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添、姚昊宇/文

　　在近百年的明史研究中，卫所制度一直是了解明代历史发展的关键。在革命史观的解释框架下，卫所制度的瓦解意味着军事实力下降与土地兼并加剧，成为明末农民战争的远因所在；而在现代化史观的理解中，卫所制度的发展变化及最终衰败被置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成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出现的前提，正是因为对人、土地束缚的减弱，区域性市场才得以成为可能，进而引起16世纪、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一系列变化。然而上述两种范式似乎都只是从制度层面切入探讨卫所制与明代国家的变化，一方面强调卫所制度对于国家控制基层、保障军事力量的意义，一方面则过于将卫所制度视为国家的化身，进而将卫所制度的瓦解视为明代“国家退场，社会凸显”的一个例证。事实上，社会由一个个行为个体组成，他们组成家庭以及其他共同体与国家的代理人官绅、胥吏展开互动博弈。卫所制度对于明代社会的影响绝非只能在宏观的制度史层面进行解释，在微观的细节或许可以更好的观察具体的制度如何与社会行为体相互建构以及对社会的持续影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佛大学教授宋怡明的《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避开了以往卫所研究的缺陷，为明代军事史与明代社会史带来不一样的见解。他利用大量的族谱、方志乃至碑文、口述史等田野材料，以世袭军户为主体，从微观处探讨普通民众如何在“日常政治”中与朝廷之间的互动，再度证明了明代的“被统治者”不只是被动地呼应“统治”。借助“制度套利”世袭军户家族发展出一套与近似于“公司”的控产组织方式；借助“制度套利”，宗族内化了国家制度，使得军户、卫所消亡之后“国家”依然得以存在——换言之，某些宗族族谱、祠堂以及庙会并不属于某种恒久的文化传统，而是特定的制度性产物。那么在《被统治的艺术》中，这项诞生于明初的制度性变革到底到底如何被普通民众“套利”的？不同户籍的民众在“套利”时选用的策略有何不同？带着这个疑问，2020年初我们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采访了宋怡明老师。

　　|访谈|

　　问=徐添 姚昊宇

　　答=宋怡明

　　问：您第一次来到中国是什么时候？那时的中国在您的印象里是什么样子的？有过哪些令您感到新奇与有趣的事情？这些经历对您研究明史有什么帮助吗？您是如何开始明史研究的？

　　答：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3年，是以游客的身份来的。当时，改革开放的成果刚刚开始显现，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很少有外国人。虽然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某些小插曲令人难忘，比如在十三陵野餐或在桂林吃街头小吃，但当时我完全没想到中国会成为我生活和职业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年后，我在华中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教了一学期英语。这给了我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机会。那时，中国还没有自助游的概念，而我靠搭便车（主要是卡车）走遍了全中国，包括遥远的西南和西北。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中国正处在剧变的边缘，人们都在学习如何充分利用摆在自己面前的新机会。

　　我决定开始学中文，先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米德尔伯里学院上中文课，后来又去了台湾。我在1990年代后期住在台湾，那里当时同样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决定读硕士，开始学的是中国哲学，但很快发现历史才能回答我最感兴趣的那些问题。

　　我从未想过成为明史学者，我更关心的是我感兴趣的话题，而非某个时期。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福州宗族史——顺便说下，以那篇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中文著作将在2020年出版——而明朝是宗族史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我不得不学习很多与明史相关的知识，这件事可以说是很偶然的。

　　问：在书的扉页，您致敬了三位老师（卜正民、科大卫与郑振满），请问三位的研究对您的社会史研究有哪些具体的影响？

　　答：卜正民是第一个激发我学习中国史兴趣的老师。他曾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让我受益匪浅。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研究中国的历史学者，而不是研究历史的汉学家。他游弋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我有时也会这样。尽管我觉得自己是独立做出决定的，但我注意到，在一位研究明朝和20世纪历史的老师门下学习了三十年之后，我写的同样是明朝和20世纪的历史。

　　科大卫对我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他觉得在英国学习中国史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所以我一到牛津大学，他就开始计划让我去中国。其次，他非常重视中国学者的工作，坚持让我认识中国重要的年轻历史学者，这对我申请奖学金帮助很大。

　　他的要求非常高。现在，每当有学生抱怨我让他们学得太辛苦时，我都会笑着说，他们应该庆幸自己不是科大卫教授的学生。

　　正如我在《被统治的艺术》导言中所写的，郑振满和我在厦门大学的另一位老师杨国桢告诉我，要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你必须了解中国农村的历史。他们和许多其他老师，如陈春声、刘志伟、赵世瑜等，正在探索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从农村人的角度更好地理解中国农村的历史。我感到自己非常幸运，因为我是在这个华南学派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刚起步的阶段进入这个领域的。

