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白 北京报道 在很长一段时间往往被外界认为是宏观经济领域学者的卢锋，在疫情之后，开始重新审视他最初进入到经济学科时所研究的领域。
最近，他连续撰文探讨了农业革命开启人类新疾病模式、农业革命后健康疾病模式变化原因等。在卢锋看来，“历史进步与退步往往如影随形执手相伴。从人类疾病史角度观察，农业转型也对人类祖先健康带来前所未有新挑战，为各种新发传染病和其它流行病出现和发展提供现实条件。”
卢锋，英国利兹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在英国利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任教。任教期间曾赴美国哈佛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英国发展研究院做访问研究。此前他曾出版包括《大国追赶的经济学观察——理解中国开放宏观经济（上下册）》、《宏调的逻辑——从十年宏调史读懂中国经济》等，影响广泛。
但一直到去哈佛做访问研究前，卢锋的研究领域其实都是中国的农业经济。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的对外粮食贸易，1995回国后又在农业经济领域深耕了6年，对粮棉价格与市场干预政策效果、粮食贸易、粮食安全与禁运风险等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研究，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并出版了《半周期改革现象——我国粮棉流通政策与食物安全研究》一书。
在2020全球遭遇新冠疫情冲击之后，卢锋认为，经济学已经被重新赋予了新的维度。“我们的工作方法、社会组织状态、生产供应链、国际关系等等，都正在发生变化。”这是他要回归到农业领域的研究、进行农业革命与人类发展命运变化写作的原因。
在卢锋看来，当疫情产生无与伦比的冲击之中，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疫情的出现他不是给社会经济组织运行增加了一个影响因素，而是增加了一个维度。疫情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所以我现在在考虑疫情经济学。”
而对于当下互联网资本的力量进入到农业领域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卢锋的看法还是相对谨慎。“资本和技术的进入相信肯定能够给当下农业生产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但究竟能否形成一次彻底的生产力革命，现在还不好说。”
【对话】
从变革到革命
经济观察报：如何定义农业革命？
卢锋：有人认为农业革命是一场骗局。我觉得有些偏颇，农业革命作为生产力一次飞跃，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组织的历史性变迁，为后续文明、城市以及阶级社会出现奠定了基础，是人类演化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据目前考古学界认识，农业革命从公元前9500年开始先后在中东、印度、中国北方和南方等若干区域发生，随后逐步扩散到若干其它地区。农业革命伴随劳动生产工具从旧石器、中石器向新石器演变。
过去几十年，生物考古学特别是古病理学研究取得前所未有进展，改写了人们对农业革命与人类健康疾病关系的传统认知。新石器农业革命后人类疾病新模式形成，构成人类疾病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思考当代新发传染病再次活跃以至目前新冠疫情影响都不无参考意义。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农业事实上没有发生真正的大的革命。这就使得历史进展中往往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编者注：马尔萨斯人口陷阱是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研究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理论。马尔萨斯人口陷阱是说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
通常在看中国历史变迁时，会归咎很多原因，比如战乱、阶级斗争等等。但其实是中国一直没有走出人口陷阱。这是因为除了战乱等原因以外，根本原因是没有实现经济模式的转变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经济观察报：当下许多互联网资本开始进入到农业领域，试图实现农业的数字化。这是否能够认为是正在发生新的农业革命？
卢锋：当前技术的变革固然能够帮助农业提高生产效率，但如果要从农业革命的角度来看，真正称得上是革命的，还是能不能够解决人口的吃饭问题。
现在资本的力量进入，更多是讲怎么能把组织建得更有效率，从而更好地满足一些目标。我们当然能够称之为革命，但它和我们前面说的不是在一个层次，更多是微观层面的变革。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样日积月累的变化将会产生新的作用。
需要看到的是，农业从生产环节来看，它的规模就没法特别大。所以你要学农业经济学，他可能第一句话就是说农业生产时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就是农业经济系统与农业生态系统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的变换。正是通过这种物质和能量的变换，农业的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才得以实现。
所以农业不能够像工业流水线生产那样，去清晰界定每一个生产环节，从组织形式上也就无从确认生产绩效。所以为什么农业到现在它基本的生产单位还是家庭？
即使是美国已经实现机械化的大农场，它其实也还是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单位。这是农业无法像工业化实现那么大规模生产的原因。
资本和技术的进入相信肯定能够给当下农业生产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但究竟能否形成一次彻底的生产力革命，现在还不好说。
历史与未来
经济观察报：农业在疫情经济学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卢锋：从人类疾病史角度观察，农业转型也对人类祖先健康带来前所未有新挑战，为各种新发传染病和其它流行病出现和发展提供现实条件。
过去几十年，生物考古学特别是古病理学研究取得前所未有进展，改写了人们对农业革命与人类健康疾病关系的传统认知。
比如农业革命使得人类第一次获得食物供给控制能力，正常年景下可能提供一两成的剩余，为长期社会分工与效率提高以及城市产生奠定了基础。
但也正是农业革命后形成的人类疾病模式在文明和城市出现与演化环境下进一步发展，到更为晚近历史时期欧洲探险家和殖民者侵入新大陆带来疾病大交换，奠定了近现代人类疾病全球化环境的历史前提。
比如在采集渔猎时代，猎杀和屠宰野生动物也会通过血液和体液接触造成病菌侵入人体致病机会。然而农业时代牲畜家禽饲养要求人类与动物更加日常性近距离相处，使得来自动物的人兽共患病原体向人类宿主“跃迁”并导致感染机会显著增加。
就文明社会人类熟知并深受其害的诸多传染病来说，追根溯源大都以人兽共患病作为其演化起点。天花、结核病等传染病来源都可追溯到驯养反刍动物源头。
我最近也在看过去几十年的古病理学研究，新石器农业转型后人类疾病新模式形成，构成人类疾病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思考当代新发传染病再次活跃以至目前新冠疫情影响都不无参考意义。
经济观察报：当前资本市场正在追逐人造肉概念，有观点认为这将会对未来农业生产产生根本性的冲击，您怎么看？
卢锋：从外面看，我们不清楚这一技术究竟进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但如果说要对农业生产方式产生颠覆为时尚早。因为即使是实验室合成，它也需要原材料。农业生产的基本光合作用才能够提供生物能量的来源，这是我们最起码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