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临/文
难以定义的多面人
2020年9月5日，59岁的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教授在威尼斯去世。格雷伯于1996年以论文《1987年的灾难：马达加斯加农村地区的记忆与暴行》获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6年间在耶鲁大学任教，并自2013年起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格雷伯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就在离世前一周，他才表示在与自己的博士导 师 马 歇 尔·萨 林 斯（MarshallSahlins），合作出版了《国王论》（OnKings，2017）后，正着手构思另外一本“更加有趣的”关于海盗的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的讣告慨叹：“与他的每次对话、阅读他的每本著作，都将我们引至全新的研究路径。他反对无所不在的愚昧无知……也许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他活成了人类学家应当成为的样子——展示传递其他的可能性。”
但在学界之外，格雷伯的另一重身份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最广为人知的是，他是2011年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还参与提出了运动的口号“我们就是那99%的人”（We are the 99%）。这个口号脱胎于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1年的文章《1%有、1%治、1%享》（Of the 1%,by the 1%,for the 1%）；这种对极少数人拥有资源与把持权力的抨击、对全球1%权贵统治的反抗，恰恰是贯穿“占领华尔街”运动始终的核心立场。
2005年，耶鲁大学宣布不再续聘时任人类学系副教授的格雷伯，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不少格雷伯的支持者认为这或许与格雷伯频繁参与社会运动有关。但超过4500人的联名请愿也没能改变耶鲁大学管理层的决定。此后，拥有斐然学术成就与多封名家推荐信的格雷伯曾向超过20家美国大学申请教职，但均未能通过首轮筛选，不得不远赴英国学术圈。不过，格雷伯在推特上自我介绍道：“我是一名人类学家，有时候我会参与占领行动。我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行动，而不是一种身份，所以请不要用‘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来称呼我。”或许格雷伯本人会对讣告的平实称谓感到满意：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公共知识分子。
人类学：天然的无政府主义属性
在2004年出版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一书中，格雷伯提出，在实行平均主义的“原始社会”、马塞尔·莫斯笔下的“礼物经济”以及自己在马达加斯加的地方自治模式，这些声名不彰的无政府主义社会运作良好，“‘最简单的社会’其实一点也不简单”，皆因被贴上了预设的“原始”“落后”标签。以背后根植的所谓“现代性”概念及其标志之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来概括历史，有可能滥用了这些思考的工具与角度，正如受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影响，习惯将英国的自由放任经济学和法国的共和政府相结合，尽管两者从不曾同时出现过。
格雷伯认为，这种“将世界或社会定义为一种总体系统的习惯想法，无法避免地令人以为革命必定是巨变”，把革命“看成是和之前历史的决裂”。但在格雷伯看来，正确的提问方式应该是：“什么是革命的行动？”而对此的回答应该是：“革命的行动是任何对某种形式的暴力或者支配的反对乃至于反抗，并且通过它重新建立社会关系的集体行动。革命的行动不一定要推翻政府。在权力底下创造自治的共同体的尝试，根据定义几乎可算是革命行动。而且历史告诉我们，这种行动的不断累积会改变（几乎）所有一切。”
格雷伯尝试建立一种基于无政府主义的“共识主义”，因此所谓“原始”社会的许多具体行动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格雷伯强调，无政府主义就是实现由人民自治的社会所需要的理论，与“把人民当作小孩”不同，无政府主义是“把民众当作大人”。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现代的工作选择，所谓的革命行动未必是完全不工作，而是脱离结构性暴力与体制性压迫，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节奏：“在20世纪初的大部分欧洲国家，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工人工会的主要区别是，社会主义者倾向于为工人争取更多的工资，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是争取更少的工作时间。”