　　问：谈到这本书的标题，许多人会想到詹姆斯·斯科特近年来的名作《逃避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但在我看来，他的早期著作《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可能与您的研究更加相关。在《弱者的武器》中，他将弱者的“日常抗争”作为研究底层抗争的一个研究范式，解释马来西亚农民的偷懒、诽谤、纵火等行为。您的研究是否也是在探讨顺从背后的抗争逻辑？斯科特的研究与您所谓的“被统治的艺术”，真的有本质的不同吗？

　　答：詹姆斯·斯科特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总是非常期待他的新书。但我思考一段时间后几乎总是发现，他的新想法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些水土不服。这是我为本书选择书名时想要表达的观点之一。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鼓励我取这个名字，但我对书名的选择感到遗憾，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它让很多读者立刻联想到了斯科特的作品。他的《逃避统治的艺术》讲述了东南亚山民如何通过自己有意识的选择来逃避国家的统治。中国的一些人也可以这么做。但在大部分地区，国家的渗透比东南亚深入得多。因此，对于大多数时候的大多数人来说，关键的政治选择不是是否由国家统治，而在于如何被国家统治。因此可以说，斯科特和我基本上都同意，我们需要质疑国家的角色，但我们对这一角色重要性的认识有着根本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主要来自我们研究的地理和政治单位的不同。与此类似，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提出了“日常抵抗”的概念，即人们如何不惜损害国家或其他重要行为者的利益来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我感兴趣的是，人们如何在国家内部以一种不会被认为是抵抗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微妙但重要的区别。

　　问：何谓“日常生活政治”？您书中所选取的族谱材料，有一些是来自于世官军户，这对研究“日常生活政治”的研究有何利弊？

　　答：我对日常政治的看法是，它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类型，但大多数人并不认为它属于政治，因为它不是明确关于统治者和政府的；相反，它是关于普通人如何与那些影响但不决定他们生活的政治结构之间的互动。日常政治不是只与社会底层有关，每个人都会参与日常政治。所以我不认为我使用世袭军官的族谱是个问题。这些军官家族可能比普通军人家族拥有更多资源，但他们不得不对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持、保护和利用这些资源进行类似的计算。

　　问：为什么您将军户（而非民户、匠户与灶户）作为明代“日常生活政治”的考察对象？在应对国家时，军户与民户之间的基本策略有何异同？

　　答：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理论的，而是实践的。自从我开始阅读和研究福建族谱以来，我注意到前军户家族的族谱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因为大多数族谱是在清朝、中华民国乃至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编纂的，也就是说，是明朝（军户）制度消失几个世纪以后的事了。这件事本身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明代这些家族的官方地位被记录在很晚才编纂的族谱中？

　　一些人批评我的书，理由是军户和民户有很大不同。我从两方面回应这种批评。首先，即使军户和民户不同，但他们在总人口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可能高达20%，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他们，才能全面了解明代社会。其次，实际上我并不认为军户在实际应对统治的策略上与民户有那么大的不同。他们对国家负有一定的义务，如果无法履行这些义务，就要受到惩罚。不管是军户还是民户，所有人为了趋利避害，都会制定策略。

　　问：在书中，您指出“军户比民户更有可能发展成为有组织的社团型宗族”，可以具体解释一下吗？

　　答：我的很多学生，包括来自中国的学生，都告诉我“在中国文化中，家族真的很重要”。我总是问他们：“这种重要性从何而来？难道中国人的DNA里有鼓励他们重视家族的特殊基因吗？”家族在中国扮演的角色必须通过历史来解释，而不应仅仅作为一个不变的基本原则来陈述。我们现在知道，近代以来引起人们注意的华南宗族的历史其实非常短，它的出现不早于宋代，在明清时期发展壮大。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难题。刚才提到的我的老师，如科大卫、刘志伟等人提出了一个假设，他们认为这可能与国家组织家族纳税的方式有关。军户必须向国家提供劳役，这是他们纳税的方式之一。由于明朝采用的军役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明初同一祖先的后代不得不组织起来履行他们共同的义务。后来，他们用孔子或朱熹的话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但这并不是使他们组织起来的首要原因。

