城市，“看似声音很小，实际上也在改变自身。”倪鹏飞表示，借助于新经济、民营经济的优势，这些城市在完成产业的转型升级之后，也十分注重城市宜居环境的打造，城市竞争力也显著增强。
越来越多的城市管理者认识到，城市发展的动力不仅仅是引入大项目，落地大工厂，创建一个环境优美的城市环境、打造一个廉洁高效的创业环境，才是城市的竞争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