其实人类学对田野、边缘、无规训、反权威、自下而上以及一切可能性的亲和，天然具有某种无政府主义的属性。格雷伯进一步指出，“整个学术场最基本的政治承诺其实是一种广泛的民粹主义。起码我们绝不是站在迷恋自己是精英的那一边，而是和那些小人物在一边”，而这要求大部分人类学家在实践上“不断地、仪式化地与全球精英划清界限，尽管我们作为学者，毫无疑问是全球精英的一部分”，在学术上则应当避免过度个别化、本土化地解读案例，避免忽视对制度的翻转、挪用和重新理解。
债务：被定量化和暴力化曲解的道德与责任
在2011年出版的《债：第一个5000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一书中，格雷伯从货币出现之前的人类历史一直梳理到全球化下的金融经济和次贷危机，深入分析了我们习以为常却未经省察的“欠债还钱”观点，发现暴力和定量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将我们的道德感、责任感和正义感简化为“转变成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商业化、市场化、物质化的表现方式。“欠债还钱”已经上升成为道德层面的论述，或者按照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所发现的那样，德语中“错误”（Schuld）这一基本道德概念，却恰恰源自“债务”（Schulden）这个物质概念；而格雷伯进一步提出，“负罪感”“自由”“原谅”甚至“原罪”也可以说都起源于经济活动。
格雷伯精辟地指出，“债务是要偿还一定数量金钱的责任。因此，债务和其他形式的责任不同，它是可以（通过货币）被精确地定量衡量的。这使得债务变得简单、冰冷、不夹杂任何个人感情，相应地，也就使得债务具有了流通性。”更深入来看，“暴力，或者说暴力威胁，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数学算式的方式……似乎漂浮在围绕着债务这个话题的每一个东西的周围”。正因如此，“几千年以来，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斗争在绝大多数时候以债务人和债权人相冲突的形式呈现”，正如古典主义学者摩西·芬利所说，古代所有的革命运动都有同样的一个步骤，即“取消债务并重新分配土地”。
事实上，格雷伯对债务的分析，与之前对无政府主义、结构性暴力与体制性压迫的洞见一脉相承，因为“消费者债务是我们经济的血液。所有现代国家都是建立在赤字开支的基础之上。债务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但似乎没有人知道“建立在暴力之上的关系”“看上去更加符合道德要求”的债务的合理性与准确含义。格雷伯特别指出，债务道德最有害之处在于“仅仅关注世界上能变成钱的东西”。解决的办法，或许是“如何将生活变得更容易，向一个人人可以靠更少的工作来获得更充裕的生活的社会靠近”，并且把“不勤劳的穷人”看作“引领一种新经济秩序的先驱”，把民主视为“让所有人同意以不同方式安排事情”，以避免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倾向。
街头政治：反制蛮横无理的权力
在2013年出版的《为什么上街头？新公民运动的历史、危机和进程》（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a Crisis,a Movement）中，身兼发起人与学者双重身份的格雷伯近距离地细致观察、翔实记录和客观分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全过程，从实践上和学术上进一步丰富了对基于无政府主义的“共识主义”的叙述与阐释。
与《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类似，格雷伯结合公民运动历史，呼吁和寻求的是基于充分共识、平等参与和共赢的直接民主，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基于由暴力维持的投票机制的“多数人的暴政”。但与10年前的书生论政不同的是，格雷伯作为资深社会活动家，分享了在公民行动中促使群体取得共识的操作原则和决策工具，以及如何“占领”及“解放”各种公共空间的实际经验。
具体到对行动目的、策略和方法的认识，格雷伯提醒读者，“当权者从来不会自愿放弃任何权力”“政治现实实际上是由‘权力’构成的，但究极而言，所谓的‘权力’不过是组织化暴力的美名而已。（因此）我们必须创造空间，让自己能够真诚地遵守讲理与妥协的原则……而这必然意味着，在面对蛮横、不讲理的权力时，我们不该诉诸任何‘讲理’的妥协，而是应该以弹性与巧思的反制力量对抗。”重要的是“唤起参与者的共识”，同样重要的是“要记得任何行动团体之所以存在，都是为了要做出行动、以某种方式来改变世界”。
格雷伯强调，“革命在任何国家酝酿发酵最明确的前兆，就是失业人口增加和大学毕业生穷困潦倒。”1993年，不到一半的美国大学毕业生背负债务，而这一比例在20年后已超过三分之二。“以前，大学自诩能体现一种古老的理想，即财富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有财力与空闲去追求知识，并理解这个世界；现在，追求知识的唯一正当理由，却被认为是促进对于财富的追求能力。”而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还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构思的都是建立一个在平等与团结基础上的世界，“人类在其中可以自由地相互结伴，依据他们发现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去追求无穷无尽的各种愿景、计划和概念”。这也呼应了《债：第一个5000年》的基本立场。