　　问：明中期以降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一方面改变了明代地方社会的经济结构，另一方面似乎也并没有引来剧烈的通货膨胀。从“日常政治”的角度，您能谈谈白银货币化对卫所的影响吗？

　　答：中国“白银世纪”的影响非常广泛。有两个方面直接影响到了卫所士兵。一个是经济的商品化使许多士兵和军官参与到市场中来。我的书重点讲的是华南，但其实从东南到遥远的西北，整个中国都是这样的。士兵和军官在跨国贸易上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利用职务之便谋取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书中主张，福建的士兵不仅无法抵御倭寇，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自己就是倭寇。

　　第二个重大影响是，他们越来越多地以支付白银的方式履行对国家的义务，提供实物的情况逐渐减少。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平民。许多军户开始雇佣代役者。换句话说，他们用货币化的方式应对与国家的关系。但我一直无法回答的一个有趣问题是，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非常熟悉市场；还是说他们之所以对市场如此熟悉，是因为他们早就通过货币化的策略与国家打交道。

　　问：在当今的社会史研究中，对特定时期、特定群体对某一事件所持观念的解读已经成为一个研究热点。您认为，研究者应该如何去处理材料本身和自身解读之间的张力？换句话说，怎样做到是“材料说”而不是“我想说”呢？

　　答：史景迁经常说，他认为历史更接近人文学科，而不是社会科学。我想他的意思是历史学家不应该假装遵循科学法则。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尝试创造性地理解过去人们的生活。不过我认为史景迁大概不会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他的观点实际上是非常后现代主义的。我同意他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文献不会说话，从来都是历史学家在解读文献。

　　同时，我也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我认为我们可以尽量接近历史事实，可以了解过去的人们是如何思考的。我们不仅仅在讲故事，或者说我们本来就不应该这么做。华南学派的研究方法的优点之一是，他们可以通过地方文献听到过去的人的声音，而在传统社会史著作中，这些人是从不发声的。

　　问：您在接受李仁渊教授的访谈时提出“以往学者可以凭借一份契约或少数文件建立一套模式，然而像是永泰这种一天可以发现一千件契约的状况，历史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掌握数量如此庞大的文献。透过大数据，历史研究者可以从巨量文献资料中找到新的研究视野。”但亦有一些学者认为，利用大数据处理民间文献，研究者得出的很多结论只是对既有成果的证实，大数据技术的实际有效性值得怀疑。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批评？

　　答：我当然不认为大数据可以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但我确实同意，对于许多问题，它给我们提供的答案远比孤立的个案给我们的答案可靠。

　　目前关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市场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实际上是以少量土地契约为基础写成的。在评估这方面的著作时，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是，我们需要确定我们看到的变化到底是普遍的、长期的趋势，还是仅仅是因为与这些材料相关联的特定家族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我看来，利用大数据验证现有理论以获得更大确定性是很有前途的。

　　我们还有许多尚未有满意答案的新问题，而大量新地契使我们有可能回答这些问题。例如，我们只有将从族谱中得到的关于家族规模的知识和从地契中得到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了解不同时间家族规模和土地获取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科技的帮助，这件事并不容易做到。否则的话，我们早就这么做了。

　　问：近年来，通过吸收借鉴徽州文书研究的有益经验，中国各地研究机构都在努力搜集整理本地区的民间文书，但这些恐怕是最难写文章的史料。您认为，在社会史视野下，针对民间文书特别是契约的研究，如何进行学术创新？如何在经济史与法律史之外，为民间文书研究创造更多可能？

　　答：我现在正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在目前与厦门大学的合作项目中，我在处理永泰的民间文献时，感受到新发现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当早期的徽州研究正在进行时，环境史的概念甚至还没有出现。在永泰的案例中，我们应该能够追溯环境利用模式变迁的历史。我还没有真正开始这项工作，但如果能与土壤学家合作，看看我们是否能将这些地契与土壤物理性质的变化联系起来，那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永泰的大量地契涉及的不是普通人，而是不同类型的组织，这些组织在永泰被称为社或会社。其中许多具有社会、宗教和经济功能。这些组织的财产所有权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们的功能，以及这些功能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

　　再举一个例子。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如果我们把地契和当地其他文献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可能得到一些真正令人兴奋的成果。这是可能的，因为与早期的徽州文献不同，永泰的文书仍然留在当地。我们可以说它们具有归户性。例如，通过将地契与族谱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移民到一个新村庄的过程是如何与土地所有权产生联系的。

　　我们有新材料、新数字工具和新想法，对于中国地方史研究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