科层制：批判、消解与重构自由
在2015年出版的《规则的乌托邦：官僚制度的真相与权力诱惑》（The Utopia of Rules:On Technology,Stupidity,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中，格雷伯更深入剖析了“蛮横、不讲理的权力”的制度形式——官僚制度。为论述切题开路的，是一个荒谬的故事：儿子为了协助已中风的母亲领取社会援助金以缴交医疗费用，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终于请到公证人在医院见证母亲签字授权儿子动用自己的银行款项；但银行却因为表格上的签名和姓名两栏倒转填写，就拒收了授权表格，要求医生证明母亲精神清醒，可以完整、正确地理解所签表格的内容，并强调只有当事人死亡才有可能豁免医生证明。结局是悲伤的：中风的母亲最终辞世，而儿子就是格雷伯本人。
格雷伯提及，在“国家”的概念下，其实汇聚了三股在历史上各自独立的元素，即主权、科层与英雄政治。马克斯·韦伯在著作《经济与社会》中指出，现代社会就是个不断科层化的过程。格雷伯则针对只讲求以非人性规则对所有人均等统治、无视对个人的热忱与关怀的科层制，从上下层的权力不对等的结构性暴力、扼杀人类整体创造力和想象力、让人们失去理解他者生活意欲的政治价值等角度着手，批评韦伯过度乐观地认为科层制可以让社会生活客观、理性、有效率，事实上只是乌托邦想象多于现实。
格雷伯宣称：“左翼，本质上就是要批判科层制。”这也有助于大量有创意的学术思想、艺术成果和社会行动在人们摆脱科层制的革命性时刻涌现出来。“自由，其实是人类的创意自在的行动跟其不断创造出来的规则之间的张力。”因此，关键在于让规则既激发人类创造力又有利于人们自由践行，增进被科层阻隔的相互理解，消解结构性暴力和社会不平等。
无意义的工作：如何重拾闲暇、创造性与尊严
格雷伯去世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2018年的《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论狗屁工作的出现与劳动价值的再思》（Bullshit Jobs: A Theory）。按照格雷伯的定义，所谓“狗屁工作”，指的是对社会和受雇者本身来说都毫无意义、完全没必要甚或有害但受雇者基于雇佣条件又觉得有必要佯装不知的工作。具体来说，格雷伯将其分为五大类：让某人自觉举足轻重的帮闲（flunky）；甘为权贵利益附庸的打手（goon）；修正解决本不该存在的错误的补漏人（duct taper）；让组织感觉岗位设置“人有我有”的打勾人（box ticker）；负责指派或创造工作给自己本不需指挥的下属的任务大师（taskmaster）。
有意思的是，在过去数十年间，真正的传统服务业人员增长无几，倒是行政与管理人员、金融财务会计法律等专业人士、信息科技业从业人员等几大门类的职位有大幅增长。但在格雷伯看来，往往是后者这些看似待遇优渥的专业工种，应该被列入“狗屁工作”之列，而且客观上容易带来嫉妒、自卑、碌碌无为等负面心态，并且工作大量占据了劳动者的时间，碎片式的消费成为了享乐的唯一选择，让人们无法、无心和无力去理解和追求生活的其他可能性。这又回到了《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中的论断：“古代的奴隶制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旧版本——或者说现代资本主义只是奴隶制的新版更有说服力。不同的是它不再是由别人把我们出卖或出租，而是我们将自己租出去，但基本上都是同一种安排。”
格雷伯探究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为何会创设出大量毫无意义的工作岗位，结论就是在“管理封建主义”（managerial feudalism）这种思维定式下，无论国家、机构还是工会都觉得就业越多越好。这不禁让人想起那则著名的苏联笑话：“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给我们工资。”格雷伯提出的解决之道是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UBI），这乍看之下像是提议“铁饭碗”制度，但背后是致力于让劳动和雇佣劳动制脱钩、解决劳动支配权，让更多的人在没有经济压力下拥有闲暇的时间、创造性的工作和有尊严的生活。
格雷伯说，这本书只提出了问题而非给出了答案。但我相信，至少格雷伯对自己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公共知识分子的三重身份、三份工作是满意的，因为它们代表了对缺乏独立思考、批判能力和反抗意识的“单向度”活法的拒斥，代表了对社会科学研究知识范式转型与学术政治转化的热忱。“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作为思想者、实践者、宣传者，不应该满足于和停留在理解世界的意义、为特定的价值体系做辩护，还必须负责任地改变和改造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让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真正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